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群/文 面向大众读者的历史写作远比想象的要难得多，写作者总要克服各种写作策略带来的诱惑和偏差：故事叙事能够提供愉快的阅读体验，却遮蔽掉了现实的复杂和历史材料断裂空白处的想象力；学院派的分析性固然能够将各种线索铺展开来，但很容易让文本本身味同嚼蜡，丧失了历史新鲜的活力。

青年历史研究者谭木声的《巫蛊乱长安》正是在这样脆弱的历史写作“钢丝”上努力求取平衡的新作。他曾自评上一本著作《太后西奔》面对的“困境”：近代史的材料实在太多，甚至在同一个历史事件上相互矛盾，想要讲完一个故事总要舍弃些什么。然而他写作汉武帝晚年这场巨大的政治变乱时又面临着“相反”的困境：关于这个事件的史料太少，以至于作者自己要努力用历史的推理、想象去填补史料之间的空白。

《巫蛊乱长安》
谭木声 | 著
后浪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一

想象力的核心是寻找新的解释机制，自从陈寅恪用“关陇集团”解释隋唐政治，中国历史研究就有了不同于传统典章制度沿革研究的新气象。当然，在今天看来，将历史中个人行动的解释提升到超越个人的结构性层次，已经是历史学研究的常规路径。但是这样的分析如何写出漂亮的历史故事，却考验着写作者。

私以为，这本书最精彩的内容，就是作者利用有限的史料为我们勾勒了“巫蛊”前夜长安城内的政治局面。汉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但在大一统皇权诞生之初，皇帝为了实现自己宏愿而仰仗的政治力量却十分有限，无外乎开国勋旧、母族长辈、宠妃宗亲、内廷宦臣。窦婴、田蚡、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张骞、霍光、桑弘羊……这些人无论其评价正面与否，都是史书中无法回避的名字。

我们总想当然地认为，男性是残酷政治斗争的主角，上面这些名臣良将都是围绕汉武帝这个权力中心相互纠缠的。但是作者用细致的梳理和十分合理的推测，向我们展现了武帝朝另外一番政治图景——长安的政治集团与汉家女性的关系。

汉武帝能够继承皇位，本来就是几个女人博弈的结果。汉景帝先立了栗姬之子刘荣为太子，景帝的胞姐馆陶公主刘嫖为了长久的权势，决意让女儿陈阿娇做未来的皇后，就示好栗姬希望能将阿娇嫁给刘荣。栗姬没有那么敏锐的政治嗅觉，仗着景帝的恩宠粗暴地拒绝了馆陶公主。秉持着“反正我要当县长夫人，县长是谁我不管”的原则，馆陶公主就寻觅到了同样有“上进心”的王娡，并结成政治盟友，利用栗姬的失误和王娡的枕边风，成功地将年幼的刘彘（后来的刘彻）送上了太子之位，于是就有了后世流传的“金屋藏娇”的典故。只可惜陈阿娇恃宠而骄，仗着自己家族助刘彻上位有功，最终埋葬了自己，此是后话。

武帝的权力敏感性和终其一生的有为的政治取向，来自青春期的叛逆创伤。初登帝位的他一直生活在女强人的政治阴影之下，这就是他的奶奶窦太后。实际上，政治女强人一直是汉家制度的历史记忆——吕后称制既清洗勋旧集团，又打破了非刘氏不得封王的盟誓，她所好的黄老之术也在汉初70余年间成为治国理政的原则。窦太后未称制，然其对幼子梁王的偏爱，始终是景帝一朝中枢政争的重要原因。年轻的刘彻即位之初欲以儒术改弦易辙，窦太后仅用几个人事调动，就彻底粉碎了小皇帝的幻想，让朝堂重回黄老无为的“正轨”。直到6年后窦太后去世，刘彻才能独揽朝政。这种青春期的压抑让刘彻面对亲生母亲王娡欲效仿吕窦故事时果断出击，将其摁压在萌芽之中。于是有了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终其一生对皇权独揽的敏感。

二

武帝朝因汉匈战争而崛起的两拨新军功集团，同样和女性关系密切。既要防范勋旧恃功乱政，又要防范太后干政，刘彻想要有所作为就要提拔新人，他能够信任的新人也就只能通过恩宠的后宫来寻找。在这里，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起到了和馆陶公主一样的作用，为了巩固皇帝恩宠，就不断为皇帝搜寻美女。不同的是，馆陶公主希望通过自己女儿“一锤定音”，而平阳公主则主要靠数量，数量上去了，概率再小也能蒙上。

最著名的当然是平阳公主府的歌姬卫子夫，她不仅证明刘彻的生育功能没有问题，还给他带来了第一个儿子，未来的太子、巫蛊之乱的主角刘据。于是基于卫子夫的血缘纽带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军功政治集团——卫青和霍去病，皇权历史上首个废立皇帝的辅政大臣霍光。汉家立国，除了有吕后的阴影外，另外一个不圆满的因素就是匈奴问题。白登之围让汉家“屈尊”和亲，北方边境不得安宁。这样重大的问题，正是锐意进取的年轻君主施展拳脚的舞台，也是改变黄老治国之道的契机。卫青和平阳公主的联姻进一步巩固了这个集团地位，成为太子刘据最有力的支持者。

君王的恩宠总是随性的，即使有了卫子夫，平阳公主也还是坚持不懈为自己弟弟寻找美人，于是有了卫子夫色衰之后汉武帝的另外一个挚爱——李夫人。尽管李夫人上位的故事版本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和赵地的倡优群体关系密切，特别是她的哥哥李延年，更是历史上有名的词曲双绝。她的另一位哥哥是著名的贰师将军李广利，如果说卫青北却匈奴还有汉朝“自卫”的意思，那李广利西伐大宛取天马，则纯粹是“权力的一次小小任性”。基于地域和职业的因素，作者最富想象力的推断，就是从巫蛊之乱的另一位主角江充的起伏人生里，窥见赵地倡优群体的相互扶持和提携。江充能够从一个千里进京告御状的赵王宾客，一跃成为武帝宠臣，罢官之后能二次上位，直至谗陷太子，必然有朝中力量和宫中近人的双重支持。就在江充以巫蛊之祸扳倒太子后的第二年，李广利即与亲家公丞相刘屈氂密谋扶持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这前后的配合并非偶然。

汉家女性对于政治的影响，也并非在武帝朝即告终结。宣帝中兴之后，汉朝很快迎来的后期一位很重要的女性和她的外戚集团，她就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元帝去世后，王政君深居后宫46年操控朝政，坐视族亲擅政，以致侄子王莽最终代汉。

为何汉代女性能够在朝政中有如此重要影响？作者谭木声在书中单辟一节，专门论述汉代的社会风气、政治习惯、现实局势等因素。这里我们仅从另外的侧面提供一个理解思路。汉承秦制，法律周密且反映一定社会风俗，据1980年代湖北省江陵县西南张家山地区二四七号墓出土的《二年律令》，女性具有袭爵位、继承户主、继承与处置财产等一系列法定权利，尽管汉律仍然遵循嫡长子继承，但显然女性仍然具有较高的法律和社会地位，能够具有独立的家庭地位。这相比于西晋儒家化之后的法律有显著不同，以唐律为例，承担国家编户义务的“户主”必须由“家长”担任，而唐代家庭的原则是子从父、弟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服从家长，家长由家庭中辈分最尊的男性担任。于是女性独立的社会地位在法律儒家化后几乎被取消，这也是后世史家难以理解汉家女性能够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他们所处的时代风气，已经不允许女性拥有独立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强的家内主体性和权威，进而也就没有正当理由渗入皇帝的朝堂。

回到《巫蛊乱长安》，作者以宏阔的分析视野和十分有分寸的想象力，为我们深入解释了巫蛊之乱背后的来龙去脉，作为一次爆裂的政治事件，“巫蛊之乱”的直接史料十分有限，难以拼凑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完整故事，而引发事件的线索背身，却有着武帝一朝数十年的铺垫，足以构成一段精彩的分析。稍显缺憾的是，作者在各条线索内部都有十分精彩的讲述和推理，但各条线索之间如何排布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巫蛊乱长安”的故事，还需要进一步打磨。正如开头所论，当代的史学写作，特别是大众面向的史学写作，如何在分析和叙事之间求得平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本书已经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