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瞿依贤 源头创新，在医药界是一个高频词汇。行业内衡量一个创新药的创新性时，源头创新既是金标准，也是高标准。近几年，中国创新药行业的源头创新不断出现成果，但是从数量上看，还算不上涌现。

什么是源头创新？为什么要做源头创新？一个理想的源头创新体系是什么样的？带着这些问题，经济观察报近日采访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药学院创始院长、拜耳特聘教授丁胜。

丁胜主要从事对全新化学生物学方法的开发，并将其用于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的研究，以期发现和鉴定可以调控细胞命运和功能的全新小分子化合物。其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单功能细胞转变为多功能细胞”方面是开创者并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部分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次对生命科学领域的多个新概念和技术进行了阐释和解析。

2022年6月，丁胜研究团队首次发现了全能干细胞的体外定向诱导及其稳定培养的药物组合，这个以非自然方式创造生命起点的发现，是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圣杯”。这个突破性发现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自然》）。这是一项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

丁胜认为，从医药领域看，中国并不缺源头创新的基础研究能力，但规模并不大。在他看来，有差异化的创新也能满足大多数患者的需求，但相比有差异化的创新，源头创新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和价值。

在他看来，中国的医药源头创新还远未形成成熟体系。在一个基本成熟的体系中，投入创新的资本要有退出路径、工业界要有回报预期、下游要有支持创新的支付体系，这些都会反过来影响上游的源头创新。

以下整理自对话：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源头创新？

丁胜：在制药行业里，我们常说的first-in-class（“同类第一”或“首创新药”），是指针对一个全新的靶点或者全新的机制来开发的新药。这款药所对应的机制从没有人做过，所以它的安全性、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要做源头创新？

丁胜：从满足患者需求的角度而言，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仿制药、跟随式非劣改动或是有差异化的创新都可以满足多数患者需求。所以在我看来，源头创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新的患者需求，但从我们国家自主地满足患者需求的角度来看，源头创新并不是最有效的。这跟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有一定关联，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弱，它可以只做跟随式创新，从做药的角度而言，效率反而会更高，并且成本会更低。

从技术能力来看，中国今天已经完全具备了源头创新的能力。中国发展到当今这个阶段，是否要做源头创新，应该考虑的是要不要在健康问题上实现完全自主，要不要在国际上有更高的话语权和更大价值的药品系列，要不要为全球的公共问题作贡献。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理想的成体系的源头创新是什么样的？

丁胜：最核心的是要形成一个头尾相接、自循环的体系。从科学技术角度而言，中国做源头创新不是问题，但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创新体系，还需要有下游的支撑。目前，中国缺乏成熟的支付体系，对创新的支持力度有限，创新药的研发、上市和相应的投入是一环套一环的，支付环节也需要有人买单。

在我看来，理想的成体系的源头创新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早期创新需要有资金投入，同时也需要有退出路径。目前有两个主要的退出机制——上市和被收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资本市场的政策不再支持“烧钱”且没有营收的创新，而更加友好的实质性改革政策尚未出现。

另一个退出机制是被收购，但国内本土企业很少有能力进行收购（和下一个因素密切相关）。2023年，国内有几十项对外授权（license-out）的交易，绝大多数收购方是海外公司。从交易内容看，多数是项目被并购，整个公司被并购的情况极少。

从上游投资的角度而言，公司被并购和项目被并购不太一样。项目被并购，多数情况是只能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和最终上市后的销售分成，首付款一般会再投入公司用于研发，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公司的资本问题，以及带来发展的可能性，但投资人并未获得回报。只有整个公司被并购，投资人才能获得回报。

最后是支付问题，如果前期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出创新药，但是创新的差异化不足够定出不一样的价格，这也无法实现“正循环”。现在国家层面缺乏对创新药定价的支持体系，虽然个别地方推出了商保、保税区等特殊政策，但是用药不可能是一个地方性行为，一个地方性行为不能最终形成大市场。

以上三个因素在今天的中国都还不成熟。如果下游没有打通，上游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如果投资没有回报，就不可持续，这会大大降低风险资本和创业者的积极性。另外，可利用的海外体系是有限的和受制约的。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关于创新药支付政策的呼吁有很多。

丁胜：如果国家层面做创新药的定位已经清晰了，那么就要为这个工作单独做预算。如果已有的机制是顺畅的，那就用已有的机制去做；如果已有的机制是矛盾的，那就需要创造一个新的机制，用新的预算去实现新的目标。

当前一些医药创新还受到“负面清单”的影响，例如不允许海外资本进行投资，这显然会阻碍创新。

其实很多问题已经显现和被关注，相关的政策改革也有所讨论和规划，但目前为止解决这些问题的细则还没有出台。

经济观察报：据你观察，源头创新往往是怎么发现并被转化的？

丁胜：医药的源头创新追溯到最源头，是基础科学，即我们怎么认知一个疾病，疾病到底怎么发生和发展。一开始的探索在动物身上进行，而非直接在人体上做探索。

学术界的早期探索更多的是验证概念，比如病因是什么，疾病状态怎么被改变，怎么产生预期的效果……这些验证往往在上游的学术机构发生，主要由国家来支持。

但是学术机构的验证仅仅是验证概念，学术界验证所使用的工具与工业界的药物在标准上有很大差别。要达到工业界的产品标准，或者说药物要进入人体，则是为了实现产品化的验证，这应该在工业界进行。

有时候，学术界的源头创新是非常基础的，很可能跟应用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所有的基础研究都是为了应用，很多基础研究是为了提高认知。比如研究进化，可能距离应用非常远，它就是一个很基础的、很本质的研究。

当然还有很多研究，比如跟疾病相关的概念性验证研究，一旦做成功了，至少就展示了潜在的应用可能性，这一类路径是比较清晰的。

经济观察报：我们现在已经具备源头创新的能力，但还看不到很多源头创新的可喜成果，为什么？

丁胜：首先，我们源头创新的量没有那么大。从科学技术能力来说，我们能做，但是规模不够大，和发达国家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另外一点，源头创新能不能被转化，还要看下游是否有人去承接上游的成果。医药界做工业化产品的人才也是有限的。工业化的团队需要拿着资金才能把经过概念验证的成果推上临床，而经过临床研究最终才有可能变成一个上市的药物。创新是高风险的，需要有投资方愿意来冒险。

经济观察报：你和团队2022年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研究，是一个源头创新式的发现吗？

丁胜：对，因为从没有人做过。生命的起点是一个细胞，以往都认为这个起点来自生殖细胞，比如卵子和精子都是生殖细胞，它们的结合能形成受精卵，进而发育成胚胎、生命。但这项研究发现——生命的起点不一定来自生殖细胞，可能来自一种体细胞诱导成的全能干细胞。这种有潜质成为生命的全能干细胞，可通过药物组合诱导出来，而不需要用到任何生殖细胞。

这个研究的终极应用场景是要创造健康的生命，这个要求很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还没有达到可以考虑商业化产品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