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在很多山东人的记忆里,这首关于我们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的民谣,始终萦绕耳边。在一些历史悠久的村子里,还可以看到很多人家的大门口或院里,栽种着沧桑苍劲的国槐,在山东一般叫它本槐,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槐树。这棵大槐树,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既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祖德荫佑之味,更有怀念祖先、不忘来处的寓意。
其实,在轰轰烈烈的明朝初年山西一带大迁徙中,落脚山东的移民不仅来自洪洞大槐树下,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北省的枣强县,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云南、四川人。在山东的不少地方,也流传着另一首民谣:“要问祖上在哪边,本是直隶枣强县。”
明初移民并非只山西洪洞一地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文献提及的移民潮,主要有以下几次:第一次是开始于西晋灭亡前的“永嘉之乱”,“永嘉”是司马家族建立西晋的第三位皇帝司马炽的年号。此时,以匈奴、鲜卑、羯、狄、羌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成长起来,觊觎司马王朝的天下。经历了司马家族疯狂的“八王之乱”内斗,西晋王朝气数已尽,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人乘虚攻破京师洛阳,擒获晋怀帝司马炽,三年后西晋灭亡。“永嘉之乱”被杀百姓有十万之多,两位西晋皇帝遭虐死,列强起兵占地,北方形成“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司马后人逃到南方,于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苟延残喘103年,史称“衣冠南渡”。原西晋统治下的北方人纷纷南下,百年间有一百多万,甚或达到二百万人,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民族大迁徙。
第二次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长达二百多年的动荡,北方战事纷扰,百姓背井离乡,逃往南方。有人测算,此次南下百姓人数超过“永嘉之乱”,至少不会低于200万。到北宋初年,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状况优于北方,为此后江南各地发展打下基础。
第三次以“靖康之耻”徽宗被掳、北宋灭亡,南宋偏居东南一隅杭州为起点,北方人再次掀起南下大潮,时间将近一个半世纪,到南宋覆灭,有五百多万人移居江南。
第四次就是发生在明朝初年的以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为标志的移民,根据相关研究者所言,此次移民来源主要以山西、河北为主,以洪洞县为旗,附之河北枣强,以及四川、云南等地少量移民,从而形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潮。移民迁往地区主要在黄淮流域,散布全国各地,牵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时间跨度相对较短,但影响深远。
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基本条件,与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一次大移民皆不相同。显而易见,前几次移民形成的原因,是朝政内乱、外族趁机而入,造成正室朝廷灭亡或逃亡,从而产生肆意族杀、小民逃生的社会混乱局面。而移民的主要方向就是南下——江南甚或更南。但是,明朝初年的移民潮,不是百姓自发的,而是有组织、被迫迁往黄淮流域为主兼及全国各地,也是原因最复杂、去向最繁乱的一次大迁移。如此相对集中的精准移民,如果没有一个强力的组织机构推进,没有一条抽打在百姓身上的皮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恐怕难以成为现实。这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就是以朱元璋为皇帝的大明朝廷,这条抽打百姓的皮鞭就是地方政府的驱赶与镇压。
“解手”与“倒背手”的来历
流传至今的那些发生在庞大移民队伍中的故事,就是残酷的例证。
如“解手”,当时移民不愿离开家乡、远赴人生地不熟的新地方重新生活,因而政府的移民政策并未得到百姓支持,迁徙途中逃跑、匿藏者众多。为了尽快完成移民,各级政府大量增加押解人员,为了防止移民逃走,押解者使出狠招,将移民双手反剪,并用绳索把他们串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谁也别想跑。遇上大小便这等不得不解决的生理问题,被押解的人就冲着押解他们的兵呼喊:“解开我的手,我要方便。”时间久了,长途跋涉的人们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多说,干脆俩字“解手”,押解的兵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也有传说,不仅“解手”源于此,“方便”一词也来自这里。因为大小便不好直呼,以“方便”代之。
“倒背手”的来历与“解手”差不多,移民的两只胳膊长时间被向后反绑,只有“方便”的时候才能解开绑绳,松弛一下。那时候的迁徙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往前赶,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不要说下江南,以洪洞大槐树到山东济南为例,近1200里路程,每天步行20里地,一天不歇,至少需要60天。还有孩子、老人,遇上恶劣天气,把这些不利因素全部加上,可能需要80多天。一直被反绑着的两只胳膊,天长日久形成习惯,到达目的地松了绑,不倒背手反而不自然、不知所措了。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但有人说从此以后,凡是洪洞大槐树的移民都是习惯倒背手,就是无稽之谈了。单眼皮双眼皮、八字脚有遗传基因,后天形成的习惯很少有遗传的可能。
除此还有传说,为了防备移民途中逃跑,官兵在每个移民的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因而移民后裔都有小脚指甲分两瓣的基本特征,同样没有道理可言。
这些传说的背后,佐证了明朝初年移民的残酷无情,著名凤阳花鼓戏《说凤阳到凤阳》就道出了当时民众的冤情: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慌。朱元璋本是凤阳出生,却被逃荒要饭的老家人编成歌,走到哪儿骂到哪儿。朱皇帝登基后定都南京,将自己的老家凤阳定为中都,彰显其对家乡之厚爱,但还是被骂得头破血流,明朝初年百姓生活之艰难可见一斑。
元朝末期,经过了农民起义、元蒙政权的野蛮屠杀,以及朱元璋带兵滥杀无辜,制造了恐怖的无人区,致使黄淮中下游流域人口锐减。朱元璋建立王朝,为了稳住民心,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便要增加人口,开垦土地。这位从小跟着大人们四处要饭为生的土皇帝,深知没地种、没饭吃是养不住百姓的。于是他想到了移民,让那些人多地少,难以糊口的地区百姓,迁至人少地多的地方开荒种地。
朱元璋先在江浙一带小试,迁“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后又把江南民众14万强行迁到他的老家凤阳,可能是朱元璋听到老家人唱着花鼓戏骂他了。他把山西一些人弄到河北,其后多次把浙江西部、山西一带的百姓强行迁至安徽、山东、河南、直隶。他还把浙江、直隶的两万户人家,弄到京师,充当脚夫。一些犯罪分子也被随意发配,成为移民。明初的移民朱元璋干得最多,其长孙建文帝朱允炆跟得也很紧,燕王朱棣篡位后,只是从山西的太原、平阳等地迁了一部分人到新首都北京。此后,明朝官方主导的移民现象基本绝迹。
山西是重要的人口输出区,其他如浙江也是出人大户。洪洞县成为“网红”,被移民后代所追捧,分析下来,从这里被迁出来的人都是政府强制行为,违背了移民意志,因而这些移民更加怀念自己的家乡,怀念家乡的大槐树。口口相传,形成传之久远的民间传说。
洪武年间枣强移民山东35万
明洪武年间,山东共接收移民近200万,其中山西移民一百二十多万,剩余的移民中,河北省枣强县就有35万之多,如今生活在山东的枣强移民后代接近1000万人,占山东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枣强移民的去向主要集中在东昌府(聊城)、兖州府、青州府、莱州府、济南府。
官修史书中,鲜有枣强移民的记载,致使至今对于枣强移民很多研究者持“冷淡”态度,认为枣强只是洪洞移民的转运站,或者是集合点。理由是枣强所处的地理位置,其实与山东、河南、安徽差不多,都是战事频仍地带,朱元璋登基之前同样遭受了人口剧减的灭顶之灾,根本无人可移。
不可否认的是,枣强作为广大移民之祖先故居,被移居山东的枣强后人高度认可。在之后的众多家谱、祠堂、墓志铭中都有相对明晰的记述。以居住在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东王松村的许氏为例,他们有比较明确的迁徙路线图——明朝初年,从枣强迁至山东长山县(今邹平市),四世祖许士能率部分家人从长山再迁山东潍县,始侨寓埠头村,不久移居潍县东南乡王松里。《长山许氏进公族谱》序记:“吾长山许氏始祖(讳)进,自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奉命由直隶省正定府枣强县(现为河北枣强县),迁入山东长山县(现为山东滨州邹平市长山镇),居司家村。自此至今(公元2018年)已有六百四十余年历史。”同一族谱之《东王松许氏鳌公(士能)族谱编、续修简史》记载:“我族之先祖(讳)进自枣强迁入长山,始祖鳌自长山迁入王松,至今(2018年)已六百四十余载,繁衍二十七世。”
现在所知,王松许氏族谱最早为明朝万历四十二年五月修,此后清雍正八年、道光七年、光绪三十一年,及公元1996年又多次续修,传承有序,祖世各代来龙去脉记录清晰,毫无差池,当为信史。除此,王松村至今有很多祖先落户此地的传说:许氏族人在离开长山县司家村东迁途中,落脚潍县埠头村,可能感觉不是很适宜,便继续前走。行至十余里之外的王松,始祖不幸病逝,孩子们只好将其埋葬在当地的一条河边,种植松树,守墓三年。为了便于守墓以及耕种生活,兄弟两个分成东、西两部分住下,并为始祖墓地起名“望松”。随着时间推移,族人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决定常居此地。墓地东边一个村,叫东望松,西边的村叫西望松。万历二十七年,出生于“东望松”的七始祖许舜民中进士,朝廷放官河间府河间县知县,“望松”声名大振,于是改名“王松”,成为“东王松”和“西王松”两个村子,至今不变。
甲辰仲春,作为枣强移民后裔,怀着敬仰与崇古,来到枣强寻亲问祖。在这里,我的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为了生存,为子孙后代谋出路,先祖含泪离开故土,开疆拓土,吃尽苦头。故土已经建起“枣强移民文化园”,成立“枣强移民文化研究会”。时下尚有诸多有关枣强移民的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明白的研究解答,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至少能够推动枣强移民历史的进一步探讨。600多年前,数十万枣强儿女告别以盛产甜枣而著称的家乡,从此一别不回。而今子孙繁盛、生活富足的枣强移民后裔,不忘来路,纷纷踏上故土,追寻祖先的足迹,感受故乡气息,令人感慨。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许志杰 许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