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个悠闲日子，我想着给自己随便找本书读读。沿书架巡阅片刻，手就伸向了《黎烈文散文精编》。一翻，是子善老师编的，但扉页又没有他的签名。这就证明他没有送过我这本书。他编著的书成列成架，没送我的又何止这一本？但是我理解咱们的陈老师：他隔三岔五地出新书，哪里送得过来。这一本我该是 1995 或者 1996 年在深圳买的。虽一直没有读，而忽然有今天。

我把书中黎烈文赴巴黎留学路上的日记读了一遍，长了不少见识。比如“普通话”一词，我一直以为是 1949 年以后才有的，谁知并不是，1920 年代黎烈文就在用，其诞生的时间只能更早。他说上船那天一位伙计模样的人，跑前跑后，对他讲普通话，对船舱的职员讲广东话，帮着沟通检票、找床位诸事。黎烈文以为他是轮船上的仆役，而舱房职员又认为他是送主人上船的人。一来二去，船还没开，黎烈文就让一个对他讲普通话的人骗走了一小笔款子。

印象更深的是船经香港时，他上岸游玩，发现在商店里遇到的明明是同胞，买卖东西却要用英语交流。他于是忿忿不平，说中国应该早日把香港收回才好。这是 1927 年的一天，要等整整 70 年之后，香港的主权才如期收回。我没有查过资料，不敢说黎烈文是第一批希望收回香港主权的中国人之一，但他总是比较早脑子里有这想法的人。

他当然没有赶上香港回归的 1997。 我们这些赶上的媒体人，彼时读了无数与“百年香港”有关的文字，也从未见有人注意到黎烈文 1927 年在香港发出的浩叹。我们不熟悉他。我们只在读鲁迅杂文或书信时遇到过“黎烈文”三个字，知道他曾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编发过不少鲁迅的稿子。连《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里，都没有提到他 1936 之后的行踪——

黎烈文，……曾留学日本及法国，1932年回国，同年12月起编辑《申报·自由谈》，曾约鲁迅为该刊撰稿，1934年5月去职。同年9月与鲁迅、茅盾创办《译文》月刊。1936年在鲁迅支持下编辑《中流》半月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读了这样的简介，我们很容易得出“此人已是历史人物”的印象。所以，说起黎烈文，与其说熟悉，不如说陌生，而且是非常陌生。

那天书架前找书看，我抽出那本《黎烈文散文精编》，也是因为我忽然想知道，鲁迅去世之后黎烈文到底去了哪里，他躲得过各种运动吗？他的后半生是什么样子？一读才知，他果然躲过了，因为 1946 年他就去了台湾。他竟然当了多年台大外文系的教授，1972 年在台北去世。

他去世时，我们既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即使现在，熟悉他台北教授生涯的人，除了子善老师这样的文史研究专家，还会有多少人知道呢？

刚刚我又查了 2015 版的《大辞海》，见“黎烈文”词条已经全面多了——

黎烈文（1904—1972）　……1946年赴台湾，曾任《新生报》副社长、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舟中》，散文集《崇高的母性》，论著《法国文学巡礼》、《艺文谈片》，译有《冰岛渔夫》、《红与黑》等。

多亏还有个香港。1972 年黎烈文去世时，香港报纸上都有报道。那年的《南北极》杂志上还曾有篇文章，题为《黎烈文之死》。这篇文章发表 52 年之后 ，我才偶然读到了。是因为有前些天的偶然，才有了这几天的偶然吗？

“從報上看到黎烈文逝世的消息，的確有點意外，”52年前的作者方一飞说，“然而令我感到意外的並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竟然静悄悄地活到今天，活到逾古稀之年。因為我一直以為這位三十年代曾名震海內的'自由談'主編，老早已經死了。沒想到他竟然悄悄地去了台北，而且在那兒靜悄悄地待了二十七個年頭。”

他原来也有这样的惊讶与陌生之感，而且是在 52 年之前。

他接着说，“在現代醫學越來越昌明的今天，一個人能活到七十歲一點也不足怪。奇怪的是像黎烈文這樣著名的人物，我們竟然不知道他還活着。他活得如何寂寞，豈不是可想而知了嗎?”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