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当地时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达龙·阿西莫格鲁作为经济学界的权威人物，其研究的核心即是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的研究不仅关注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资本要素，还深入探讨了制度的重要性。早期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增长归结于物质资源的增加，但他通过与约翰逊、鲁滨逊的合作，证明了制度在经济繁荣中的关键性作用。通过分析历史上不同制度的演化及其对各国经济表现的影响，他们揭示了好的制度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另译达龙·阿杰姆奥卢），这位享誉国际的经济学家，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他的学术生涯始于英国约克大学，198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深造，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期间，阿西莫格鲁的学术才华已经崭露头角。毕业后，他选择留校担任讲师，继续深耕经济学领域。然而，他的学术旅程并未止步于此。一年后，他接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担任助理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学术界的辉煌历程。

在麻省理工学院，阿西莫格鲁的学术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经济增长、技术演化、收入分配、社会网络、契约理论以及民主政治等多个方面。他的论文频繁出现在众多领域的顶级期刊上，引发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他的学术产量之高，甚至让哈佛大学教授曼昆在博客中打趣道：“阿西莫格鲁一定有一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

阿西莫格鲁的杰出成就为他赢得了无数荣誉。他获得了2004年的沙尔文·罗森奖（美国劳动经济学会的最高奖）、2005年的贝茨·克拉克奖，以及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设立的舒尔茨奖的第一届奖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阿西莫格鲁颁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杂志》主编西摩尔，正是他的入室弟子。

阿西莫格鲁最为人称道的研究，是从制度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从物质原因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带动了经济增长。然而，这一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何在劳动力和资本丰裕程度类似的国度，经济增长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征。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将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投资等作为切入点，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颇有影响力的“内生增长理论”。

然而，阿西莫格鲁认为，内生增长理论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他提出，既然不同的技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巨大差异，那么必然有更为深入的分析视角，即制度方面。

阿西莫格鲁和合作者鲁滨逊通过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指出，最早建立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有着很强的地理相关性，这使得地理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增长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地理环境。为了摆脱这一论证上的尴尬，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选择了那些输入制度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它们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来验证制度的作用。

他们查阅了早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的纪录，统计了殖民者在非洲各地殖民时的疾病死亡率。他们认为，如果殖民者认为某地适合生存，就会设法引入和宗主国相同的产权保护制度；而如果认为某一地区不适宜生存，则会实行攫取型的政策。通过精密的统计分析，他们发现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验证了制度的重要性。

此外，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还讨论了拿破仑战争后的长期影响。他们发现，在拿破仑战争后，一些国家原有的封建制度被摧毁，法国式的民主、法制和产权保护制度被强行引入；而另一些国家则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封建制度。如果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论述是对的，那么前一类国家将会表现出更好的经济增长。通过大量的计量分析，这一论述也得到了验证。

在证明了好的制度确实有助于经济增长之后，阿西莫格鲁又将研究继续推进，试图找出制度本身的演化规律。他不同意新制度经济学开创者罗纳德·科斯提出的“政治科斯定理”，即当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阿西莫格鲁认为，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他指出，几乎是在西欧庄园制兴起的同时，东欧出现了更为严酷的农奴制，这并不能从效率的变动来解释制度的变化。

阿西莫格鲁将“政治科斯定理”在现实中的不成立归因于第三方保证机制的缺乏。由于保证机制的缺乏，政治市场上各集团的冲突和制度的不稳定成为常态。因此，制度演进的过程就是一个找到和形成保证机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斗争中获得胜利的“精英集团”最终选择制度的标准是最大化本集团的利益而非国家或全体人民的利益。

近年来，AI技术如日中天，以其无与伦比的潜力和速度重塑着世界。在这场技术革命中，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成为了一位不容忽视的观察者。尽管他也密切关注着这一重大技术变革，但与其他对AI充满无限憧憬的学者不同，阿西莫格鲁对AI的态度显得尤为审慎，甚至带有几分怀疑的色彩。

他深刻指出，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蕴含着改善社会福利的无限可能，也潜藏着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风险。回顾历史，技术进步并非总能自动带来广泛的社会繁荣。相反，许多技术革新最初往往只是精英阶层和资本所有者的盛宴，而普通工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则往往被边缘化，难以分享技术进步的果实。AI技术，作为新一代的技术革新，同样可能带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

阿西莫格鲁担忧地指出，当前AI技术的发展趋势似乎更倾向于自动化，即替代人类劳动，而不是增强或补充人类劳动的能力。这种技术路径可能会削弱中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增加资本所有者和技术开发者的财富，从而带来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此外，AI技术还可能带来侵犯隐私、破坏民主等诸多负面影响。如果不加以有效干预，AI技术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滥用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阿西莫格鲁提醒我们，AI技术的进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涉及权力结构改变的社会现象。当前的AI革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权力向大科技公司和富裕精英的集中，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呼吁应当对AI技术进行更民主化的控制，并制定适当的规制和政策对其进行有效管制。同时，他还主张通过税收、再分配和政策干预等手段来平衡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影响，防止资本进一步集中，从而确保AI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福祉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