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晨烨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现在是、未来也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有所放缓，但我们看到，过去五年，中国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产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充满期待，也期待政府推出更多举措，提振房地产行业并刺激消费需求。”9月3日，在 2024年野村中国投资年会上，野村亚太控股首席执行官、野村控股中国委员会主席丰岛贤士表示。

站在当下时点来看，全球经济正经历自世纪之交以来最为复杂的调整期，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叠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世界各大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交织。

与此同时，通胀、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动荡。美国在经历了数十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周期后，逐步接近政策调整的拐点，而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在艰难权衡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的平衡。此外，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存在压力，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也对未来发展构成挑战。

在2024年野村中国投资年会上，记者与亚洲及印度（除日本外）首席经济学家Sonal Varma、日本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冈崎康平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两位首席看来，尽管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科技领域的复苏、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为亚洲各国在应对挑战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以下是对话实录：

关于亚洲宏观经济

：目前亚洲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或不确定性是什么？

Sonal Varma：在短期内，我认为主要的挑战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相关。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亚洲的出口有所回升，但这一回升主要由科技行业推动，尤其是由人工智能带动的复苏。然而，这种复苏并没有扩展到科技领域以外的行业。

因此，我认为展望2025年，亚洲的出口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这也是目前最大的挑战。其次，美国大选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短期和中期内将如何影响该地区及各国的经济，这也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重点。第三，地缘政治始终是一个持续的不确定因素。

在过去两到三年中，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上保持在较低水平。不过，地缘政治及其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仍然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最后，气候变化也是一个风险。无论是干旱还是过多的降雨，我们看到的与气候相关的天气干扰增加了，并且影响了食品价格及更广泛的通胀前景。

因此，气候变化对未来亚洲通胀走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在我们预测通胀将逐渐缓解时，必须特别关注这一点。

：美国经济放缓可能影响全球需求，这将如何影响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Sonal Varma：美国经济放缓对亚洲至关重要。美国经济无论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都会对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野村的基本预测是美国将实现“软着陆”，也就是说，虽然增长会放缓，但仍会接近长期趋势，并避免陷入衰退。随着增长放缓，预计通胀也会逐渐回落，这为美联储在今年9月、11月和12月各降息25个基点提供了可能，明年也有望进一步降息。

在这种“软着陆”的背景下，亚洲反而可能受益。过去两年里，美国经济表现出了某种“例外状态”，经济增长强劲，利率远高于亚洲国家，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向美国市场，给亚洲带来压力，如美元走强和资本外流问题。

如果这种趋势逆转——也就是美国利率下降，经济放缓但并不急剧下滑——这将对亚洲形成有利局面。亚洲本身的经济增长依然稳健，在这种全球环境的支持下，亚洲有望吸引更多资本回流。当然，另一种风险情景是美国未能实现“软着陆”，陷入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必然会受到冲击，但我们认为，美国更可能实现“软着陆”。

至于亚洲国家如何应对，当前最重要的是寻找刺激国内需求的途径。这可能包括一些新兴经济体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或者通过降息来刺激消费。此外，过去五六年间，全球经历了多次经济震荡，因此，增强经济韧性同样重要。各国需要确保足够的外汇储备，保持健全的财政管理，推行必要的改革措施。在这类不确定的环境下，构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将是关键。

：目前亚洲哪些新兴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Sonal Varma：这个问题更偏向中长期视角。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两到五年，我们认为有几个关键趋势将非常重要，某些国家和特定行业将从中受益。

首先，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投资是一个重要趋势，尤其是在亚洲，像韩国和台湾这样以高带宽内存芯片为中心的国家和地区。这一领域的出口已经在增加，内存价格上涨，AI相关投资也在增长。这些地区可能会显著受益于这些发展。

第二个趋势是供应链的多元化，一些供应链正在向本地区的新兴经济体转移。我们的研究显示，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在这一趋势中受益尤为明显。在这些国家，特定行业正在经历增长。例如，在印度和马来西亚，电子和半导体产业是主要受益者。半导体领域，印度在组装和测试方面增长显著，而马来西亚则在整个半导体价值链和数据中心方面受益。

越南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已经受益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电子和汽车行业。因此，我们认为供应链多元化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个趋势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兴亚洲经济体的一个重要发展点，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商业环境。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正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道路、港口和桥梁等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由公共基础设施支出推动，但未来也会有大量私营部门的参与。

这些是我们认为对亚洲新兴行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几个关键趋势。

关于日本经济前景

：日本今年的加息会对日本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冈崎康平：日本的货币政策一直非常宽松，包括负利率政策和收益率曲线控制（YCC）。自2006年以来，日本就没有经历过加息周期。我是在2009年开始职业生涯的，所以日本今年的加息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见到。

在这个意义上，这次加息周期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需要仔细观察经济对加息的反应。这不仅仅是我的个人经历，因为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人真正经历过加息周期，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可能需要摸索应对的方法。

自2016年引入负利率政策以来，特别是年轻借款者的房贷期限大幅延长，有些家庭甚至同时承担了两笔房贷，夫妻双方分别借款。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对房地产市场是有利的，推动了房价的大幅上涨。然而，随着加息周期的开始，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些家庭是否能够顺利偿还房贷。这是由于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担忧，未来我们必须谨慎应对其对经济的潜在影响。

尽管如此，鉴于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验，大多数经济主体（除了政府之外）并没有过度暴露于利率风险。例如，企业并不依赖银行贷款，日本家庭的老龄化趋势明显，主要集中在还清房贷。虽然总体风险可能不大，但我们仍需对这些风险保持密切关注。

：中日两国的经济状况在结构性问题上是否存在相似之处？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汲取哪些教训？

冈崎康平：很难说解决潜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需要多少年。日本经历了长期的通货紧缩，我们有时把过去的三十年称为“失去的三十年”。然而，如果仔细观察，这三十年实际上有所不同。1990年到2000年的前十年是一次真正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当时政府行动不够积极，金融行业陷入了困境，导致国内经济陷入了严重的麻烦。

到了2000年代，通过政府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例如对困境中的银行进行公共融资，以及日本央行从银行业购买股票。此外，全球经济的复苏，特别是由美国和欧洲的房地产热潮推动的复苏，也帮助了日本经济。当时，日本被描述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当时的问题并不是资产负债表问题的直接负面影响，而是它对消费者和企业信心的余波影响。企业普遍不愿意增加资本支出，消费者和企业的通缩思维，比如压低售价、避免提高工资，也拖累了经济复苏。

最后，在2010年代，随着安倍政府上台，日本央行实施了大胆的货币政策，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新振兴了日本经济，并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的“活力”开始恢复。因此，在讨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持续时间时，需要区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不是中国经济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的经历有所不同。中国的资产负债表问题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金融部门并没有陷入同样的深度困境。此外，中国的政府、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已经从日本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

就中国面临的问题而言，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尤其是中美之间可能会再次爆发贸易战。这与日本当年的情况不同，因为在2000年代，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帮助日本通过出口缓解了经济压力，但现在中国可能很难像当时的日本那样从全球贸易中受益。

我认为，中国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更大胆的举措来应对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