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宋笛/文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决定》指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时间节点：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锚定总目标，《决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张占斌说，《决定》不仅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措施相衔接，更将改革向深化推进，呈现出更全面、更具体、更重体制建设的特点。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下称《说明》）进一步指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点，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张占斌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既然是首要任务，所有改革措施、所有制度的完善就要盯着这个目标。

此外，《决定》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外，也提出要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张占斌说，推动国家治理也需要改革具有一个更广泛的视角，“但治理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管’，而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

按照《决定》设定的时间表，改革措施需要在2029年完成。对此，张占斌说，这张改革时间表反映了改革决心大、底气足，但难度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说任务是很艰巨的。

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改革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活力。《决定》也有多条相关改革措施：“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营造良好改革氛围”“加强诬告行为治理”等。

张占斌说：“如果社会上的人没有心气儿，没有积极性和热情了，那改革推动起来就会阻力重重。所以要更有力地深化改革，首先要把人们的积极性更充分地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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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经济观察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是如何衔接的？

张占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种衔接。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迈出了关键性、决定性的步伐。经过十年建设，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现在看，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需要进一步向高水平迈进，因此强调了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对2035年的目标如此表述：“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35年目标中把“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独写进去了，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特别期待。

这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让中国市场捍卫市场经济的尊严，坚定不移地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凝聚共识、增强动力。

经济观察报：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相比，《决定》及《说明》提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

张占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既然是首要任务，所有改革措施、所有制度的完善就要盯着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能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这就涉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涉及如何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

经济观察报：《决定》强调了市场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还提及了要“弥补市场失灵”。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将会迎来更多规范性政策？

张占斌：这个提法之前也出现在不同的文件中，但这是首次进入《决定》这样级别的文件中。我们之前说很多领域是“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所以现在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什么叫“管得住”？这绝对不能机械地理解成要一刀切，要严管。“管得住”换个词理解，应该是叫“管得好”，本意是希望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管住市场中那些不好的部分，而不是什么都管。

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是很难判断的。特别是在新的行业、新的模式不断出现、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干部可能会跟不上形势。干部看不懂、看不清，就乱干预，肯定做不到“放得活”，也做不到“管得住”。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实际上对有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不断提高自己的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自己对市场的规律性理解和认识。

经济观察报：《决定》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提法，比如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之外，又增加了一条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如何理解这第三个“相适应”？

张占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整个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治理水平也需要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

国家治理涵盖范围极广，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安全，都在治理的范畴中，治理水平的提升需要改革的不断推动，将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纳入改革目标，也意味着改革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视角。

当然，国家治理并不能简单理解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管”，“治理”更多强调的是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国家发展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与国家治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决定》提出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个和此前“健全宏观调控”的表述有所不同，特别是其中提出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将是一个什么机制？

张占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五”计划开始，我们每五年就会出台一个五年规划，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中长期规划，这是我们国家宏观政策上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和衔接性。

但随着规划的制定，我们渐渐发现，其中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专。我们还出台了一些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进行配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规划体系。

接下来，规划的落地又需要更多政策的配套，要有政策体系进行协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变成了以前有些地方说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变成一个走形式的事情，规划失去了本身的引导和约束作用。所以，规划不仅需要有系统性，还要与政策衔接起来，形成一个体系，这样才能一张蓝图绘到底。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就是希望将顶层设计的大方向和时间节点，特别是一些有具体指标的方向和政策衔接起来，要让政策跟着时间节点不断跟进。这也是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国家要是没有大的规划，没有政策的衔接，一旦列车发动了，再要掉头，就会耽误很多时间，造成很大的浪费。

经济观察报：《决定》涉及诸多领域，但其中也有一些主题词，比如我们能看到“城乡”是一组关键词，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围绕推动城乡融合推动的。

张占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关注的改革内容。目前推动城乡二元制融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召唤：如果我们城乡再不进一步融合，我们经济增长的动能就会出现缺失。新市民化的推动，可以让农村人口更好融入城市，他们会在城市里消费、置业，也会给经济注入新的动能。

此外，这种融合也会逐渐推动解决长期的二元制问题，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这实际上也是共产党要解决的一个历史性问题。

经济观察报：《决定》中有多处提到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此外，多处还提及了对各类企业、各种所有制的统一要求和期盼，比如“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等，这释放了哪些信息？

张占斌：一方面，《决定》强调了对各种所有制平等对待，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是同等重要的，做了好事都要表扬、做了坏事都要用法律约束，这就是“一碗水端平”，不管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都得在同等要求、同等待遇下进行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还是具有很多特殊性，实践中面临着更多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因此，《决定》也提出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改革措施，比如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经济观察报：《决定》中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的定位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如何理解这一定位？

张占斌：市场化和法治化是中国改革的两轮，中国改革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改革也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有了这两个轮子，我们的治理水平能不断提高，制度优势能不断凸显，中国改革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改革需要激发社会积极性和活力

经济观察报：总体来看，《决定》体现了哪些特点？

张占斌：整体读下来，《决定》有几方面特点是比较鲜明的。

一个特点是全面、具体。《决定》涉及的领域很全面，每个领域里的改革措施又十分具体，等于清晰地把改革的“大写意”通过每个领域的“改革施工图”画了出来。

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的原则之一。《决定》的改革措施很多是和机制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紧密相连的。邓小平就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可以说是制度建设“始于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如果我们把这些制度都能够更好地构建和完善起来，我们也可以形象地说是“成于习”。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制度建设不是越多越好或者越少越好。有些干部容易将“以制度建设为主线”错误理解为制度越多越好。

所谓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指要从实效出发，以是否适当、是否管用作为制度建设的标准。该完善的制度要完善，该改的制度要改，该废止的制度也要废止。制度建设中也要注重适当留白，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市场一个探索的空间。制度太多、管得太细，可能就没有探索的空间了。

《决定》提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我们的某些制度与新质生产力并没有完全匹配，所以才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才是目的。而不是用很多制度把生产力给管住了，把社会活力给管住了。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秩序和活力”的原因。

此外，《决定》与民生、与老百姓急难愁盼紧密相关的内容更多了，也更全面了。

民生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也好、制度完善也好，最终目的是要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从这个角度讲，下一步改革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更多人对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将改革不断推进向前。

经济观察报：此次《决定》在很多内容上体现了“问题导向”的原则，并提出了改革要“更重实效”。对此，你怎么理解？

张占斌：这两年社会经济遇到不少困难，压力较大，大家都有点焦虑，对改革的预期就很高，希望《决定》中的改革措施能有些“大当量”效果才好。但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深水区需要非常整体、精细的改革措施来推进：一方面改革要往更加全面的方向走，不像以前一样，集中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另一方面，改革措施需要非常具体，要有针对性地把一个领域的改革措施说明白了，改革不仅要提供一张“路线图”，还需要提供一张“施工图”，要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一步步推动着这个国家往前走。

这也是《决定》强调，“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改革措施比较具体，另一方面300多项改革举措也有非常明确的完成时间表——2029年，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张占斌：这张改革时间表反映了改革决心大、底气足，既然提出了这样的时间表，也表明了党中央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来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但从难度看，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说改革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改革时间表也是一种倒逼机制。

经济观察报：你多次提到“积极性”和“活力”，这两个词也多次出现在《决定》中，它们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占斌：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词汇。改革一方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要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是什么？社会活力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只有人人都想着推动改革、推动现代化发展，我们的改革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这也是我们从此前的改革中积累的经验。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的地方、有的人比较有积极性，而有的地方、有的人积极性就比较弱，就是我们所说的“躺平”。当然“躺平”中有些可能跟个人主义有关系，比如个人的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制度和机制体制还不够合理，限制了很多人，甚至限制了一些干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也是我们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制度和体制机制都非常圆满的话，是100分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就不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了，而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经济观察报：《决定》也强调了改革积极性的问题，你认为有哪些关键点值得关注？

张占斌：《决定》很多内容都意在调动改革的积极性，比如提及“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营造良好改革氛围”。从这点出发，我们要支持和引导更多积极支持改革、营造改革氛围的言论，要及时消除一些否定改革，破坏社会氛围的言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氛围。《决定》提出了“加强诬告行为治理”，这也是因为有些诬告现象破坏了宽松的社会氛围，让想干事儿的人不敢干事。《决定》还提出“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这也是给基层减压，调动基层积极性，释放基层活力的措施。

这些都是增强社会活力，提高改革积极性的措施。有些措施和方向此前也都多次强调了，但有些地方落实得不够。

如果社会上的人没有心气儿，没有积极性和热情了，那改革推动起来就会阻力重重。所以我们要更有力地深化改革，首先要把人们的积极性更充分调动起来。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更为迫切：一是要调动广大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科学家的积极性；二是调动广大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三是调动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积极性；四是调动广大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也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