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延迟退休改革脚步渐进。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应该说，延迟退休是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后的必然趋势。首先，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显著增加，人们的健康水平也显著提高，很多年届退休的人依然身心状态良好；其次，中国女性退休年龄偏低（普通员工50岁，管理岗位55岁），一些很有能力的女性管理者，到了55岁可能会被要求退休，拉齐男女退休年龄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职场平权；再次，延迟退休是全球各国应对老龄化的通常做法，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一般都在62岁—67岁之间，在日本、韩国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7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人占比不少。

但延迟退休改革必须稳妥、有序地推动，如何落实自愿、弹性原则也应该有更多的讨论。

一项改革要顺利实施，需要民众的理解和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十分重要。这需要财政和社保基金的公开和透明。中国的养老金模式是现收现付制，即，当年年轻人缴纳的养老保险用于支付当年需要支出的养老金，养老金留存的底子并不厚实。国家得算一笔总账，如果落实延迟退休政策，会节约多少养老金支出，增加多少养老金存底，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养老金的可持续性问题？

其次，我们还必须对一项政策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些或许是“意想不到”的，都尽可能地考虑清楚。

比如，如果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老年失业空窗期”。职场的“年龄歧视”一直存在。一些企业用人就有“45岁玻璃天花板”的潜规则，如果中层管理者无法在45岁前晋升，就可能面临淘汰；一些企业招聘时也会设置年龄限制，超过一定年龄连面试机会都没有。高层管理岗位毕竟有限，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45岁—65岁这20年的职场生涯该如何规划？如果出现“失业空窗期”该如何应对？这都是需要深入考虑和探讨的问题。

另外，延迟退休还会带来阻挡效应。简言之，延迟退休意味着整体工作年限的拉长，如果想要减少晚年失业空窗期的出现，就意味着得压缩新就业机会，这可能推高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是需要权衡的。

阻挡效应还有无形的影响。相比较而言，中老年心态没有年轻人开放，不太容易拥抱新事物，也缺乏年轻人的闯劲和勇气，如果过多中老年人留在职场，可能会增加职场的“暮气”，让企业显得有些创新不足。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此外，在公务员体系里，如何处理因工作年限拉长而导致的冗官、冗员问题，也不容回避。

“意想不到”的影响可能还有生育率。现实地看，中国女性早退休其实对帮助子女养育孙辈贡献巨大，祖母或外祖母照护孙辈在中国城乡都是常态。如果女性要到65岁才退休，则意味着年轻人养育孩子时获得的母亲的支持将大为减少，如果没有相配套的育儿支持政策，可能将进一步压低生育率。

另一个绕不过去的改革是社保一体化改革。现在退休金仍然存在城乡差别，城市内也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如何缩小这样的差别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这些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稳妥有序地推进延迟退休改革，需要有一系列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和创新。延迟退休改革是关乎每个人的大事，也关乎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安全与可持续性，需要个人、市场和国家三方共同努力。

（作者为财经作家、晨读书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