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强/文 近年来，灾害性气候在全球各地不断出现，而且频率似乎越来越高；极端高温、干旱、冰冻、洪水等自然灾害不断上演，五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灾害性气候已经不是罕见的偶然性事件，这似乎意味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改变。对于像我这样的很多外行人来说，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内在机制尚不了解，只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但由于我们就生存在自然环境之中，所以对气候的变化有非常直接的感知，高温、洪水等灾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产生了冲击，据不完全统计，仅是今年以来，全球各地因高温因素死亡的人数就已经超过千人。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中，至少有一年超过2023年成为最热年份的可能性为86%；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全球平均近地表气温已升高1.3摄氏度。由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严重性，就连金融稳定领域都开始研究气候变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

目前，多数观点认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人类无节制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环境，从而导致了我们现在时常所经历的高温、干旱、洪水等灾害。但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有些人则认为气候变化具有周期性，目前的一些极端变现只是气候的正常演进过程，对于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这个问题需要持谨慎态度。实际上，对于是否是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答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意味着人类需要控制和改变自身的行为来缓解对气候的破坏；否则，则需要采取其他措施甚至不用干预气候的自我演变，我们只能去适应气候的变化。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仍然是主流观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审视人类的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衡量眼下正在发生以及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会更加严重的气候恶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更一般的说，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事件？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风险，未来的份量有多重？

意大利经济学者和科普作者卢西亚诺·卡诺瓦所著的《看不见的大象：如何用长远思维预测未来》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切入点，从行为科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流行文化相结合的视角，阐述了人类在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时所存在的心理谬误和偏见，从而做出了并不合适的决策。决策决定了所走的道路，并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例如，作者在书中指出，人类死亡的原因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与错误的决策有关，不论是开车时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还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引发了严重疾病。“看不见的大象”在书中指“全球变暖”等长远事件，也指人类思维中的不理智、冲动的方面。虽然这本书以全球变暖为例子进行讨论，但书中讨论的内容对于很多长远性事件都具有启发意义。

用动物表示的风险

不知何种原因，学者们似乎喜欢用动物来表示各种风险状况。黑天鹅、红天鹅、灰犀牛分别代表不可预见且概率较小但影响非常大的风险、整体缺乏预见性而产生的风险以及可以预见且有非常大概率发生的风险事件。卡诺瓦又提出了“看不见的大象”这一概念来表示人类在应对长期很可能发生的事件时所存在的非理性方面。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小概率但影响极大的风险事件，并将其称为“黑天鹅”。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之前，人们的意识中天鹅就是白色的，黑天鹅曾用来指那些不可能存在或很少发生的事情，所以黑天鹅代表了非常稀有的事件。除了概率很小之外，黑天鹅事件还有两个特点，即无法预见以及冲击非常大。所以，人们把黑天鹅事件称为随机风险，由于黑天鹅事件具有随机性，所以想要完全规避这种风险并不容易，只能未雨绸缪。从定义来看，可以归为黑天鹅事件的风险并不是很多，想想看，如果人类社会经常受到预见不到且影响极大的风险冲击，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崎岖而悲惨的。

除了难以预见且概率非常小的风险事件之外，在人类社会中还有些风险事件是可以预见的，而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较大。古根海姆奖得主、畅销书作家米歇尔·沃克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讨论了已经被预见到并有极大概率发生的风险事件，并将其称为“灰犀牛”。灰犀牛是一种体型很大的动物，所以被发现并不意外，而且灰犀牛一旦奔跑起来惯性很大，很难停下，并且会造成很大冲击。灰犀牛事件的一个特点就是可预见性，既然已经预见到了，那么最终结果就取决于有没有采取措施来应对灰犀牛事件。这方面很好的一个例子是资产泡沫，虽然对于资产泡沫存在很大争论，但如果资产价格已经明显偏离其基本价值，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一头“灰犀牛”，泡沫最终会破裂并产生严重冲击，只是看决策者能不能采取措施来遏制泡沫继续膨胀，并使资产价格软着陆。

看不见的大象实际上是在灰犀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讨论我们在面对风险状况时如何回应和决策。在书中，“大象”是指导我们行为的情绪和意识，大象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一旦它已经塑造并左右了我们的心理、情绪、思维和认知，我们在面对一些异常情况时就可能做出非理性的决策。作者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做过一项实验来观察1500名受试者处理问题的方式。实验中，有一所用乐高积木搭成的小房子，摇摇欲坠的屋顶上放了一个小人，参与者被要求加固这一房屋结构。实验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实验参与者倾向于通过的添加积木来加固结构，但其实最佳解决方案是直接去掉用于固定屋顶的不稳定支柱。这个实验反应了人们思维中更倾向于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

除了上述几种运用动物表示的风险之外，还有一些动物性风险也在不断出现。例如，有人用“红天鹅”表示预见性的集体缺失导致的风险。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除了罗伯特·席勒、拉格拉姆·拉詹等少数学者之外，学术界和金融市场似乎对于发生影响如此广泛和深远的金融危机没有预见性，也没有准备，导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迅速蔓延，破坏性极大。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都宣称我们已经驯服了经济周期。在事后阅读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等人的回忆录了解到，即使危机已经发生之后，包括伯南克在内的很多人也没有预见到危机的冲击会如此之大。

关于气候变化风险

人类工业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使人类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生活水平和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从辨证法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感受到事情的另一面，那么很可能是其他人承担了另一面的后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因为没有保护好环境，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空气和水资源污染、土壤和植被破坏、物种消失灭绝等，与这些现象相伴的是高温、干旱、洪涝灾害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可以说，气候变化对于人类来说已经不能说是风险，因为变化已经发生，并且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

理论上来看，气候变化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外行人很难说清楚气候变化的发生机理，我们只是感知到了气候变化的结果。以碳排放为例，研究认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对气温升高具有一定影响，但这里面的作用机制很深奥，一般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复杂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于做出行动上的改变来缓解气候变化并不积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需要弥合问题重要性和大众的理解之间的鸿沟，要用通俗的信息交流方式告诉大众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会发生什么结果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来改变最终的结果等。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这个例子。早在1543年，哥白尼就已经出版了《天体运行论》，系统地论证了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这一理论，但当时在科学界并未引起任何反响，主要原因在于天体运行论的理论精髓主要是一些复杂的数学计算，一般人很难理解。1616年之前，哥白尼可以在大学里教授他的理论，天文学家们也可以自由地阅读这本书。直到1610年，伽利略通过自己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进行实证观察，并将观察结果公开发表，哥白尼的观点才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也引起了罗马教廷的介入，并于1616年将《天体运行论》列为禁书。这个故事说明，一个正确的观点并不会立即被广泛接受，成为普遍共识，重要的是观点要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如果伽利略没有坚持不懈地探讨哥白尼的观点，那么太阳中心说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仅仅作为学校里讨论的内容而束之高阁。

除了观点不容易理解之外，这里面还涉及到人类非常关注因果关系以及即时结果这一特征。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一般会思考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会得到什么结果以及何时会得到结果？对于一些因果关系非线性、原因和结果非常复杂曲折的事情我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甚至根本就不会去做。实际上，虽然因果关系肯定存在，但工作和生活中很多事情的因果关系并没有那么直接和线性，这就可能导致一些人在“因”的层面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并不积极，因为结果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现，但人类并非那么有耐心。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这就要求坚持长期运动、健康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等，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是比较直接的，只不过要长期坚持。但健康的结果显现会有一定的时滞，不是今天运动了或保持好的生活习惯了身体马上就有反应，正是这个结果的时滞导致很多人无法坚持下去。如果通过每天的锻炼和健康饮食，身体状况能够很快出现可以感受得到的边际改善，那么就会给人提供动力来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气候变化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要改善气候也需要久久为功。但非常有可能的结果是，在一些国家，由于气候改善结果的滞后性，导致在行动上面临重重阻碍。例如，一些反对声音可能会认为，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来改善气候，为什么没有立竿见影的结果。由此甚至会重新提出气候变化原因这一问题，如果人类改善气候的努力没有即时的结果，那么气候变化很可能不是人类造成的，毕竟短期内很难反驳不同意见者的这一声音。

人类对待远期事件的态度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人类的眼界不只局限于当下，而是能根据对未来的预测来规划前进的路径。实际上，如果人类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就对于很多事情就可以提前做出规划、未雨绸缪。在此情况下，大到人类社会、小到微观个人的发展轨迹基本上都是可以确定的。话虽如此，但给定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或依赖于现在所采取的行动而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我们生存的环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差），人类的行动似乎与理论上所预期的并不一致。这也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丰富多彩和千变万化。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不否认必然性，但偶然性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性事件，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的行动，那么未来的气候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差。给定这个不甚乐观的未来，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理论上来看，现在我们就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气候继续恶化下去。但从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来看，目前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和投入似乎并不够。为什么不采取积极措施呢？这涉及到人类如何看待未来的问题。

未来是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时间概念，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未来”时，心中并没有对“未来”那么在意，可能“未来”只是把很多事情向后拖延的借口。不能否认，人类具有较长的视界，可以思考非常遥远的事情，但人类也很在意即时满足，毕竟当下是确定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是可以掌握的，未来则充满不确定性，存在很大变数，也不一定是我们可以完全把握的。

作者在书中提到，在狩猎采集型社会中，穴居人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找到食物果腹以活到第二天，他们没时间和精力去做长远的打算。即使过了数百万年，我们仍然受到这种原始本能的影响，对于“现在”的事情，我们能够敏锐地觉察，但对于那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未来的事情，我们就很难有所行动。《消费者研究杂志》（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曾发表过这样一篇实验文章：实验组织人员要求两组印度农民利用6个月的期限进行储蓄存款，除了起始和结束时间不同之外，其他要求都完全相同。第一组人在7月开始储蓄，在12月结束储蓄，第二组人在8月开始储蓄，在第二年1月结束储蓄；结果显示，第一组人的储蓄金额远超第二组人，因为对于第一组人来说，12月是今年的事情，属于“现在”，而对于第二组人来说，第二年1月是明年的事情，似乎更为遥远。

我们的大脑更容易觉察到眼前的利益，对未来利益的关注度则明显下降。这也导致我们在做决策时可能会缺乏远见，对未来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未来似乎更容易被低估和忽视。这其中有侥幸的心理在作祟，也有惰性的缺陷参与其中，更有“讳疾忌医”的抗拒意识发挥作用，不愿意承认问题并马上着手解决问题，而是一再拖延，直到无法拖延为止，此时解决问题就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费用。

经济学和金融学中有贴现的概念，即未来的钱或效用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未来的资金或效用与现在并不是等价的，未来要经过贴现，我们更注重当下。假设若人类不改变自身的行为，那么未来的气候肯定会变坏；但另一方面，人类改变现在的行为必然会对当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决策？该如何衡量现在的发展和未来的气候？

首先，在遥远的未来，目前的这代人可能都不存在了，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代际之间关系的问题。就像凯恩斯那句非常有名的话，长期来看我们都死去了。我们有那么关注长期吗？如果我们当代人能够享受到更丰富的发展成果，未来会在我们的决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吗？尤其是如果未来非常遥远，当代人都已经逝去，那么我们还会非常关注未来的气候风险吗？或者我们会相信未来的人能够更好地解决气候问题，现在还用去采取一些痛苦的措施吗？

其次，当代人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未来的人的生存状况。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李嘉图等价（RicardoE－quivalence），其逻辑为：如果政府现在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就会出现财政赤字，为了控制赤字规模或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政府未来必然要增加税收。理性的个人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会为子孙后代着想，虽然通过减税得到的收入增加了，但考虑到后代会面临更高的税收，现在的个人会为后代留下更多的财富去支付税收。结果是虽然现在减税了，但对经济并没有多大的刺激作用。逻辑上，李嘉图等价似乎很有道理，但实证研究并不完全支持李嘉图等价，也就是说人类似乎没有那么有远见，也没有将未来的税收问题纳入现在的消费决策。

再次，这里面还涉及到“公共地悲剧”和外部性问题。自然环境或者气候是一个公共产品，从微观个体来讲，对于改善环境所能做的非常有限，而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不完全由自己承担，这就可能导致个人不去采取改善环境的积极措施。所以，从保护环境和气候的角度看，要将个人和企业的收益和成本都内部化，破坏环境和气候的成本也要体现在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之中。

最后，可能还涉及是否存在调整和试错空间的问题。对于很多问题，如果有试错机会和空间，我们的重视程度可能就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例如，对于年轻人来说，老年时候的身体状况是一个未来事件，老年时的健康情况取决于年轻时的生活习惯、消费、运动等行为，如果年轻时能保持健康的行为，那么老年时患上一些常见疾病的概率就会降低。但健康行为可能意味着在饮食上保持节制，要经常运动，同时要调节好情绪等，但要做到上述这些事并不容易。以健康饮食为例，健康饮食一般都不如“非健康”饮食那么美味，也没有“非健康”饮食带来的即时效用大。例如，酷暑中的一杯冰镇可乐似乎要比一杯温水带来的效用大得多。如果为了老年时期的健康，年轻时就要面临着各种权衡，是获得即时效用还是长远效用？人们在心里又是如何衡量长远效用的？在一个追求即时满足的世界，给未来更多关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到老年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有纠正错误的机会和回旋空间，所以即使现在做出了一些不健康的行为，也不会对未来的健康产生决定性影响。气候问题也是如此，即使承认气候变化是由人类引起的，但如果当代人认为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和机会来改善气候，那么现在做出行动的积极性和紧迫性也会较小。

并不遥远的未来

未来是一个时间概念，现在和未来并不是割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就会变成现在。在历史长河中，看似遥远的未来实际上并不遥远。从这个角度看，惰性、不作为或者把事情拖延到未来似乎不是理性的选择。就像一个小长假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假期还挺长，时间比较充裕，但转眼间就会面临假期余额不足。又如，我们把很多事情推到未来去做，但很快就会发现未来已来，此时就会焦头烂额，体会到惰性的缺陷。理性的人不应该低估未来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未来在我们的心里和意识中应该具备相应的份量。

人类是经验动物，很多时候会根据所遇到和经历的事情来调整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也说明，虽然很多事情确实在发生，也确实很重要，但如果普通人感知不到这些事情，那么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就会很粗浅，也很难针对这些事情做出改变。随着我们经历的极端性气候越来越多，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后果的严重性会越来越清晰，这也会使未来的气候风险在我们当代人的决策中占据越来越重的份量。

人类是一种独特的动物，其生理构造和意识过程非常复杂、难以琢磨，从完全理性的视角看，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做法似乎难以理解，无论是心理学还是行为学，对人类的了解只是在不断加深，很难说已经把人类解构得非常清楚。如果按照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行事，世界的运行就不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看不见的大象》这本书实际上以气候风险为切入点，简单地探讨了人类在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或风险时所采取的一些非理性行为或做法，这其中包含了人类固有的一些缺陷和偏见。这本书没有深奥的理论探讨，也没有的一板一眼的道德说教，而通过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小事例来呈现人类对于未来的看法、未来在人类决策中的份量，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从个人的角度看，未来在决策中的份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经历和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丰富，我们会更有耐心，也更能理性地看待未来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