什么是真正的“做多中国”

张维2024-10-15 21:36

张维/文 近来A股的走势可谓是惊心动魄，从失守2700点到冲上3600点，又再跌回3200点，骤涨骤跌，A股也有自己的“收视率打法”。

同样坐“过山车”的还有股民的心情，“看空论”和“速胜论”打起了回合战，交替占领舆论高地。

这种情况下，免不了很多朋友问：张维，你怎么看？

近三个月上证指数走势

来源：Wind

一、如何看待最近的股票市场？——长期低估后的价值回归

股市如同钟摆，由投资者信心与货币政策等因素驱动，股价短期内可能偏离实际价值，但最终将回归价值中枢。

过去几年的熊市，估值严重偏离了合理水平，长期压抑的情绪急需一个突破口。于是，积蓄已久的力量在货币政策的驱动下瞬间爆发，市场迅速回摆。这次摆动承载了太多的政策与社会因素，方才展现惊人之势。

如果认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变化，所以股市也不会有大变化，那么这个认知是片面的。2001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而股市却是一个巨大的熊市。这种背离的情况，无论中外，俯拾皆是。

1990年以来的中国GDP和上证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Wind

因此，我在基石资本的22条投资“军规”中强调：投资与宏观经济无关。股市不是经济的晴雨表。从5至10年来看，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并不成正比。同时，股价走势与企业绩效也并非完全对应。

心理的因素、信心的力量，被低估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股市的价值中枢本来就要高一些。而且我们的冒险精神或者说投机心态，也会导致估值偏高。

但换言之，“繁荣”或许是非理性的，“萎缩”又有何理性可言呢？“非理性繁荣”和“非理性萎缩”本是股市的一体两面，我们不能只对“非理性繁荣”避如蛇蝎，却将“非理性萎缩”视为理所当然。

图：【美】罗伯特·席勒《非理性繁荣》

罗伯特·席勒引领了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1981年，其发布Do Stock Prices Move Too Much to be Justified by Subsequent Changes in Dividends一文，指出美国资本市场总体股价变动大大超过了由股息变动决定的趋势，有力挑战了有效市场假说。2013年其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今看到A股财富效应将起，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家，都大为振奋。前段时间我有句无奈的戏言，说中国硬科技突围最难的一关，可能就是A股3000点这一关，现在这关有望闯过了。

一个包容的、有强大财富效应的资本市场，对保护企业家精神、激励创新创业、推动科技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注册制的核心正是调动全社会的创业和投资热情，进而改变全社会的融资结构（相关文章请见《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链接：//www.yunxiqiu.com/2024/0829/684221.shtml）。

所有政策本质上都是为了提振人们的信心。国家此次对A股的政策支持无疑是极为强力的，但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与其说是可期的海量流动性，不如说是由此传递出的国家对民营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

“看空论”和“速胜论”，各有其谬误，因为“做多中国”是一场持久战，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并无捷径可走。股市长牛背后的关键因素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其核心密码是支持民营企业、培育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其底层逻辑是法治社会和市场决定论。

二、从剖析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看如何打好“做多中国”的持久战

如何打好“做多中国”的持久战，简单地从一张图就可以看到答案。

半导体厂商销售额排名（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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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IC insights、TechInsights ，数据包括IC（集成电路）和O-S-D（光电子、传感器以及分立器件）

半导体产业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美苏争霸。1990年的海湾战争和1991年的前苏联解体，宣告了美苏两大集团竞争的终结，美国以科技制胜。半导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民用领域，以所谓的“摩尔定律”，开始了惊人的迭代。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完全离不开半导体产业的惊人成就。同时，半导体产业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的基石。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全球最重要的产业，是皇冠上的明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纵观近四十年的半导体发展史，比较历年销售额前十名的企业，可以看到，随着产业的发展，榜单上的企业在不停变换。

日本无疑是成功的赶超经济体，在半导体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但其在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前十名中的位置，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占据半壁江山，到今天荡然无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益于美国扶持韩国对抗日本的策略，韩国半导体企业开始崛起，登上榜单，三星和海力士表现非常强势，但多年来也仅有这2家企业值得一提。

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只有一家在榜，但足够亮眼，即台积电。如今台积电常被认为是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企业——《纽约时报》甚至直接说它是全球最重要的公司，因为它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家如果被迫停产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的企业”。这家全球最大晶圆制造厂的市占率超过60%，尤其是最先进制程的芯片，超过九成都依靠其生产。所以英伟达CEO黄仁勋说，芯片行业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而台积电则是芯片行业的基石；台积电已经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基础平台。

台积电将其全球最先进的制程放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工厂。台积电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全球布局，到美国亚利桑那、德国德累斯顿、日本熊本县等地建立工厂。英特尔CEO基辛格说：“过去五十年里，油田的位置决定了全球地缘政治。未来五十年，地缘政治将由科技供应链和芯片在哪里生产决定，就是这么重要。”

但占据榜单最多的还是美国企业。从1985年至今，美国在榜单中的整体位次不断靠前，而且上榜的企业及其位次一直在变化。20世纪80年代扛旗的是TI（德州仪器）、摩托罗拉，然后是英特尔，之后高通、博通、美光、英伟达崛起，可以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

为什么日韩台的半导体产业都取得了成功，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却依然受制于美国？我想仅看这一榜单，原因就很明了。

这些在半导体产业取得了成功的地区，在发展半导体产业上，其实都运用了举国体制或者举地区体制，只不过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赶超型经济体，可以归结为东亚模式，充分整合现有资源、集中力量推动大企业发展。

日本作为首个挑战者，必须依靠举国之力。在政府的统筹引导下，日本成立了产官学联合体，集中资源进行研发和大规模生产。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1976年，日本通产省牵头，组织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电气、东芝等日本最大的五家计算机企业，还有各研究所的专家，组成了“VLSI技术研究组”。研究中，约有20%的基础性问题与通用项目，由五家公司和通产省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的派出人员共同在研究所研究，其余的80%由五家公司各自独立研究。项目开发共耗资737亿日元，其中政府补助291亿日元，占比近四成，总预算的80%—85%给到了私人公司。项目开发成功后，研究组以“缴纳收益”的形式把国家补助又归还了国库。1987年，收益缴纳完毕，专利权将归发明人所属公司所有。

最后，日本先于美国研发出64k和256k 动态储存器，奠定了其在 DRAM （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的霸主地位。在鼎盛的1987年，日本在DRAM市场的占有率达到约80%。

韩国则是日本的迭代版本，更加集中、极致和垂直。20世纪80年代，借美日贸易战之机，韩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推动以三星为代表的几家韩国大企业进入半导体领域，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支持，大力促进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三星两代掌门人李秉喆和李健熙父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健熙是韩国最早看到半导体产业机遇的人之一，甚至在韩国政府及其父李秉喆之前。1974年，年仅32岁的李健熙便已向父亲提议要进入半导体产业，在遭到拒绝后，仍未放弃，之后用私人财产收购了韩国半导体公司，这就是三星半导体的前身。1975年，韩国政府才开启推动半导体业发展的六年计划；1983年，三星才开始全力进军存储芯片领域。

一旦李秉喆决定进入半导体行业，他就直接押上了公司的未来。三星刚进入DRAM行业，市场就进入了低潮期，美日多家企业都选择了缩减产能或退出市场。在每卖出1片内存就会亏损1美元的情况下，全公司上下纷纷建议退出市场，李秉喆却仍采取了“逆周期投资”的策略，反而加大了投资。到1986年底，三星半导体累计亏损达3亿美元，但是在韩国政府的强力支撑下，三星坚持了下来。1992年，三星超过日本电气，成为世界第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中国台湾地区和日韩的举措相似。中国台湾地区成功的核心是张忠谋和台积电，用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话说，台积电不仅创造了自己的行业（专业的半导体代工制造产业），也创造了客户的行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

李国鼎和张忠谋的故事也是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典范。作为中国台湾地区负责产业发展的核心官员，李国鼎提出了创办台积电的想法，延揽张忠谋回台，让他自行决定企业发展路线，并帮助台积电排除了起步期的各种障碍，特别是说服政府为台积电出资48%，并帮助募集了剩余的资金。作为企业家，张忠谋于1985年被“十顾茅庐”请回中国台湾地区，1987年创立台积电，开创了晶圆代工的模式，并将台积电带领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企业。因此，张忠谋说，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积电。而黄仁勋说，没有张忠谋，就没有英伟达；没有台积电，就没有今天的全球科技产业。

2005年，张忠谋在74岁的时候退休。4年后在台积电遭遇挑战的情况下，他又以78岁高龄再干了9年，把台积电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台积电的公司治理上，中国台湾地区也表现出了对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和对企业家意志的保护。在董事会构成上，目前台积电仅有一名政府代表出任董事，其余是2位台积电内部董事，7位外部独立董事，可谓是完全市场化运作。

张忠谋在台积电的股份虽不到1%，在任时却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中国台湾地区并没有太多干预企业的经营。

而与日韩台充分整合现有资源、集中力量推动大企业发展不同，作为半导体产业的发轫者和引领者，美国选择了更加细分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相较而言，日韩更强调对在位企业的支持与配合，而美国更重视发展新进企业，促进市场竞争。日韩半导体行业的进入壁垒很高，而美国则致力于通过反垄断等方式降低新企业的进入门槛。

其中，美国最重要的举措是培育市场。半导体起源于支持国防业和宇航业需求，美国国防部的采购需求对美国半导体行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图：Sputnik-1模型

1957年，前苏联发射全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震惊了美国。（该图片版权已进入公版）

正是在下游需求的刺激下，集成电路技术才得以迅速成熟和迭代，成本大幅降低。从1962年到1968年，每个集成电路的平均价格已经由50美元骤降至2.33美元，为半导体从军用走向大规模民用创造了可能。1962年，美国集成电路还完全依赖于官方市场，但仅仅4年后，整个集成电路的市场规模就增长了30多倍，民用市场则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1978年以后，政府占比就不到10%了。

美国半导体行业分散化特点的弊端也相当明显。在某个技术已经成熟、发展曲线变缓的细分行业，他们面对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竞争对手时，往往显得不堪一击。比如在DRAM行业面对日本的竞争中，美国各自为战的小企业很难与一个高度整合、有序组织的集团军相对抗。

但随着半导体产业发展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细分化，少数在位的大企业显然无法实现整个全产链的全覆盖，美国的分散化和专业化，反而有利于新领域的技术和组织创新。

图：【美】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否则产业人士最看好的项目也无法吸引人们的创新努力。有时，鼓励政府建立促进创新活动的制度以及给特殊的创新项目融资固然可以有所帮助，但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过能替代自由企业的焕发经济活力的机制。”

其中的本质原因在于，赶超模式与领先模式是不同的。

在追赶阶段，有现成的方向与路径为参照，政府可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效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实现超高速增长。

然而，当赶上之后，从跟随者变成引领者，政府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如果要自主在未来无数的可能性中选择出正确的那一个，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纵使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也只能“拔剑四顾心茫然”。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无数个体在利益驱动下，进行无数次的试错，才更有可能走出最高效的道路。

作为最成功的赶超案例，日本变身引领者后，因循同样的套路，也没能再现过往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现半导体存储器全球领先后，为了在信息技术领域也超越美国，于1982年提出了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目标是开发出具有大规模并行计算与人工智能等能力的新一代计算机，并举全国之力投入了巨资开始实施。计划的技术目标很清晰，但设计思想并不完善，步子也迈得太大，10年后，计划宣告失败。而同期在美国，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了Macintosh电脑，首次将图形用户界面广泛应用到个人计算机之上。如今，日本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都乏善可陈。

创新的不可计划性，在前苏联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前苏联半导体产业的失败，即为政府强行干预创新的恶果。前苏联在半导体的起步阶段与美国几乎并驾齐驱，前苏联发明晶体管的时间，仅仅比美国晚了几周。然而，在政府的主导下，在两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前苏联的半导体产业都走上了错误的方向。

第一次是晶体管与真空管的选择。由于苏联军方对技术前景缺乏认知，所以基于对核战爆发的考虑，以及资金总量的限制，苏联放弃了自己认为不适合核战争的晶体管方向，举国之力继续研究真空管，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凭此造出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然而，在另一边，走全面探索道路的美国最终找对了方向，发明了集成电路。

第二次是自主创新与全面复制的选择。在意识到集成电路才是未来后，前苏联也调转方向开始研究集成电路。然而，相对于自主创新，苏联选择了全面复制的战略，主管领导不顾科学家的反对，要求科学家必须“100%”地严格复制美国的芯片和设备，导致前苏联的半导体产业永远只能跟在美国半导体后面亦步亦趋，从根本上断绝了前苏联创新的根基。

【美】达龙·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核心在于政治和经济制度，包容型政治制度和包容型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型政治制度和攫取型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可持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共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埃德蒙·费尔普斯、曼瑟·奥尔森、达龙·阿西莫格鲁等杰出学者，都长期致力于探索实现繁荣的路径。他们聚焦于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产权和激励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其观点很有启发意义。基石资本的读书推荐，也都一直在推荐这些学者的书。

三、为什么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是关键

由政府主导创新的前苏联模式以失败告终，而无论是分散式创新的美国模式，还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东亚模式，这些取得了半导体产业成功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由企业主导创新。

原因很清晰：硬科技需要至少一两代人的努力，需要企业家精神，而这些，在民营企业中才更为彰显。

这个道理，在张忠谋对李健熙的点评中被生动阐释：“日本公司的没落除了日元升值，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三星的李健熙，这个人很厉害……”

“韩国三星的崛起，李健熙绝对是关键。因为他是老板。日本强的半导体企业东芝、日立、NEC（日本电气），他们的这个半导体总经理都只是专业经理人，而不是老板。”

“好的老板是很难找的，一千个里头只有一个；不过，李健熙刚好是那一千个人当中的一个。李健熙本身不是半导体专家，可是他认识、了解半导体的潜力，也认识了手机的潜力，是关键人物，他是英雄造时势……”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功。如何看待所谓的“中国奇迹”？

科斯曾给出一个解读。他在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指出：中国经济的改革事实上是一种二元并行的状态，一种是由官方领导和发起的改革，另一种则是由底层民众自发形成的改革，即“边缘革命”。政府主导的改革释放了很多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真正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这些体制外力量发动的边缘革命，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带领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解决了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包括经济运行效率、税收、就业、GDP（国内生产总值），等等。

图：【英】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和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比东欧和前苏联更成功，是因为中国是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M-型”经济），而后者是一种以职能和专业化“条条”原则为基础的单一形式（“U-型”经济），前者能够更好地解决激励问题。中国的M-型组织让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来使本地区得到发展，为促进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性。

钱颖一还指出，在产权安全的情况下，私有企业的效率是高的，而其他形式所有制的企业因代理人问题会造成扭曲。然而，如果是在现实经济中存在其他扭曲，譬如没有法治而导致产权不安全，那么纯粹的私有企业就会支付额外成本，以寻求对产权的保护。

许成钢还进一步对比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经济的企业层面的特征和绩效，确认中国并不存在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模式，中国过去发展成功的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一致，即私有企业的绩效超越国有企业。中国的私有企业的绩效是转轨国家各类企业中绩效最高的；但是同时，中国国企的绩效则是转轨国家各类企业中最低的。

所以他说，“真正的中国奇迹，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从不合法到合法、从无到有的巨大发展。”

无法解决公司治理问题以及识别和保护企业家是国企的“阿喀琉斯之踵”。国有资产管理方的核心使命和责任是识别、发掘和保护企业家，通过改革产权机制和治理结构等方式，使企业家持有一定的股权比例，并对企业经营具有高度自主权，从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但在各种受限下，这一使命极难完成。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任正非和张忠谋都是当今最为卓越的企业家。任正非1944年生，43岁时创立华为，张忠谋1931年生，56岁时创立台积电。华为和台积电都成立于1987年，如果他们在国企工作，任正非在2004年、张忠谋在1991年就得退休了，那么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为和台积电了。

企业家在经济与产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激发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信心，才是推动发展与进步的核心要义。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何在？来自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包括对政策、法律、营商环境、产权以及安全等各个方面的预期。在满足了温饱的生理需求的今天，安全需求已成为最基本的需求，若连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都无从谈起。这不符合李录说的常识。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趋利性执法，是国家治理的失败。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

奥尔森认为，繁荣的动因是个人权利，而政府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也是个人权利的侵犯者，因此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国家的繁荣。所以能够给市场经济带来繁荣的政府，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它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 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

而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来自法治社会，来自对民营经济坚定不移的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重申，我们需要举国体制3.0。

五年前，我首次提出了“举国体制的3.0版本”：中国要从追赶者成为引领者，成为世界第一，需要建立良好的法治体系和产权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能动性，激发企业家精神，创造一个“举国体制的3.0版本”。

“举国”举的是什么“国”？1.0版本的“国”，只包括少数精英，大部分人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不需要思考的螺丝钉；2.0版本的“国”，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由“边缘力量”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而3.0版本的“国”，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成为创新的有力分子，共同构造一个德鲁克愿景中的“企业家社会”，它要求所有机构的管理者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和自己工作中的一种正常、不间断的日常行为和实践，而每个个体都要持续不断地学习与自我发展。在企业家社会中，任何社会、经济、产业、公共服务机构和商业机构都将保持高度的灵活性与自我更新能力，并因此实现持续的创新与繁荣。

在“举国体制的3.0版本”下，经济上应以市场和资本为基础，政治上应立足于法治与责任制政府，要通过建立良好的产权机制，保护企业家精神，从而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

图：【美】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为什么要提出“举国体制的3.0版本”？

因为支撑庞大的科技产业链，需要群雄辈出、群星璀璨的中国企业。

以最为重要的半导体产业链为例，从下面这张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全景图可以看出，半导体产业链是如此庞大，至少有数十个重要细分产业，而每个细分产业的核心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海外企业，中国大陆企业不过寥寥几家。而且，国际上的核心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

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全景图

图说：这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最重要的企业，可以看到，在140多家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10多家。来源：基石资本研究。

因此，中国如果要完成全半导体产业链的突围发展，只实现少数企业的单点突破是不行的，还必须要诞生数十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企业。而这，需要千千万万企业的共同努力。

而且，在产业链高度分化的今天，哪怕只是其中一个产业的突破，也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通力协作。

在半导体“卡脖子”问题刚刚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疑问：中国能造出原子弹，为什么造不出光刻机？

现在大家已经了解，光刻机虽然只是一台机器，背后的产业链却极为漫长和复杂，如今在光刻机领域一家独大的ASML（阿斯麦），亦是典型的全球产业链合作的成功产物，绝非一家之功。

例如，在研发端，ASML的大量技术，都是与上游供应商共同研发的。光源和镜头是EUV（极紫外线）光刻机最核心的部件，前者的关键技术来自美国Cymer公司，后者则来自德国光学龙头蔡司旗下的蔡司半导体。因此，2012年，ASML斥资25亿美元收购了Cymer；2016年，ASML又斥资10亿欧元收购了蔡司半导体24.9%的股份。

ASML不仅绑定上游供应商，也绑定下游客户。在ASML成为市场领先者后，光刻设备又发展到了EUV光刻机阶段，技术的复杂性和巨额的投入让尼康和佳能等主要竞争者都望而却步，ASML亦无力独自完成研发。于是，2012年，ASML发起了客户联合投资专案（Customer Co-Investment Program），向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进行募资，用23%的股份，从这三大客户处募集到了超过50亿欧元的资金，以及后续的采购承诺。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当年ASML 47.32亿欧元的总营收。

据其2023年年报，ASML有约5100家供应商，遍布全球，其中荷兰本土供应商为1600家，除荷兰外的EMEA地区（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供应商为750家，北美地区的供应商为1350家，亚洲地区的供应商为1400家。

再看其主要持有者，ASML前两大股东分别是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10.32 %）和BlackRock（7.95%），都是美国公司。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ASML不只是一家荷兰企业，更是一家全球企业；ASML的成功，不只是一家企业的成功，更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成功。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希望完全依靠本土产业链生产出与ASML同级别的光刻机，也需要5000家同量级的本土供应商。当然，我们不必也不可能实现全本土产业链，我们力争的，是产业链所有环节的可控，核心环节的独立自主，小部分重要环节的相互依赖或者说相互“卡脖子”，这样其实就能完成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突围。

而如果实现了这一步，也就意味着，中国半导体全产业链的崛起。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将是主力军。

正如“创新之父”熊彼特所言，“企业家成群地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 “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非连续、不均匀性是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企业家是创新或者说“创造性毁灭”的实施者，当少数先驱者打破创新壁垒，成功开辟出新的道路，企业家将在他的促进与激励下递增出现，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创新浪潮，新组合将成群的出现，繁荣便会到来；而相反，当创新活动减弱，大家都做着模仿复制的工作，生产经营将越来越无利可图，萧条就会来临。繁荣与萧条就这样交替地波浪式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