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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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15日凌晨两点，在德国巴登韦勒的一家旅馆，安东·契诃夫溘然长逝。一晃120年过去了，这位俄国杰出的作家，不仅没有被时光长河冲刷而去，反而牢牢地站立在世界文学版图的天才之列。《万卡》《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草原》……这些举不胜举的经典作品，被一代又一代读者阅读和讨论。时隔百年，再来重温契诃夫，依旧没有隔阂，其原因正如俄国作家米哈尔科夫所言：“契诃夫的惊人天才在于，当他讲自己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这也是在说我们。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时很严厉，但从不把他写的人物和他自己分开。他能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现他自己。”他的作品几乎触及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教员、医生、孩子、军人、商人、地主、小官吏……都是凡俗之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挣扎于自己的困境之中，契诃夫以巨大的包容心去理解笔下人物，用精准的笔触去书写他们，这在当时的文坛是不多见的，且超越了时代，到今天依旧触动人心。

这也是为何唐纳德·雷菲尔德的《契诃夫传》中文版一出来，我就迫不及待想读的原因。我热爱契诃夫的作品，自然对契诃夫本人也怀抱无限的好感。当然不止我是如此，比契诃夫晚一辈的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曾在《金蔷薇》里如此表白，“我觉得俄语中凡可用于契诃夫的词汇都已说完、用尽了。对契诃夫的爱已超过我国丰富的语汇能胜任的程度。对他的爱，就如一切巨大的爱一样，很快就耗尽了我国语言所拥有的最好的词句”。我很好奇如果他看完《契诃夫传》，还会不会继续保持这样的热情。读这本传记，有一种奇妙的撕扯感。至少对我自己来说，读之前我对契诃夫的认知是来自他的作品，冷静、睿智、幽默，富有同情心，读完之后，之前那些印象当然也有，可之前那份纯粹的热爱没有了，逐渐变成了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人物时，一时间陌生、厌恶、喜爱、敬佩、惊讶，混杂在一起。

《契诃夫传》
[英] 唐纳德·雷菲尔德 | 著
徐菡 | 译
启真馆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

唐纳德·雷菲尔德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俄语与格鲁吉亚语教授，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契诃夫作为俄罗斯文学绕不开的人物，自然成了他重点研究的对象，其成果就是这本出版于1997年的传记，后又根据新增材料做了修正和增添。契诃夫只活了四十多岁，可唐纳德·雷菲尔德以非凡的精力和扎实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本极厚的契诃夫生活史（中文版有865页），全书84个小节分别隶属于10个部分，细节之丰沛，人物之繁多，引用资料之密集，几乎到了繁琐的程度。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吸纳又不断遗忘的过程，这如此篇幅的“流水账”之中，契诃夫的生平如细密画一般摊在了我们面前。

安东·契诃夫为后来研究他的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他精心保存下来与自己或家庭相关的每一片纸屑——信件、账单以及各种证书。每到圣诞节，他都会把当年的信笺整理到纸箱中保存起来。在契诃夫去世后，他的妹妹玛莎·契诃娃投身于整理契诃夫庞杂的档案，虽然历经俄国革命、俄国内战、斯大林时代和德国占领等社会动荡，她都没有放松过对哥哥遗产的管理和保护。后来的传记作家，所依据的资料多是基于1973年—1983年莫斯科出版的31卷本《契诃夫作品与书信全集》，其中有近5000封契诃夫的亲笔信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材料支撑，玛莎在其中的功劳不容小觑。

因为是私人信件，有些内容太过私密，公开出版时遭到了严重删减或篡改。通过某些回信可以推断出，另有1500封信件现已遗失。这还不算，未获发表和公开的契诃夫研究资源同样庞大。在俄罗斯各地的档案馆，特别是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手稿部，保存有大约7000封与安东·契诃夫有关的信件。在各地档案馆，也保存有大量的文献和图片资料、时人信件。这些档案馆中约一半的信件——尤其是那些反映安东·契诃夫个人生活的信件，从未发表过。雷菲尔德为了完成这部传记，除了西伯利亚、萨哈林岛和香港，几乎遍历了契诃夫的所到之处。历时3年时间，对这些档案材料进行了系统化的检索和抄录。传记最后提供了海量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由此可见作者的工作量之大和用心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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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一生不算很长，却足够丰富多彩。要想穷尽他一生所有的细节是不可能的，毕竟很多证据缺失了，很多生命奥秘也无法揭开。不过要想从这本传记看到作者对契诃夫作品的探讨，是会失望的。作者的另一部专著《理解契诃夫：对契诃夫散文及戏剧的批判研究》出版于1999年。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传记关注作家本人的生平，而专著关注作家如何书写，在内容上互相补充。作者认为，契诃夫的个人生活不应该视为其文学创作的附属物，而应被理解成滋养其创作的经验之源。基于这样的思路，作者把重点放在了从生活角度来剖析契诃夫的小说与戏剧，探究这些作品如何来源于生活，同时又怎样影响了契诃夫的生活。

在契诃夫的身上，呈现出了一种看起来分裂的气质：一方面很多人评价他是个冷漠的人，可另一方面现实中他又是个积极投身于“服务大众”的人。先说冷漠，与契诃夫有长期合作的苏沃林曾经如此评价：“契诃夫是一个具有燧石品质的人，他那苛刻的客观性是一种冷酷的特质。”此可谓是一语中的。传记中有一个实例很好地说明这一点：1881年9月，《观察报》杂志发表了一幅恶作剧的人物漫画《婚礼季节》，配文极尽嘲讽之能事，漫画上有情态各异的婚礼嘉宾，其中一个人的题词是“愚蠢似软木塞……为了嫁妆而结婚”，另外一个人被戏称为“女士杀手”……这幅作品在契诃夫的家乡塔甘罗格引发了强烈的不满。漫画出自科利亚·契诃夫之手，配文则是他的弟弟安东·契诃夫所写。作品中的“婚礼”，来自他们的马尔法舅母家。前不久，这位舅母还写信给安东，祝贺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转眼间，她就遭到了科利亚和安东兄弟俩的无情嘲笑。不只是舅母一家，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安东的亲友们，他们都在漫画上找到了丑化了的自己和讥讽的配文，并为此气愤不已，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受到这般侮辱。他们的大哥亚历山大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想被打断脊梁骨的话，我建议你们不要回塔甘罗格来”。

那些被伤害的人的感受，安东根本不在意。虽然他在作品中富有同情心，但他毫不在意将别人的生活描述成喜剧对现实中的真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他的确喜欢借着作品羞辱他人，让人难堪，这幅漫画配文绝不是最后一次。在日后的作品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过。他不会承认自己在利用他人，也不会自省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契诃夫曾经的情人丽卡·米济诺娃控诉他：“无论您说出或做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其实您都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您真的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它。”

写作伦理的界限在哪里，见仁见智。对契诃夫身边的亲友来说，要忍受他的“不在乎”；对与契诃夫毫无现实连接的读者——包括后世的我们来说，这样的冷漠，也恰恰促成了契诃夫作品的重要品质。这里不妨引用《契诃夫的一生》的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话：“在他的文字中已然穿透出显而易见的冷漠，这种无动于衷令他后来遭到指责。但这也是一条法则。一名短篇小说的作者若是对自己的人物表现出同情，就将面临变得敏感而荒谬的危险。也许，他也没有闲暇纠缠于他所刻画的人物。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进入限定的环境里，沉浸其中，依恋或是憎恶。但短篇小说则好比是一座陌生的房屋前一扇半开半掩着的门，刹那之间，旋即关闭。”

《契诃夫的一生》
[法]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 著
陈剑 | 译
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冷漠不只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生活中同样如此。契诃夫不同于很多生前默默无闻死后美名远扬的作家，他很早就成名了，在去世前已经是俄罗斯公认的杰出作家，拥有了大批狂热的忠实读者，其一举一动经常会成为报刊上的热议话题，说他是当时的大明星并不为过。在传记中，我们经常看到，朋友们前仆后继地赶来他的住所。但在盛名之下，难掩疲惫。他一次又一次逃离热闹的现场躲起来，但追随者如影随形，有时到了不堪其扰的程度。冷漠与疏离，会不会是契诃夫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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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读过传记的人，想必都会对契诃夫的情感史之复杂叹为观止。作者写道，“柳德米拉·奥泽罗娃、叶连娜·沙夫罗娃、维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和利迪娅·阿维洛娃都渴望着安东·契诃夫的爱情”。全书中提到爱慕契诃夫的女性远远不止这些，契诃夫周旋在这些女性之间，留下了大量书信。他既渴望得到爱，又从这些爱的关系逃离出去。1898年安东·契诃夫写信给朋友说：“唉，我没有能力处理像婚姻这样复杂而纠结的事情。丈夫的角色让我害怕，它蕴含着一些很严厉的东西，类似一个团长的职责。我生性闲散，更喜欢从事一些要求不高的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末期，与女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连这样重要的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还在笔记本感慨：“一种无爱的感觉，一种平淡的状态，悠长而平和的思想……所谓的爱，无非某种逐渐衰退的东西的遗留，或者某种未来可能变得非常强大的东西的前奏，但它目前难以如意，它能给予的远远低于的期待。”其情绪之低迷可想而知。

契诃夫的另外一面是“热情”，于私于公，他都是一个相当有责任心的人。先说“私”，他有一个庞大的家族都依靠着他。安东·契诃夫在信里谈到了这些靠他养活的人：“我也有一个‘家庭圈’。为了方便起见，我到哪里都得带着他们，就像带行李箱一样。我已经习惯于此，就像习惯了长在额头上的赘生物……但这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赘生物……无论怎样吧，我时常感到开心，而不是忧伤；但如果再深想下去，我就会被束缚住手脚。”他是这个大家庭里的灵魂人物，面对不省心的哥哥们，年迈的父母亲，需要工作的弟弟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心力来应对，唯有他的妹妹玛莎帮衬着他。

再说“公”，他的本职工作是医生，书中细致地写到他的工作，“1892年的整个夏天，安东都奔走在那些或尘土飞扬或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负责为25个村子提供医疗服务。他检查卫生设施，为农民们治疗痢疾、蠕虫、梅毒和地方性结核病，每晚入睡时都已经精疲力尽，而早上太阳升起时他已经起床了”。在抗击霍乱中，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他赢得赞赏，被吸收到各种各样的管理委员会中，为改善当地广大农民的生活处境而奔走；从萨哈林岛返回之后，他专门跑去彼得堡活动游说，为萨哈林的儿童乞丐和雏妓设立收容机构，还为他们寄去书籍；在雅尔塔，目睹很多结核病患者的艰难处境，不惜投重金为他们修一座疗养院。虽然自己生活并不宽裕，时常为钱所苦，可是面对向他求助的人，他都毫不吝啬地去支援他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也敢于站出来，面对他认为不合理的事情积极发声。1901年夏天，契诃夫起草了一份遗嘱，交给玛莎保管，在最后他嘱咐道：“你要帮助穷人。要照顾母亲。祝你们平安。”

冰与火，冷漠与热情，疏远与亲密，残忍与温柔……可以用一组组对立的词汇来形容契诃夫，却不能穷尽他复杂的一生。他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甚至说有很多缺点，也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正如作者在序言所言：“毋庸置疑的是，即使您觉得这个人一生的行迹不那么符合圣徒式的人生，即使他没有像我们曾经以为的那样与命运不屈不挠地抗争，他仍堪称一个天才，他值得我们敬佩之处丝毫不曾逊色。”让我们再次回到120年前，4000人聚集在莫斯科火车站，步行4公里前往新圣女公墓，为安东·契诃夫送葬。他们都清楚地知道送别的这个人何等重要。不过，他们可能没想到的是，哪怕时隔百年，后来的我们依旧会深深地悼念安东·契诃夫。他是永恒的存在。

邓安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