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智/文 今年5月25日，杨绛先生仙逝已8周年。三联书店出版社于该月推出《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以下简称《亲友书札》），是献给这位伟大的知识女性的一束馨香，也堪称是文苑与学苑的双料盛事，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

最后一次“打扫战场”

对文苑与学苑稍有涉猎的人都会知道，围绕钱杨夫妇的书札之事曾引发两起公案。一是钱锺书去世后，因其生前写给朋友李某的信出现在拍卖会上，杨绛向法院起诉拍卖公司与李某侵犯著作权与隐私权，案件最终以法院判决拍卖公司与李某停止侵犯著作权与隐私权，向杨绛赔偿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害抚慰金共20万元而告结束。

另一起，是在大连图书馆供职的范旭仑于1995年出版《记钱锺书先生》一书，书中发表钱锺书信函72通，这些信件是范向钱锺书亲友搜集而来，发表前未经钱锺书本人同意。当时在病中的钱锺书立刻向国家版权局投诉，国家版权局责令范及大连出版社立即将该书下架收回，连同存书全部销毁，并在《光明日报》上公开道歉，声明保证不再犯同样错误。范承认错误并接受了惩罚。

这两起公案，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对于光芒万丈而又淡泊声名的钱锺书杨绛夫妇而言，书札之事，非同小可，庶几享有“老虎屁股”之威，自家人自会慎重其事，世人更不可造次。也因此，对于天下芸芸钱迷杨迷而言，《亲友书札》的问世，简直是横空而来的惊喜。其情形，就有如一对一向吝啬的夫妇，突然摆出一顿丰盛的大餐广宴天下寒士，怎不令人喜心翻倒！笔者自信，这一比喻应不会被认为拟于不伦。

在女儿、丈夫相继离世后，杨绛曾经表示，自己此后的人生使命，就是“打扫战场”。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喻。《圣经》中使徒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如果人生是一场险恶而艰苦的战斗，世间大概没有多少人，可以比钱锺书杨绛更有资格用“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来概括、总结自己的一生了。不是吗？作为知识人，两人不但得以在动荡而残酷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幸存下来，还在文明的暗夜里，给这个世界贡献了丰赡而独特的文化瑰宝。更难得的是，在野蛮而荒诞的岁月中，夫妇二人既没有自污，更没有污人，奇迹般罕见地保全了自己的人格。二人都得享高寿，杨绛更以105岁的高龄成为人瑞。

然而，打过了美好的仗，守住了所信的道，却未必就能得到公义的冠冕。负责“打扫战场”的杨绛，料会有这样的感受。应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句老话，钱锺书杨绛晚年大名加身，但也不得不面对一些负面的风评。

从学术到为人，从来不乏对钱锺书的质疑乃至恶评之声。对于杨绛而言，“打扫战场”的任务并不轻松，她不但要整理钱锺书留下的浩瀚而复杂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还要维护、捍卫钱锺书和她自己的形象。

收录了钱杨亲友近300通信的《亲友书札》，可谓是杨绛“打扫战场”的收官动作。该书前言中，信件整理者吴学昭披露，杨绛晚年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和她本人的日记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这些留下来的信件，是她口中“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由于自感身体衰弱、来日无多，没有心力整理，因而她赠送给吴学昭，并授予其处理这些信件的全权。

吴学昭是钱锺书的老师吴宓之女，称得上钱杨二人的灵魂之交。她阅读完全部信件后，告诉杨绛这些信件具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极其珍贵，自己将在有生之年将这些信件整理翻译出版，然后将原件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收藏。杨绛听后，极表赞成，说两人“灵犀相通”。谈到这些信件的具体价值，吴学昭概括为三个方面，说它们“荷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

三联书店关于此书的官方介绍性文字说，本书呈现了二人工作、生活、心境、交往、论学的状况，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丰富立体的钱杨世界。这话诚然不错。但笔者读了这些信后，却很难抑制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这本主要收录亲友写给钱杨的信札、少量钱杨作复的内容仅以附录方式出现的书，更像是一份亲友团的证词。它所要担负的使命，复杂而幽微，所谓呈现交往、论学状况云云，只是冰山的表面一角，其证据价值才是其冰山下隐秘而宏伟的主体。

钱杨向以极度爱惜羽毛著称，对泄露私人信件更是高度敏感，甚至不惜以霹雳手段震慑擅自发表自己信札文字的人。这些杨绛不忍毁掉的信件，自然非比寻常。她乐见这些信件被公之于众，更显系别有怀抱。

“历史的证据”

在吴学昭所说的三重意义中，“历史的证据”这一意义，无疑最醒目且耐人寻味。笔者悬揣，这些经杨绛严格审视而幸存下来的“证据”担负着多重使命。

使命之一，是向世人展现钱杨看重的亲友团成员，用时下的话说，是一次官宣。钱杨一生，与其通信者众。《亲友书札》中的信函作者共91人，虽然远不能代表其看重的亲友团成员的全貌，如杨绛的妹妹杨必、钱锺书的知交徐燕谋，均没有他们的信件被收录进来，但大体上，这个名单反映了钱杨珍视的亲友团成员的阵容。

出现在亲友团中的一些面孔，有的令人意外，比如老舍、冰心、蓝翎等。也有的面孔令人感到陌生，但与钱杨关系却极为密切，如王岷源。他是四川人，钱锺书的清华学弟，后留学耶鲁，在哈佛工作过，妻子张祥保是出版巨擘张元济的侄孙女，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胡适离开大陆前最后一次为人证婚即是为他们。王岷源回国后在北大教授英语与俄语。他学养深厚，一生低调行事，述而不作，与钱杨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每当赴美探亲时，王岷源都会给钱杨写长信谈见闻、议国事。他写给钱杨的信，量大好看，是全书的亮点之一。

与此同时，也有曾经煊赫一时、一度与钱锺书有过热络通信关系的人，没有出现在《亲友书札》中。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搅动思想文化界的何新，尽管经赏识他的胡乔木介绍给钱锺书并一度通信频繁切磋学问，但何新的信无一通获选。这应该是钱杨择友趣味的体现。

使命之二，是为钱杨的个性、品格及处事风格提供可靠的证词。比如从钱锺书的堂妹夫许景渊、知交王岷源等人的信中可知，钱锺书所以出任社科院副院长，确系无奈之举，并非表面清高而内里热衷。李慎之曾在悼念钱锺书的文章中说，钱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一职，与向来“以官荣人”的传统相反，是“以人荣官”，此语确非虚夸。钱锺书不胜崇拜者的打扰，不分来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避之唯恐不及。这在很多人眼里被看作是不近人情。从《亲友书札》中不同人的信中可知，多年来，求见钱锺书者确实过于浩繁，令其难以招架，并深为反感，以至于与钱杨关系甚为密切的宋淇介绍陈方正（其在香港学界非等闲之辈）拜访钱锺书时，也是诚惶诚恐，再三誓言下不为例。

多年前，笔者的一位同事因约稿关系与著名杂文家舒展相熟。在钱锺书生日的那天，他得知舒要去钱家，遂请求舒带他一起去钱家祝寿。他敲开门后，面对手捧鲜花的这位陌生年轻人，钱锺书的脸立刻拉了下来，不客气地说：“我过一天少一天，有什么好祝贺的，回去吧！”同事灰头土脸地掉头而返，深感受伤的他，从此不再摸钱锺书的书。多年来我对同事的悲惨遭遇抱有深深的同情，认为钱锺书未免刻薄过甚。如果同事看了《亲友书札》，料会释然许多。钱锺书著作的德文翻译者莫芝宜佳在给杨绛的信中透露，连芬兰驻中国大使也吃过钱家的闭门羹。

有趣的是，一向严苛维护钱锺书形象的杨绛，行至人生边上，面对事关夫君身后名的“形象工程”，表现出了罕见的松弛态度。在《亲友书札》中，她令人意外地收录了钱锺书与密友宋淇间快意品评当世文坛学界人物的内容，坐实了钱锺书睥睨一世的狂傲个性。尽管这一个性已为世人所风闻，但我读了书中钱锺书酷评叶嘉莹的话，还是不能不对其刻薄、毒舌的程度感到吃惊。《亲友书札》中收录信件超过10封的有7人，分别是四位中国人许景渊（10通）、宋淇（28通）、胡乔木（17通）、王岷源（17通），以及三位钱杨著作的外国译者，包括德国人莫芝宜佳（38通）、俄国人安娜·多雷日洛娃（13通）、日本人中岛碧（29通）。这7人的信件占全书信件总数的54%，可谓“历史的证据”中的重头戏。其中有关胡乔木的部分于细节中显示了杨绛的倔强。

在《我们仨》一书中，杨绛曾经详细写到过钱杨与胡乔木间的关系。胡与钱是清华校友，但彼此间很长时间里并无来往。1977年后，胡成为中国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界的大统领，主动找上钱锺书，从此开始密切交往。杨绛承认，钱杨得到过胡的庇护，如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一书得以以繁体字出版，就全赖胡乔木的支持。在险恶无常的环境里，有这么一个巨公愿意罩着，他们选择与其密切交往是可以理解的。钱杨对胡，也抱有感念的心理。但他们都知道，自己与胡身份悬隔，也未尝不清楚胡的多面人格。在《我们仨》中，杨绛借朋友的口说，胡对钱杨展示的只是自己最好的一面，因此在与胡的交往中，钱杨始终保持着边界感，总是胡主动上门，而他们二人从来不会主动上胡的门。在杨绛精心保留下来的胡乔木与钱锺书间的通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距离感。

1982年，胡钱之间发生了一场公案。当时，胡乔木为自己70岁生日写了四首七律诗，并请钱锺书教正。不成想，钱锺书书生气大发，对胡诗大动刀斧，有的诗改得面目全非。胡很尴尬，裱糊大匠李慎之居中沟通，最后钱给胡写了一封云山雾罩、赠送高帽并表示收回自己的修改意见的信，此事得以画上句号。李慎之曾撰文披露这一公案，但钱锺书到底是如何修改胡乔木诗作的，外间并不了解。没想到，杨绛保留了四十多年前钱锺书修改胡诗的原稿，并乐于公诸世间，为这起公案提供了关键而宝贵的原始资料。至于胡的原诗与钱锺书修改后的诗孰优孰劣，未来想必会成为有趣的争讼话题。

写到李慎之，不得不提到《亲友书札》中收录的他给杨绛的一封信。他在这封写于钱锺书去世前一年的信中，批评钱锺书不该为《□□诗词选》作序（其实是作跋，李误），理由是，“□□人品确实不好”。当时钱锺书正住院，李叮嘱杨绛不必让钱知道此事，但建议将来钱锺书的文集中不要收入这篇序文。吴学昭在前言中说，书信中个别不便提及的人名，用□□代替。其实，对当代诗歌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此处的□□，是指原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周南诗词选》由齐鲁书社于1997年出版，是公开出版物，因此完全没必要隐去其名。《亲友书札》中宋淇与钱锺书间的通信，多有酷评学界文坛中人之语，都是指名道姓，并没享受到□□的待遇，独有高官周南获得了优待，不得不说，这种做法让笔者感到了一点儿势利的味道。

后来，《钱锺书集》还是收入了钱锺书给周南诗词集所作的这篇跋文，显示杨绛行事确有特立独行之风。《亲友书札》中收录的外国友人的信，以杨绛作品的德文译者莫芝宜佳、日文译者中岛碧所写的篇什，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三人同为女性，这两位译者从杨绛的作品中获得了生存的智慧与慰藉，对杨绛抱有发自内心的尊敬。作为德国人，莫芝宜佳中文水平不俗，还非常幽默。日本人中岛碧性情有些忧郁，交往到后来，在她心目中，杨绛已有母亲般的亲切。杨绛与这两位异国女性间的友谊，温暖而感人，也是杨绛个性魅力的展现。

证明个性、处事风格尚属小道，《亲友书札》还有更大的使命，那就是揭橥“历史的证据”。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980年11月20日，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做了题为《诗可以怨》的演讲。演讲中，他信手拈来古今中外的例证，博学而令人信服地论述了“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的观点。说到《诗经》，他引用陈子龙的话说：“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并就此发挥：“颂扬过去正表示对现在不满，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

近半个世纪后，与钱锺书心心相印的杨绛，在“打扫战场”的关键时刻，施展“虽颂皆刺”的话语策略，来为钱锺书的形象做最后的捍卫。

《亲友书札》的最后部分，收录了多国政要在钱锺书去世后写给杨绛的唁电、信函，来信者包括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文化新闻体育大臣史密斯、原法国驻华公使及现任欧盟驻华大使郁白等人。其中希拉克在唁电中写道：“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为文化历史所铭记，并成为未来时代的灵感源泉。”郁白的来信写得更感人，中有“他如同我的灵魂之父，我为他的离去而哭。”之语。郁白同时将法国两家最著名报纸《世界报》《解放报》刊发的悼念钱锺书的文章转给杨绛，其中《世界报》悼文的标题是：《钱锺书：一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这两篇悼文被《亲友书札》全文附录在郁白的来信之下。

严格说来，希拉克等人难言符合“亲友”的定义，将他们的唁电与信件大张旗鼓地收入《亲友书札》，似乎有违名正言顺之旨。那么，杨绛为何珍藏他们的唁电、信件，并委托吴学昭将之公诸世人呢？

无他，“虽颂皆刺”也！

2013年8月，也即约杨绛去世两年半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一书。这是一本不大的小书，小16开本，但其中却包含了爆炸性的内容。书中，王元化纵论百年学界人物，关于钱锺书，也有不短的篇幅。这是一段饶富机锋的对话，随着情绪的流动，王元化对钱锺书的评价时褒时贬，似褒实贬，从“他没有什么思想内容，他思想内容非常平凡”，到“他很狂，他连陈寅恪都看不起的，他是非常狂的人”，最后游走到给钱锺书的为人做了差评：“钱锺书的为人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学问不等于为人。”

作为思想学术界重要人物的王元化，之所以出此狠话，也是冤有头债有主。书中，王元化的对话者吴琦幸告诉王，他曾以王元化学生的身份向钱锺书求教，钱在回信中表示非常钦佩王元化，但却在给美籍华人史学家汪荣祖的信中，对王颇为不敬。在脚注中，吴琦幸摘引了钱锺书给汪荣祖的信，钱说，当年《围城》刚出版时，王元化曾化名撰写文章，痛诋该书，而后来又“刻意结纳”自己。钱还在信中讽刺王元化等人为“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并高姿态地表示，自己“沧海不择细流，有教无类，自不妨与若辈过从尔。”

尽管杨绛喜欢说“我与谁都不争，与谁争我都不屑”，但在捍卫钱锺书形象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她眼中却绝不揉沙子。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你说钱锺书没有思想，世界性大报却赠他以“思想家”之桂冠。你攻击钱锺书的为人不好，法国政要却奉他为“灵魂之父”。

孰谓没思想？颂歌来夷方。夫君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谓完美的报复，也不过如此吧。

最后，笔者要说，钱锺书、王元化都是思想学术界的巨子，如今均墓木已拱，他们的历史地位，青史自有公论，非笔者所能评价。本人之所以对这一部分不吝笔墨，并非出于八卦、猎奇心理，不过是想说明即便是精神界中的健者，也与我们普通人一样，有人性的弱点，喜欢背地里说点别人的坏话，喜欢党同伐异，甚至喜欢“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了解了他们的这一面，并没有让我们丧失对他们的敬意，相反，这让我们心中的他们，变得更亲切有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