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  这几天，一段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在浙江台州石人峡，一支户外队在渡急流时两名队员落水遇难。这段3分钟的视频完整记录了他们的最后时刻：渡河、摔倒、落水、挣扎、被冲走……生命从鲜活到凋零也就转瞬之间。这种冲击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这起溯溪事故“破圈”了，对它的讨论不局限于户外群体。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没被开发的野生景区本就不该去。甚至有人说对野生景区要加强管制。作为经常走野线的户外徒步爱好者，我不赞成这种说法。首先，野线不该走就值得商榷，这是一种“很中国”的观念，与长期以来徒步文化缺失有关。其次，一封了之并不是办法。真正要问的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让人们在进入山野时最大限度减少风险？野线担不起原罪，但当下人们户外徒步的热情确实超前于相应能力——个体经验不足、风险意识不强；组织机构良莠不齐；政策法规也不到位。用野蛮生长来形容户外圈不为过。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用围墙和大门围出一个景区，在我们的语境里，非景区之外的徒步都是走野线，带有些贬义的味道。但是，户外徒步和游览景点本身就是两个概念，严格地说，前者是一项运动，而非纯粹的娱乐。国内所说的野线，如果要在徒步文化悠久的欧美国家找个对应的语汇，可能是“荒野”。行走荒野绝无贬义，更谈不上禁止。人各有爱，有人爱city walk，有人爱公园，有人爱野径人稀。而要深入山林腹地，也不是那些修得齐整的景区步道能承载的。 

为了保障人们探索大自然的权利，森林资源丰富的瑞典把“公共通行权”写进了宪法。在“不打扰、不破坏”的原则下，人们可以在大自然的任何地方徒步、骑行、戏水、野餐、扎营。瑞典有很多座国家公园——不要理解为像国内景区那样有铺装路面，有保安巡逻的那种，它更像是偌大的、给人足够自由探索空间的自然保护区。瑞典甚至规定划入国家公园的区域必须处于未开发状态。

说到国家公园，鼻祖是美国。1937年阿巴拉契亚小径建成，1964年颁布《荒野法案》，1968年颁布《国家步道体系法案》，现在美国的国家步道体系遍布全国，总里程约10万公里，成为连接荒野与文明的纽带，也是全民户外展开的基础。国家步道也不同于我们理解的景区或栈道，它跨越了崇山峻岭，保留了山间土径，引领人们走进荒野，欣赏和体验前所未见的自然原貌。荒野所蕴含的原始之美以及自由状态，被视为一种精神，值得拥有和传承。

因此，这些未经开发的荒野路线本身是中立的，也未必就是绝对的险境。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挤进被圈围的景区，沿着规划的道路去看规划的景点。很多时候行走的乐趣在于自由探索，在于那种粗粝和泥沙俱下。

但探索不意味着冒险。和20年前相比，我们身处一个更便利的时代。现在我们有智能手机、有轨迹软件、有社交平台，开启户外活动的门槛变低了。正因如此，事故也更频发。很多人可能被一张美丽的照片吸引，或者被一则招募贴鼓动，背起包就出发，完全没有风险意识，也不懂得适时放弃。实际上，放弃不意味着失败。有登山皇帝之誉的梅斯纳尔就说过：“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无数次选择放弃。”

这也是户外精神的核心之一吧。这些年，国内的户外运动蓬勃发展，但如果人们只看到山野的浪漫，而看不到背后的险峻，这样的户外文化是不健全的。

户外文化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它有赖于大环境的浸淫和培育。一个随处可见“禁止攀爬野山”告示牌的大环境远谈不上对户外友好。社交平台上有一个针对此次台州溯溪事故的评论说“人们被景区保护得太好了，去野一点的地方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似乎不无道理。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

在户外运动发达的国家，不禁止人们走进荒野，但同时也有着规范的管理，比如通过户外法律法规来规范俱乐部的运营，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来保障徒步市场的有序发展。在美国的国家步道上，虽然保持了原始的风貌，但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有自助使用的驿站，供徒步者做简单补给，也会有明显的道路标识保障徒步者不迷失方向。瑞士则给其6.5万公里的徒步路径做了明确的分级标识，不同颜色的路标代表不同的难度等级，有些路标上还会注明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的预估时间。这套统一的分级标识沿用了近百年，而维护徒步线路的资金则来自各州及社会捐助。

即便保障如此周全，仍然难免有事故发生。每年大概会有2万名徒步者在瑞士出事故，其中大约有几十人不幸殒命，但没有人会要求因此而禁绝徒步活动。为了零风险而令行禁止，不切实际，也是一种懒政。如果我们认可户外徒步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生活方式，那么着力于培育健康的户外文化比“一封了之”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