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铃 《9岁女童在病房被猥亵之后》这篇报道的线索，源于餐桌上的闲聊。

那是9月7日晚上，我在上海参加罕见病高峰论坛期间，遇到心理咨询师陈倩。这位咨询师每年在这个论坛为罕见病患者开展心理工作坊，也常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陈倩向我提起陆梅，一位不幸的母亲——

她和丈夫失去了联系，独自照顾三个患有肾病的女儿；

她在今年初被诊断出脑部疾病；

她一年前带女儿们从西部到上海看病，钱花光了，现在带着女儿们住在门诊大厅；

在门诊住久了，小女儿头上长了虱子。就在9月7日白天，她带女儿去酒店洗澡，却踩水摔伤，需要卧床一月，她不知道要怎么继续照顾好女儿们……

我正感慨，为何不幸都集中在了这母女四人身上。

陈倩继续说起，更严重的是，陆梅的大女儿小羽在病房里被患有肺腺癌的老人猥亵。案发后，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已经十一个月没洗过澡了。施害者却被免于起诉了。

9月9日早晨，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角落的长椅区，我见到了陆梅一家。

陆梅双脚戴着固定器，一瘸一拐地和我打招呼。她身后，小羽瘫坐在轮椅上，剃光了头发，拉起围巾盖住头脸。二女儿比小羽小一岁，也剃了光头——她不想让姐姐显得不一样。三岁的小女儿正天真，在医院跑来跑去，看什么都新鲜。

和陆梅聊起一年前发生的悲剧时，二女儿牵着妹妹，陪在小羽轮椅边，我们坐到对面，隔着一个能看见小羽却不会被听见谈话声的距离。听完讲述后，我和陆梅去了案发的病房。

我感到，在这场悲剧中，陆梅似乎已经做了一个母亲所能做的全部。

她第一时间安抚女儿，保留证据，报警，要求换病房，带女儿看精神科，寻求医院社工部帮助，也求助了心理咨询师。案发前，她有对女儿进行必要的性教育，案发后，在女儿自责时，她也总是安慰：“你没做错任何事情。”

即使如此，猥亵和随之而来的心理创伤还是发生了，如同千千万万的性侵害案件一般。

来上海前，小羽和二女儿虽然常因生病缺课，但品学兼优。现在，小羽几乎无法与人交流了，二女儿也被迫中断了学业。采访间隙，我和两个小女儿有短暂的相处，她们和同龄孩子一样，想看动画片，爱吃零食，喜欢玩具，不过已经很久没能看到、吃到、玩到了。她们喜欢小动物，医院的流浪猫是她们的朋友。

整个中秋节假期，我常在写稿间隙收到陆梅的消息：小羽发烧了，小羽送了急诊，小羽哭了，二女儿关节痛，二女儿打针了……她没有钱，也想不到办法了。

我为她化名“陆梅”——她似乎已经“没路可走”了。

现实比我想象中要乐观。9月18日报道发出后，在各平台评论区，在报社邮箱里，许多网友询问如何能帮助她们。在真实世界里，一些慈善组织加入了对她们的救助行动中。

9月19日晚上10点，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将报道转到朋友圈并发文：“谁有相应的资源可以支持？这种情况不是短期的经济帮助可以解决的，需要长期的跟进。”

一小时内，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秘书长刘正琛回复她：“找我吧。”

几分钟后，一个叫“帮帮9岁的她”的微信群被建了起来。除了崔澜馨、刘正琛，我采写过程中求助过的北京同心圆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仇序、“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心理咨询师陈倩等人也陆续加入了群聊。

随后两天，这个群里的交流总是持续到深夜，大家希望在综合考虑心理治疗、身体治疗、稳定居所、教育陪伴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最适合小羽一家的方案。

9月21日，在评估小羽情况、征求母女四人意见后，几家慈善机构决定合力将小羽一家接到北京治疗。他们为小羽一家安排了安定的住所。除了考虑母女四人身体疾病的治疗外，他们为小羽安排了擅长PTSD治疗的女性心理咨询师。由于要长期治疗，他们也正在安排两个小女儿在幼儿园和小学插班的问题。

9月22日上午，在爱心接力下，母女四人搭上了高铁。在列车终点站北京，一间酒店式公寓为她们敞着大门，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医生也为帮助她们做好了准备。在医院门诊长椅上长达一月的漂泊结束了。

9月22日晚上，我收到二女儿发来的语音：“姐姐，我们到北京啦，已经安顿好啦。”

紧接着，是陆梅发来的一段15秒视频，那是在新家录制的。小羽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几位志愿者坐在一旁，在她们周围，三岁小女儿雀跃着——终于能看上动画片啦。

9月24日下午，我在新家见到了小羽，她从昏睡中醒来，小声对妈妈说：“我想吃葡萄干。”

陆梅喜极而泣——这是小羽出事后，第一次开口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