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前，我跟吴家荣兄好不容易在四十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成了安徽师范大学首届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祖保泉、方可畏、严云绶、周承昭四位教授联合组成强大阵容的导师组，家荣成为我的师兄。我们于1983年至1986年间，一同上了祖保泉教授的《文心雕龙》课，严云绶老师的文学理论课，选修了文秉模老师的西方哲学史课等，我们也同住一个寝室，有三年的朝夕相处岁月。家荣长我几岁，性情温和，为人友善热情，治学认真踏实。这本书是他的第二本文艺随笔（本文是吴家荣《岁月微痕》序，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除了怀人记事，更多的内容是对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一些思考。家荣教授的研究偏于当代小说与叙事文学理论，偏于中西比较、当代美学。他的一些专著已经证明了他对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论的辛勤探索，有独到的见解。这本随笔集则以轻松漫谈的文笔，留下了他四十年文艺学岁月的学思痕迹，有助于完整了解他的学术思想。

然而读他的这本随笔，更多是勾起了我四十年前读硕士的记忆。虽然我们同一届，但家荣兄的方向与我不同，专治当代文论，而我治古代文论。这一区分，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我当时对于学习文艺学，内心里产生了一大危机。虽然我在其他文章里写过，但今天仍有一些新的想法，愿借着为家荣写序的机会，将往日之所思与今日之所虑，再作笔谈，就正于家荣学兄，也算留下岁月流波所漾起的一点漩涡。

我当日思考以及至今仍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即：究竟什么是中国文论？

我当时有很大的困惑，当年如走马灯一样流行的西学，在学术界尤其是文论界最为惊心动魄，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想有颠覆性的极大冲击，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此起彼落，泥沙俱下。一方面是新鲜生猛，给文学界甚至思想界，带来震动，不断有启发与灵感，对于冲破那些陈旧的僵硬教条，毫无疑问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然而，我的导师组的几位教授似乎对此不加理会，他们开的阅读书目和上课的讲义，多半还是多年来积累传承的一套。这不免使我感到，芜湖这座安徽江南小城，既从容淡定，又闭塞隔世。

另外一方面，如同大浪淘沙的这一时代大潮，对于中国文学，到底能够沉淀多少建设性的思想与理论？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文论传统可以去消化、把握，可以接得上的东西呢？我当时对学习文艺学，越来越产生了一种困惑，那种认同危机，仿佛每天的食物在经过了一番大火猛煮之后，才发现能够真正入味、入心的东西毕竟太少。日常读书写作时的浮躁不安情绪就渐渐地起来，此起彼落、飘游东西的观念，究竟要指向何方？况且，理论的东西多了，人与文皆容易空，浮泛、空洞，好像缺少有扎实文本内容的东西留下来。我那时已接触了熊十力的书，接触了新儒家的思想，开始怀疑八十年代如“五四”一样越来越激烈的反传统，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冷静想一想：古代中国自己的思想，究竟是不是那样一钱不值，要在八十年代反传统思潮当中完全被废弃掉？这是我对文艺学的大困惑和危机感。

我的导师组给我拟定了一个阅读书目和培养方案，我一看，全是现代文艺学的书目，并没有我想要学的古代文论。我就去跟方可畏老师商量，说我是来学古代文论的，这个书目可能适合我的师兄吴家荣，不适合我。那天晚上，我去找方老师之前，我在心里面其实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要按照自己的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读书，读最重要的书，古代的经典。其实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并不是古代文论，而是西方文论，我在本科时也读了大量的翻译过来的西方文论的书，但是我已经有些厌倦了那五光十色走马灯式的外来理论，我决定要读中国的东西，从中找出一条路来。这很有点狂，当然跟我的启蒙老师赖高翔先生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我决定不完全按照导师组开出来的那个书目来读书，我在心里想，如果读了三年的硕士，没有拿到硕士学位还是次要的，没有好好地读几本重要的书、自己最想读的书，才是最可悲的。所以我决定按照我自己的目标，好好读三年书，至于学位，那并不重要。

这里讲的“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是指当时教育部还没有将安徽师大的文艺学硕士授予权批下来。所以我为了转方向这个问题，专门去找方可畏老师谈，他是导师组组长，我把他们给我的书目几乎否定掉了，自己提出来一套偏重于中国古典文论的阅读书目和读书计划。方老师相当宽容，不仅没有批评指责（这是这个有人文传统的老学校的大气），反而让我根据自己的读书规划去写读书笔记。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就跟家荣的不同，他偏向于现代文论，我偏向于古典文论。三年后，我的硕士论文《唐代意境论研究》，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主席蒋孔阳先生的好评。我记得他的评议书第一句话即说：“这是近十年来我看到的最好一篇硕士论文。”此外，加上我硕士毕业第一年在《文学遗产》头条上发表的论文《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算是为当初的选择，画上了一个较完满的句号。

 但是今天我们来看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问题，我又有不同的思考。经过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沉淀，中国古典文论无论在文献的整理、观念的深入、体系化的探索和批评史的重建等等方面，都做出了毫无疑问的成绩，做出了对得起这个时代的贡献。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有了自己的文学理论、自己的批评框架，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来书写，渐渐摆脱了西方文学理论框架的影响，尤其以罗宗强教授的文学思想史、王运熙教授的文学批评通史以及吴承学教授的文体学为其中的重要代表，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不能不看到，四十年之后事情似乎又产生了一个偏向，大家都去做还原式的批评史研究，都去重新整理，发掘古代的资料，把中国文论变成了一门较为高冷的古典学，变成了博物馆里的东西，“中国文论”的身份又发生了一种令人怀疑的尴尬：它究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是中国古典文论？如果包含后面的话，那么，我想我们还是要从完全绝对地“照着讲”，经此由西返中之一役，再走回到“接着讲”，即接着中国文论传统讲下去，将其中的重要内涵、精神实质讲出来，更好地回到以现代中国文明为目标的文化建设这样一种方向上来，像我们的先辈王国维、鲁迅、朱光潜、宗白华、钱锺书那样的路子。这就是我看了我的师兄家荣这本文集之后，我个人的一点感想。至于如何更好地去“接着讲”，我个人接下来可能会更多地在这个方面做一点努力。

感谢家荣的“微痕”，激起了我的往日时光的漩涡与回澜。我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中文系的退休教授，在经过了大半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写作生涯后，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是多写随笔散文。这是为己写作，应有更多的独立思考与个人品位，也为创造性的生活去生产真正的快乐。所以，我们必须写作。愿与家荣共勉，在接下来的退休生活中，身体和文笔双健，继续撰写与出版更多更好的随笔集。

来源：文汇报

作者：胡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