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晗/文

在新北京作家群里，青年作家常小琥以书写“时代错位者与失败者”（《北京文学》副主编、文学评论家张颐雯语）见长，短篇小说集《大狗》中的6个故事汇集了一众失败者群像，他们散布在京城的各个角落，雪藏的书画大家、过气的杂技大师、中年失意的摇滚老炮、精神科医生、片儿警等角色轮番登场。生活不易，世事无常。曾经的辉煌业已是过去，如今身处底层的落魄却成现实，只留下回忆的碎片。

《大狗》

常小琥 | 著

尺寸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4年6月

生活是小说素材最好的来源，在后记里，常小琥说他喜欢光顾别人的家，“串门儿”对于游走于胡同、杂院的老北京人太熟悉不过了，然而在当下高楼林立的社区里，这种古早的平民日常交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常小琥将自己爱“串门儿”的习惯称为“毛病”，注重隐私的当代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将自己隐匿的感受轻易对外人和盘托出。

也正是这个现在看来有些“诡异”的癖好，将独具京味的空间和人物故事串联起来。常小琥如同人类学家田野调查，沉浸式体验帝都小人物的辛酸无奈，捡拾起他们不为人知的过往。细读文本，往往能找到蛛丝马迹，与现实对号入座。

《吉米，唱吧》里的儿子吉米对音乐的敏锐，不由得联想起“天才指挥家”舟舟，陈傲始终执着于给儿子找个托付，这份用心良苦和港片《笨小孩》里的发嫂如出一辙。陈傲父亲为给儿子录像倒在人群中，又和黑豹乐队秦勇父亲在圆明园广场为演出的儿子录视频猝死不谋而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秦勇“退圈”，回归家庭照顾患病儿子。

江湖还是那个江湖，少年已不再少年。过往的意气风发被现实重重击垮，随波逐流之下磨去了岁月，褪去了激情，但冲刷不走的是拿笔杆子的人念旧、讲究、局气的底色。正如常小琥所说，“小说家不该只是为了写作，我相信那是某种道义的火种在传递”。作为田野小说家，常小琥和他笔下塑造的平民英雄们唱响失败者之歌，纵使生活一地鸡毛，但不妨碍捡起它们，扎起精致的鸡毛掸子，轻拂尘埃，鞭策前行。

道义与辜负：在世俗与艺术的接壤

从古至今，关于师徒关系的传说数不胜数，与此相关的母题也衍生出个人成长的历程以及对人性幽微的洞察。常小琥将这个关系带入了艺术圈，两篇小说有着相通的结构以及似曾相识的意境。《变脸》写了金少声和路昆这对杂技师徒相互支撑，走出黑暗绝境的故事。杂技本是天桥撂地、卖艺讨生活的营生，1950年代周总理为其正名，杂技才在艺术界有了一席之地。然而以“惊、奇、险”见长的杂技，难度之高不言而喻，吃这碗饭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书法的形神、笔墨、章法、意境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全靠悟性。《岁寒三友》中许玮书与柳桢以书法结缘，亦师亦友。许纬书如一股清流，在纷繁复杂的世俗中特立独行，从被打压到受推崇，照见时代变迁中资本与人互相依附的生存哲学。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路昆一心想在台上发光，夺金目的明确，对杂技最初的想象来自孙悟空，他梦想坐上集体车技的尖儿，当齐天大圣。县城剧团武生柳桢“不务正业”钟情书法，他向往自己成为王羲之、颜真卿那样流芳百世的大书法家。平民想当英雄，绝非易事。凡事追求“短平快”，人生注定失败，这句咒语在两个故事里得到了应验。

艺术无止境，也没有唯一的批判标准。杂技学校不同于传统的磕头拜师，在洞察到自己和艺人子弟被区别对待后，路昆被团里边缘化。师傅经验、见识、能力略高一筹，自然会比小辈看得更长远。然而在人才辈出的年代，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常有之事，在这个过程中，二人免不了产生矛盾分歧。老金看中了路昆的灵性和天赋，特地选了滑稽戏这个适合他“帅卖怪坏”的节目。滑稽是串场，在行里人看来根本不是正经活。在老金看来，杂技演员吃尽苦头，却没有观众能记得住你是谁，滑稽戏至少可以留下一张脸。但路昆觉得传统戏才是正经事，滑稽戏登不上大雅之堂，临场发挥或者假装抛托是自取其辱。

杂技评判高下是肉眼可见，而书法则是要将作品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去评论，难度与偏颇兼有。许玮书有风骨，惜字如金，柳桢起初愚钝，不识许玮书作品的精妙之处，在交往中逐渐被其处世所折服。“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老金因一句戏言受到政治冲击，背上叛徒的罪名，从此失去了上台的机会。路昆师徒同台的梦想破灭，他说不清，被老金领进门到底是成就还是耽误了他。柳桢仗着朋友的影响力，俨然当地的文化名流，他终其一生的使命即是追求外界对其师傅许玮书的认可，却被视为反面教材。

事实上，无论是路昆还是柳桢，都有大把翻身的机会。在文艺圈，只要站对了队，拿奖捞金不在话下，技艺高低都是次要的。比起路昆和师傅硬杠，师兄彭辉油滑得多，就像他魔术师的身份，擅长“留一手”，人脉和资源玩得游刃有余。身处赝品横行的书画圈，和柳桢年龄相仿的萧沈也是个投机钻营的“戏精”，他笼络官员、企业家，靠着草台班子的烘托，摇身一变成了国画院教授。在媒体面前声情并茂，强行高攀，借大师的名声粉饰自我。在他的推崇之下，许玮书的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身价扭转乾坤，拍出了高价，也赢得同行争相模仿，如此得来的认可更像是一种侮辱。

路昆和柳桢完全可以步其后尘，在名利的欲求中找到人生的乐趣。然而理想中的道义久而久之已成习惯，如柳桢所说，“如今他已无须原画做参照，那张《蜀道不难图》里每条线的走向和污点的积墨都融入记忆中，他知道自己也不是什么意临，甚至什么也没画，他只想把自己隐匿在纸上追寻先生”。也许是造化弄人，两个本没有交集的人因书法走到一起，当柳桢行至暮年，才感受到这份际遇中的种种不可言传，只是当时已惘然。

脱离了艺术，他们就会变得消沉，失去灵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转赛道就意味着割舍掉几十年来的师徒情，路昆始终在等师徒同台、为师傅量活的契机。自幼傍身的节目“五官移位”像一句谶语，牵制了他的一生，成也此，败也此。排练摔成重伤之后，路昆一下跌到社会底层，他的脸也实现了真正的五官移位。从五官说话的表演到扭曲的定格，这样的隐喻看似戏谑，但却达到了讽刺的巅峰。无论是一人分饰两角的《二鬼摔跤》，还是哭不出的笑，都无法诠释他对既有规则的嘲笑。讽刺已经深深刻在骨子里，就像老金即便老年痴呆了，也不忘五官移位的童子功。无论沧海桑田如何变迁，总有些人和事会留在原地。

代沟与隔阂：原生家庭的精神创伤

有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有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穿心莲》和《吉米，唱吧》里的主人公即是后者。他们不幸地背上了原生家庭的“锅”，无论是出身地位、价值观，还是性格以及健康与否等一切缺陷和短板都成为未来要跨过的栏。《吉米，唱吧》里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吉米和父亲——一个过气的摇滚老炮——相依为命。《穿心莲》中的颓废女孩焦海莲则是生长在母亲精神分裂、父亲另立门户的单亲家庭。常小琥将家庭的主角聚焦于父子、父女的亲情关系上，《吉米，唱吧》以DV机为纽带，牵连出三代人的美好回忆和理想炮灰。

老父亲用DV机记录儿子陈傲的演出，见证了儿子身为乐手的巅峰，却不幸在现场撒手人寰。几年后已是过气乐手的陈傲转战小酒吧驻场，然而今日不同往昔，无论气势还是台风都不如当年，连观众都嗤之以鼻。远离圈子的陈傲俨然没了流量，观众起哄只有经纪人点赞，就连唱哪首歌都要作为等价交易被别人安排，业余还要在逼仄的出租屋教琴维持温饱，唯独不变的是面对自己的DV，只是掌镜人从老父亲换成了跌跌撞撞的儿子吉米。

　　父亲的死，令陈傲从一个以音乐为使命的热血青年沦落为憎恨音乐的中年失败者，他眼看着自己的热爱毁掉了一个家，站在一片废墟上对重建家园无能为力，音乐没人买账，只留下了吉米这只折翼的天使。陈傲见惯了各种场面，本应是个行云流水，应变自如的人，反倒被观众牵着鼻子走，成了“人肉自动点唱机”，还要周旋于拉胯的舞台装置给人气惨淡的演出制造的混乱。曾经在舞台上呼风唤雨鼓动万人合唱的他，却拒绝听吉米唱出一整句歌词。小说结尾，陈傲和吉米的角色反转，那个曾经站在C位的主角拿起了DV机，吉米上台唱起了《勇者无惧》，在人潮混乱中，陈傲莫名其妙被挨那一下像是来自时代洪流的袭击。

到了《穿心莲》，唤起主人公悲伤回忆的老古董从DV机变成了老屋桌子上的疤。早年间焦武和前妻经常在幼小的女儿焦海莲面前对骂，甚至动手，在桌上留下了刀砍的痕迹。离婚后前妻精神异常，想要自杀的她却伤到女儿，跟前夫在电话里叫嚣女儿“带刀报仇”。时过境迁，家庭恩怨的罪证从桌上的刀印变成了女儿焦海莲头上的疤，她成了这桩失败婚姻的终极受害者。以前的家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新仇旧恨更迭轮转的痕迹。

父母都期待着儿女有立足社会和生存的本事，正如小说里的两位父亲。《吉米，唱吧》里，儿子拍下女孩的影像让陈傲误解了他想找女友的诉求，确切地说是陈傲年轻时的放荡经验歪曲了他对儿子的认知，使他制造了一场场相亲乌龙，但小丑竟是他自己，比起吉米的纯真，他的恶意揣测屡屡失败。在吉米的世界里，爱情、性欲以及婚姻，这些世俗的交易都拜倒在了艺术之下。

如同帕瓦罗蒂每次演出前在后台找生锈钉子，陈傲在台上的习惯性道歉就是他作为艺人的个性化范式：撞墙式鞠躬，一口一个“我错了，对不起”，也许是面对观众流露出艺人的谦卑，表演出洋相时的难为情，抑或是来自父亲的歉疚，但更多的是一个失败者处于焦虑状态下的自我保护。“陈傲有些忌妒儿子，自己越是在台上拼力表现，就越深感在无形中被绳束被无视甚至被噤声。台上的吉米却天然感觉不到紧张和冷眼，更重要的是，儿子从不知道在舞台上鞠躬道歉，而那正是陈傲无法抑制的心结。不鞠躬他唱不完一首歌。吉米拥有真正的自我，以至于任何人想和他交流，都要遵从他的秩序。”事实上，吉米所爱的是音乐，而并非驾驭音乐的那些人。比起正常人，无论对音乐的敏感度，还是对世界的感知度，吉米都够资格给陈傲当老师。他们超越世俗的目光里总有一种与人间逆行难以捕捉的灵性，为长期浸淫在电音噪声的陈傲提供了一种纯净的、未被伤害过的视角。

吉米真正的特立独行，是身为摇滚乐手父亲所仰视的，然而另一面确是来自不知情者的偏见和攻击，这经常让陈傲陷入两难境地——艺人和父亲两个角色的博弈。所以有了父子互喊再见的桥段，他们都不愿面对彼此的错位。他识破了孙起起以户口和钱作为交换的婚姻，却依然让吉米“享受”这段所谓正常人的婚姻生活。在《变脸》中，也有关于户籍制度与身份认同的思考，金少声的女儿本打算进芭蕾舞团，但父亲的政治污点让她无辜“躺枪”，所有文艺团体都将她拒之门外。未婚夫彭辉打算辞掉杂技团的魔术串场活儿，投奔了许诺他提干分房的歌舞团。她的婚姻以未婚夫跳槽为前提，只有结了婚才能跟着落户。《茶馆》里的“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虽说是戏言，但足以显现北京户口在国人心目中的含金量。这两篇小说的背景跨越了将近二三十年，城市化之殇迫使主人公跨越户籍的藩篱，迂回行事改变自身命运。

信念与情谊：人性利益孰轻孰重

朋友间出于客套总爱唠叨一句，有事找我。但有些人不敢这么说，他们就是医生和警察。警察、医生等精英群体因其自带庄严神圣的职业光环让大众对他们产生崇拜的同时，又制造出滤镜效应。老百姓对于警察服这身官衣态度的变化，折射出警察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形象。对于大狗来说，制服意味着有面子、使命感，老警察只在办公时间穿警服，“因为在最动荡的岁月里，警服给这里的人带来了很多记忆，一个院儿里要是总有穿制服戴大檐帽的进出，大伙儿日子都过不安生，还惹人厌。”《大狗》里片儿警大狗与小混混秃子相隔多年的纠葛，可能会使读者联想到上个世纪的小说《无悔追踪》中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和教书匠冯静波长达40年的追踪与逃避。大狗与秃子最初朋友相称，然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秃子却以嫌疑人的角色走进他的视线。也正是在那一刻，改变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走向。就像医生不敢给自家亲属看病，警察在职业理想和朋友情谊之间有过些许迟疑，撼动了他曾经坚信的一切。大狗逮捕了秃子，还在抓逃的过程中打伤了他，他们从亲密的统一战线变成了僵持的对立面，秃子父亲和妹妹也颇受牵连，死伤惨重家破人亡。

职业不同，人性相同。《回家》里精神科医生尽心竭力帮助病人重返社会，做回正常人。精神病患者的形象在小说中并不罕见。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患有“迫害症”的狂人起，中国现当代小说便开始了不断涌现出类似的意象并赋予其深远的社会内涵，《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便是当时国民精神病症的真实写照。在工业时代的背景下，失去了精神寄托的人趋于异化，在多方外部力量的牵扯之下，人的畸形难以自控。《回家》里的主人公、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大硕对母亲施暴，父亲早逝、原生家庭分裂都对他的成长造成了严重伤害。

无论是患迫害妄想症的富家子弟，还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老大哥，虽然社交能力减退，表面看来懒散、冷淡，但是感知能力却强得惊人。精神病医生会思考受到规训的病人和被社会规则捆绑的医生究竟谁更像病人，因此，他总在治病与害人之间恍惚不定。比如医生的反思，“这些病人的通感比正常人还要灵敏，他们能听见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在医学科技发展到那个地步之前，你也不知道谁才是对的。想想看，如果他们是对的，而我却在想方设法治好他，真是够讽刺的”。社会是否对精神分裂症群体存在偏见甚至“妖魔化”，是否该重新对正常人下定义，重新梳理对医院、医生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