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和学生坐在同一个考场内，在决定前途和命运的高考中比拼，如今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在“文革”结束后刚恢复高考的几年里，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1978年，我18岁，是高中应届毕业生。

我出生和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们村在黄河滩区，庄稼只能收一季麦子，秋庄稼十年有九年会被水淹掉。父母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凭借高考跳出农门。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

教我们语文的许老师是个民办教师，那年30岁，已经结婚，还有了两个孩子。听说以后大龄青年就不让参加高考了，所以许老师想趁着这届赶上末班车。可是他偏科严重，除了语文和政治，其他科目都不行，特别是数学，简直是一窍不通。

所以，在我们的教室里，就出现了这样一幕：语文课，许老师站在讲台上，是我们的老师；数学课，他和我们坐在一起，成了我们的同学。

许老师完全没了老师的架子，经常“不耻下问”，向我们请教数学问题。的确，这次高考对他来说更加重要，因为这是他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高考了。如果这次考不上大学，他有可能就要离开学校去另谋生路了，因为当时民办老师待遇很低，一个月只有几块钱。

高考终于到了，那年是在7月20日至22日。我和许老师正好分在同一个考场，而且座位相距不远，我在他的左前方。我们文科生第一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这相对来说容易些，可从许老师的面部表情来看，他考得并不好。也难怪，他家里家外事情多，记忆力也比不上我们这些应届生。

最让人头疼的是第二天的数学考试。在以前的摸底考试中，我最好的成绩是刚及格，而许老师只有可怜的二十来分。所幸这次考试题目并不太难，我还是有把握考及格的。

我听见身后的许老师一直在挠头，这是他遇到难题时的标志性动作。挠头的声音在平常上课的教室里丝毫引不起注意，可在这肃静的考场中就好像被无限放大了。我很想帮帮他，但考场纪律和我对自己的要求实在不允许。

过了一会儿，许老师的凳子又开始响起来。这回，他受到了监考老师的警告。之后，许老师再没发出过什么声响。我却感觉许老师的目光像两盏高度数的白炽灯在烤我的背，仿佛要把我烤化了一样。本来天就很热，我又受着许老师的“炙烤”，汗水很快打湿了衣服。

我实在受不了这双重折磨，提前就把卷子交了。这背后的目光，也许是我的错觉，但我没有敢求证，没有敢看许老师，此后好长时间内也一直躲着他。

分数出来，我如愿考取了省内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老师。许老师并没有离开学校，后来通过考试，转正成了公办老师。得知此消息，我的愧疚感才算是略微减轻了一些。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张晓峰（河南省作家，现任教于乡村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