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 7月25日，人们送别一位医生。他是李晟，生前就职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6天前在门诊诊疗中被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去世。

到目前为止，施害者的动机以及更多关联细节还有待明晰。是否与心内科既往医患纠纷有关，暂时也无法证实。在碎片的拼图中，只有李晟医生的敬业、善良是清晰的。正因如此，人们才震惊、惋惜、愤怒。人们要问，为什么一位好医生无辜逝去？

无论动机如何，都不能成为暴力袭医的理由，这是正义价值观的底线。但袭医事件发生后，人们还是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医患关系——不一定是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可日益紧张和激化的医患关系的确是看得见的现实，也的确是诸多医患冲突的导火索。

《医学与哲学》杂志曾刊登了一篇题为《暴力伤医的大数据分析》的论文，从选取发生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的290例暴力伤医新闻中发现，七成以上袭医动机是医患关系处理不当引起的，比如，认为医院误诊延误病情、认为治疗效果不佳、对医护人员态度不满等。

2013年10月发生的导致一死两伤的温岭刺医案，起因就是患者对鼻腔手术效果不满意，其影响广泛而被视为中国医患关系史上标志性事件。那次，医生群体第一次自发组织站出来，为逝者默哀，呼吁推进医改，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然而此后11年间，医患纠纷所致的袭医事件仍时有发生，医患矛盾的症结并未解开。我们要问，本应紧密团结、并肩共对疾病的双方，关系何以瘢痕累累甚至剑拔弩张？

“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对疾病的恐惧让患者和家属情绪尤为脆弱，他们往往更需要慰藉。“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的墓志铭，概括的就是医学中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的价值。可以说，诊疗、帮助、安慰是一个完整的医疗服务应该包含的三个部分。然而在中国，后两部分几乎是缺失的。这与国内医学教育中“重诊疗，轻人文”有一定关系。医生是给人看病的，要面对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疾病”，沟通力和共情力与诊疗水平同样重要。一个善于沟通也有人文关怀底色的医生，寥寥数语之间也能传递安慰的力量。

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超负荷的门诊量让医生难有余力再去提供情绪价值。现实的情况是，一边是忙到没时间吃饭甚至连水都不敢多喝的医生，一边是候诊大半天看诊几分钟还经常感受到医生不耐烦的患者，疲惫的双方很容易擦枪走火。在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医疗资源不足的现实制约下，把分级诊疗落到实处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分级诊疗制度已推进多年，但现实中仍是社区医院、低等级医院门可罗雀，三甲医院规模越来越大、虹吸效应越来越强。这背后是复杂的制度原因。

站在很多患者的角度，就医时除了人文关怀的几乎空白之外，即便是诊疗本身，也难言满意。看病贵、看病难依然是现实存在。一位肿瘤病人去医院例行配药时，医生可能会告知开不出进口原研药了，因为医院当年开进口药的指标已经用完。一位肺炎并发呼吸衰竭的老年患者住院10天后，只是病情趋缓但未痊愈，就被医生要求出院，医生决策考量的不是患者利益，而是按DRG/DIP（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的标准，这位患者的医疗费用快超标了，超标的部分要医院承担。

类似的例子不少。一些新制度初衷良好，但执行中暴露出的不尽完善之处，让医生成为具体压力的承担者。而患者与预期不符的就医感受也容易化为对具体医生，对具体诊疗行为的不满。制度造成的问题还是要靠优化制度来解决。7月23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DRG/DIP2.0版分组方案，就是对此前试点了3年的1.0版暴露问题的回应。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在DRG/DIP2.0版发布会上表示，希望不因费用影响病人救治。我们期待新的方案能化解一部分矛盾。

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医院保安的配备和安检制度的建立提出要求。加强安保措施当然有助于防止暴力袭医事件的发生，但不是治本之策。立足点还是要放到如何缓和医患关系，重筑医患互信上。信任之下的医疗成本最低，医生、患者、社会三方都是赢家。

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该优化的制度要优化，与此同时，公共理性也很重要。在自媒体时代，一些片面放大、情绪渲染医患对立的视频或帖子迎合了流量，但除了激化医患矛盾外，对公共监督、公共讨论并无益处。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呈现和理性讨论。对个体来说，也要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偶尔治愈”并不是医者的谦卑之辞，任何诊疗决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来就没有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