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文 《戎夷之衣》是剧作家李静编剧的一部舞台剧，于今年8月4日在北京老舍剧场首演。这个故事所依据的历史素材是《吕氏春秋》的一小段记载：墨家义士戎夷和弟子前往鲁国。大雪中，师徒被围困在城门外，戎夷将棉衣脱给了弟子，自己则冻毙于雪夜中。

这段不超过200字的关于戎夷的记载，让李静就此生发出一个几万字的剧本，并将那位受衣而活的弟子命名为石辛。以我的理解，石辛或暗指“石心”，石头一般的心肠。石辛后来所投靠的师叔叫做淳于蛟，蛟为龙也，都可见李静文化心理的隐秘线索。

笔者观看了该剧在老舍剧场的首演。舞台的主体意象是铺天盖地的黑雪，演员们穿着缟素白衣，营造了一个严酷的人生与历史情境。因有急事，笔者只看了半场戏，回到家后，细读李静早已成书的剧本作为弥补。关于舞台戏剧的剧本，今天的理念是“舞台大于剧本”或两者平等，但就历史而言，流传下来的戏剧多由于剧本能单独成立。我们未能有幸见到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作品的演出现场，但我们可以从文本中领会它们的魅力。李静的剧本就具有这样的自足性，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来欣赏。

因此，我不在此展开评价《戎夷之衣》精彩的舞台艺术以及黄龙斌导演传神的舞台调度。我主要依据文本细读，来观看创作者、编剧李静女士的内心波澜，考察她如何将对现实的感受与总结，转化为戏中人的行动——虽然《戎夷之衣》也许会被误解为一部历史剧。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同时代人精神世界的互相窥视，这对于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戎夷之衣》不担负一般历史学的任务。但它自觉承担了特殊的使命，它将历史记载的片段，进行新的引申和发挥，进行了添加以及新颖的阐释，让我们面向历史获得了新的文化感知和想象力，仿佛面向古代的基因修复。我们一般会将这个过程称为历史的现代性转化。此外，李静还以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的精神，照射中国历史素材，映照出一片新的精神景象。而它最终的指归，必然还是我们的当下。

剧本里出现了很多英语和网络用词，还有专属于现代的经济术语。秦始皇杀石辛的时候，还不忘比了个V字手势，这自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现代小剧场叙事风格，但它也暗示这一历史叙事所具有的当下相关性，有借古喻今的意味。但这些都是外观部分，《戎夷之衣》浸润着写作者内在的心理体验和对于外部环境的观察以及焦虑，根本上，还是塑造并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局。那些追问和思辨，同样也发生在当下的时空，它牵涉到今天的生活伦理、政治伦理等诸多领域。

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谓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则未之识。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达乎分，仁爱之心识也，故能以必死见其义。

《吕氏春秋》中的这段记载，李静是在钱穆的书中看到的，并因作者对这个典故的评价，引发了她对于这段历史的关注。钱穆对此的评价是，墨家欲救世界，最后却连自己都救不了。李静认为钱穆的解读未能做到透彻。“无道德之人能久活，贤者往往牺牲”，这似乎是人类史上的永恒叙事，但置身其中的具体人物的心理线索，则蕴含着巨大能量。李静由此开始了酝酿与写作，从构思到完成，跨时两年。

这段原文虽简短，但里面留下了若干叙事的裂缝。戎夷和弟子难耐寒冷，戎夷说：“若你把衣服给我，我就能活下来；我把衣服给你，你就能活下来。我是国士，可以为天下谋利益而舍不得死，而你，一个谈不上贤德的小人物而已，你的命不足惜，你把衣服给我吧！”弟子说，“我既然是没有贤德的小人物，怎么会把衣服给你这个国士呢？”戎夷叹息道：“唉，看来我的道行要失传了。”于是脱下衣服给了弟子。戎夷半夜冻死，弟子活了下来。

这个故事包含了一个伦理学难题，不亚于现代西方哲学课堂上常常提到的“电车困境”。《吕氏春秋》对此事也有所评价，它认为，戎夷以“必死的行为彰显了他的道义”。但以今天的角度看，戎夷怎么会说出“你的生命不值钱，请给我你的衣服让我活命”这句话呢？这显然不是一位贤者能够说出口的话。在李静的剧本中，这句话被处理为戎夷的一种试探，是对于弟子的诘难和启发，并非真的想要弟子的衣服，这个处理颇为符合当下语境。

整个故事中，最让李静牵挂的，是戎夷以自己的生命救下了学生石辛之后，他将成长为怎样的人。一个圣贤救下了道德和资质都很平庸的普通人，这究竟值不值得？戎夷的牺牲将石辛的人生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以贤者的命换来的人生，不再是单纯的一条命。石辛会被感化而成为更好的人吗？

“戎夷这粒麦子，在不肖的弟子这块盐碱地上，结出了另一粒戎夷吗？这弟子活下来后，他的余生将怎样度过？他将怎样回应戎夷舍命披在自己身上的这件棉衣？”

这是李静更为生动的表述。她在构思时，本想让石辛因为师父的感化成为一个好人，但她又想，“我们常听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但是现实是，又一位抱薪者已经冻毙于风雪”（《戎夷之衣》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在这篇后记中，李静还说到有两件事影响了她对于人性的理解。一是江歌案，江歌保护好友而丧命，好友竟然无情地拒绝江歌母亲了解自己女儿死亡原因的诉求，而且在网上嘲笑江歌母亲；另一件则是来自于科幻作家刘慈欣和学者江晓原关于吃人的讨论。“若世界末日来临，人类文明被你、我和身边的女主持三者所持有，我们必须吃了这个女主持才能活命，你会吃掉她吗？”刘慈欣说，我肯定会吃，如果我们都死了，就无所谓人性不人性，只有选择现在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萌发的机会。但江晓原认为，若我们吃了她，就等于已经丧失了人性，丧失了人性的人还有什么拯救的必要呢？

李静似乎被刘慈欣的言论震撼到了。这都是关键的信息，证明这部以历史剧面目出现的戏剧，其实包含着当下鲜活的心灵跳动。李静最终还是决定让石辛成为一个平庸无比的恶人。

剧本扩展了他生命发展的过程。它让石辛有了两个爱人，首先是戎夷的女儿戎芙蓉。但戎夷去世后，石辛投靠了淳于蛟。淳于蛟也是墨家子弟，只是后来背叛了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精神。石辛转而借助淳于蛟的势力，成为楚国的大司马，他还使用心理战术，娶淳于蛟女儿为妻。后来他负责攻打鲁国。但当秦国日益强大，石辛拎着老丈人淳于蛟的人头投奔了秦国，为秦始皇效劳。他为秦国卖命，仅仅是他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权力。楚国被灭后，石辛坑杀了20万楚卒。李静还设计了石辛和白起后人白德的相遇，白德力劝石辛停手而不能。

白德显然是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坑杀楚卒20万也未见历史记载。这是杜撰的，但又不是纯然的杜撰。《戎夷之衣》简笔画般勾勒出春秋战国宏伟的历史背景，而并不完全依照历史书的具体细节，去安排人物行动。这个剧本是对于历史精神的把握和萃取，它在讲述历史的“本质”。白起就是长平之战坑杀赵国降兵40万的秦将，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事件，也是历代为之争论不休、强烈影响到秦的形象的重大伦理事件。而这些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仍然在构成我们今天的文化基因。这个基因和今天的现实相结合，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生存境遇，这是这部戏与当下的相关性。

剧本中很多精彩的台词和段落，不在此列举。关键的问题是，编剧如何设计石辛的命运归宿，他生命最后的自我认知是什么样的？从剧本来看，石辛是一个以自己的利益为唯一重要的人物，他能进入墨家师承体系，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以剧本中石辛的表现，其灵魂是死的。戎夷的试探（让弟子把衣服给师父），在石辛这里从未获得任何的善意理解，仅仅被他理解为师父在要挟他，可见其内在世界的贫瘠。他的唯利是图很容易被人所利用，让他迅速获得荣华富贵，但这种人也很容易为人所抛弃，最后他被当作一次性用品给处理掉了。

在整个生命经验里，石辛会是一个有反思、有挣扎且会自我惩罚的恶人吗？也即他是不是一个圆形人物？我们经常在莎士比亚或者黑泽明等人的作品中，见到做了坏事然后不放过自己的人，但石辛会是一个偶尔表现出质疑自己的行为、会以墨家先贤思想来烛照自己的黑暗，然后获得片刻觉醒的人吗？在剧本里，我读到戎夷对他说的一句话：“不是我在控诉你，是你自己在控诉自己！”然后石辛捂住自己的耳朵，表示不要听。由此可以看到，石辛坚硬的内心其实也会有片刻的松动，他也会有良心的声音涌现，只是他坚拒倾听。他不是一个不自觉的坏人，他是一个自觉而清醒地行恶的人。是怎样的遭遇带给他这样的人生观？

他坏人做到底。剧本对于他的结局的设计也非常深刻。李静安排了芙蓉和石辛在刑场上有一次见面。老年芙蓉对石辛说，“你就用这样的一生，回报了他（戎夷）？”老年石辛这么回答：

“这样的一生？除了结尾欠佳，这样的一生没什么不好。毕竟我多活了几十年。我经历的，我有过的，是师父短暂虚幻的一辈子想也想不到的。他享受过千万人跪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的感觉吗？他品尝过一千年的龟血掺着一百年的醇酒，从喉咙滚过、从体内流过的滋味吗？没有，可怜的师父，他一生一世什么荣耀也没有。至于我人生的结尾究竟如何，还真说不定。在下一个朝代的史书里，石辛可能是个光荣的名字。他将作为第一个受到暴君秦始皇迫害的重臣，记载在史册上，供人千古传颂。这是可能的……不，这是一定的！这样，我的一生堪称完美。用这么完美的一生来在回报师父，不是很值得吗？”

当刽子手将刀插向他的胸口时，他仰天呼叫：“师父！我来了！老天爷啊。让我瞧瞧，你到底长什么样儿！”然后暗场。字幕显示了秦王朝的结局：秦始皇病死，三年后，秦二世和嬴氏宗族全体被起义军所杀，秦朝覆亡。

石辛面向“老天爷“的呼喊回肠荡气，几乎让我热泪盈眶，虽然我不可能认同石辛的价值观，但仍然会对他抱有一定的同情。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普遍哭喊。“天呀，你不分好歹何为天”，关汉卿的追问到今天仍然悬而未决，余音不息。我们经常质问天罚何在、因果何在，质疑善恶是否有别，这是所有时代的人的内在呼号。而天，也是赋予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力量。所以，石辛的这一问是终极追问，看似虚幻，其实沉重。这一追问，在今日又被赋予了新的语境和现实意义，尤其是觉醒之后而处于失望中的人。

剧本结尾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戎夷之衣》的最后，石辛的结局伴之以秦王朝的结局，这是为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二

《戎夷之衣》多次提到老天爷。石辛完全不在乎老天爷的存在，他能作恶，因为老天爷不在，或者不信老天爷会有所作为、会出手干预人间事务，所以他可以肆意妄为。也是从这里，我感觉到石辛一定有一个漫长的前史，只是因为篇幅所限未曾交代，或者说李静觉得无需交代，在人性中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我甚至认为，石辛最后的行动，甚至有点西方电影中经常存在的一种人物设定——以自己的恶逼出上帝的存在。所以我认为石辛这个人物身上有更大的潜力，有一种哲学思辨的色彩。

石辛不信天，秦王朝也是一个不相信天之存在的国度，这是剧本中所刻意强调的。石辛最早告诉师父，他其实想投奔秦国——“谁先投靠强者，谁就等于有了一大笔原始股，就等于拥有了幸福的生活。”多么像现代职场的语言。戎芙蓉说，她从自秦国搬家到临淄的邻居口中得知，“秦国只许拜王，不许拜天，甚至不可以抬头望天。”这是一个不信老天爷的国家。石辛决意要坑杀楚军，白起的后代白德加以劝阻。石辛认为白起将军当年的做法没错，但白德认为这个对错只能由天来判断，然后石辛说：“白将军，秦国没有天，只有王，这一点你忘了吗？”

因为不信天的存在，所以秦成为暴秦，二世而亡。石辛虽然并非秦国人，但他乃是精神秦民。所以两者的失败以及覆亡，是同一个逻辑的结果。也因此，嬴政的扮演者和淳于蛟的扮演者是同一个人，一个叫铁伟光的演员。这是李静的归类法，也许在她眼里，二人代表着的是同一种恶。

其实初读戎夷解衣的典故，我就感觉到戎夷身上有基督精神的影子。戎夷用自己的寒衣和生命挽救了一个素质低下的不义之人，就好比基督上十字架，不只是为好人，而是为所有人包括向他扔石头的人的救赎，两者有暗通之处。事实上，墨家的宗教气质，学术界也早有定论。

墨子思想中的兼爱、非攻，超越了儒家狭隘的血缘之爱，而且为了保证这些教义的实行，墨子思想中还有“天志”“明鬼”——承认天神和鬼的存在——作为保证。复旦大学的杨泽波教授认为，儒家是非宗教路线，墨家是准宗教路线。在此之前，早有梁启超认为墨家思想为尊天之教，他还称“耶、墨两圣”，将墨教与景教并置。先秦诸子的学说中提到天的有很多，梁启超曾对此做过区分，他认为墨子属于“以主宰言天者”——“此含有造化主之意义”。梁启超说，“天而有志，则其为人格已明甚矣“。天有意欲、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这说明了墨子所谓的天乃是人格神。梁启超认为墨子讲天志，是用来做兼爱主义的后援。现代学者其实继承了这个观点，认为天志与明鬼保证了墨子学术的道德动力机制的完备。而在今天的科学时代，我们的道德动力又在哪里？

李静有自己的信念，也有自己的道德动力学，并且与墨子有相通的地方。在李静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强烈的世界观，整部剧最大的主角石辛，带着一套理论一条道走到黑，师父舍命相救也未能让他变得更好，从这一点就可以推断，她对于人性并不乐观。

但李静对天和天道进行了隆重的肯定。陷害好人的老熊，最后被人刺杀；坑杀赵族的白起，被赐死；坏事做绝的石辛，最终也被自己所效力的最高权力者嬴政处决。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这一点我认为也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人文颓废的时代，她否定了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她这么肯定天道威严，我认为这些情节背后有一套信仰体系的支撑，并非随意铺排或仅来自于这个特殊时代的原因。

对于石辛这个人物的塑造，在接受上是颇有歧义的。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个采访，是石辛的扮演者于晓光先生对于本剧的解读，他认为石辛这个角色不是单一的，很多年轻人都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石辛的某个面，“他有遇到困境求生的那一面，也有求胜的那一面。生活当中放弃很容易，坚持，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结合当下，更多的是我觉得，从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坚持。”

这样的解读让我大为震撼，我相信于晓光在说此番话的时候，有宣传策略的部分，但也有部分是来自内心的真实感发。在这部戏首演后有一场对话，年轻的学者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为认同石辛，这个观点和于晓光所说有所类似。与此形成对比，吕效平教授之前则说过一个观点：“《戎夷之衣》高于中国观众”。他认为本剧有提升道德的力量，戏中的那些道德理想在别国不成为问题，但是在本国却被质疑，因此他说《戎夷之衣》更适合世界，适合在韩国这样的国家演出，而且能演40年。

时代精神似乎发展到了一个微妙的阶段。在这个时代提倡伦理的重建，似乎很是不合时宜。因为对于个体来说，这样的坚持太“苦”了自己。虽然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内在尺度和道德的检验，但是每个人都在逃避这个检验，知识分子逃跑得的最快。我甚至认为李静的《戎夷之衣》是对当下知识分子沉默下坠生涯的打扰。当利益和赏罚越来越与伦理无关，而且成为一种整体性机制，则伦理之美就越来越失去其光泽。这对于世界的伤害是持久的、循环不已的，也许其毒质是一百年都难以降解的。李静在她的书的后记中说，“我们需要对脚下的土质，有清醒的认知。”

因此我认为，《戎夷之衣》作为一部明显的伦理剧，关乎个人伦理、政治伦理，也关乎民族文化质地的追问。其实藏在这部戏剧背后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沉思，和梁启超、鲁迅的国民性反思一脉相承。李静的新剧，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脉络中结出的闪闪发光的果实。它也同时让我想起了《安提戈涅》，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想起了苏格拉底和学生们对话时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所思辨的话题，在一国一族发展的远古或中古时期，这些话语和行为，是奠基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文化积累。这也是李静戏剧让我感受到的其经典性之所在，感受到她对于身后大文化背景的观照与深思，她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写作，仍然秉有玉铎金声的气质。毋庸置疑，《戎夷之衣》的出现，是当下一个难得的精神事件，只是台下因疲惫、疑虑而越来越虚无的人们，是否会让这部戏的精神与自己的历史以及自己的日常行为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一切都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