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一片美丽风景，重塑了中国文学的绿色维度，在文学领域激活了万物有灵论，再造了文学中的地方感，塑造了别出心裁的动物、植物形象，温润了人与自然的鲜活心灵。然而，在肯定生态文学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必须再度追问，我们应该如何迈向生态文学的新高峰，如何提升生态文学的创作质量，如何铸就不负时代的生态文学新经典？欲回应这些追问，需要探寻生态文学创作的几个基本维度。

1.生态文学是具有反思精神的文学，需要保持一种张力结构

生态文学因生态危机的刺激而诞生。生态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据研究，2020年人类目前使用的所有材料的总质量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总质量，即“人工圈”的总质量已经超过“生物圈”的总质量。2022年，地球生态超载日已经提前到了7月28日，而2023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也到了8月2日。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所说的“人类世”已经到来。人类已经具有影响地质变迁、生态变化的巨大力量了。如果人类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随着全球气温升高、生态持续恶化，人类文明真的有可能弦断歌息，重返大荒，坠入渺茫。

面对此等浩劫般的生态危机，文学怎么可能依然局限于人类社会与历史呢？如果全球性生态危机持续恶化，地球这艘宇宙飞船即将出现生态崩溃，那样即使是人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齐备，人具有善美兼备的人格，获得文学的情感净化，又有何意义？

因此，文学必须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自觉地承担起反映生态危机的现状，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促进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为守护地球生态整体的良性运行而努力的使命。这是全球性生态危机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学术界一般把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视为生态文学的先驱，把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视为生态文学诞生的标志。无论是前者对当时城市化、工业化生活的反抗，还是后者对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系统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的惊人展示，都是生态文学抗争性的淋漓呈现。

对于当代生态文学而言，深刻感悟生态危机的严峻与急迫，对当前文化模式和生活模式中的不良部分保持高度的警惕与反思，是坚守生态文学现实感的基本底线。那种只醉心于风花雪月、只想着遁入自然怡情养性的传统士大夫式的闲适心态有害于生态文学创作，那种搁置基本逻辑、一味赞歌式的生态文学也有害于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鉴于当今时代的实际状况，好的生态文学即使不是一种金刚怒目、鲁迅所言的“摩罗文学”，也终归要保持着一种抗争、张力结构，并坚守着崇高的悲剧品格。

2.生态文学是重建地方感的文学，是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底色的文学

随着都市化生活的日益发达，非地方化几乎成为生活的典型特征。人越来越被抽离出大自然，过着越来越标准化的生活。然而，生态文学相信在大自然中存在着远为丰富复杂的世界，作家不应该把自己的人生隔绝于大自然，而应该尽可能地用脚丈量大地，与大自然耳鬓厮磨、朝夕相对，进行最充分的身心交流，重建地方感。

因此，生态文学作家在生活方式上也应表现出独特性，主动远离城市，投身于荒野、森林、江河湖海等自然世界，与花鸟虫鱼对视，观察自然万物，感悟自然之大道。生态文学强调真正的亲历感、融入感、稳定感。那种到此一游、点到即止描绘自然的文字，是无法真正进入生态文学堂奥的。那种依赖书本知识展开的描绘自然的文字，无法真正呈现出大自然的细密纹理，也写不出人与大自然之间欲说还休的错综关系。

生态文学区别于传统的山水田园诗歌、自然文学之处，还在于生态文学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底色。不少生态文学作家对博物学、鸟类学、植物学、生态学、动物学、海洋生物学等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们主动拓展知识背景，不让自己受限于传统的人文视野。例如梭罗对缅因森林的研究、法布尔对昆虫学的研究、吉尔伯特·怀特对区域生态学的研究、约翰·巴勒斯对鸟类学的研究、爱德华·艾比对沙漠生态学的研究、利奥波德的物候学研究、蕾切尔·卡逊对海洋生态学的研究、加里·斯奈德对内华达地区的森林和生态的研究等，不一而足。中国生态文学作家也竭尽所能地拓展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力图把更为广袤的自然世界纳入笔端，例如胡冬林、徐刚、陈应松、李青松等作家对森林生态学的研究，傅菲、肖辉跃、龙仁青、祖克慰等作家对鸟类的观察和书写，李元胜、半夏等作家对昆虫的细描与研究。此外，詹克明、杨文丰等具有自然科学知识的背景作家加入生态作家行列，更是拓展了生态写作的科学精神底色。生态文学正在引领作家跨越僵硬的学科壁垒，直接探寻大自然的真实面目，在宏大的宇宙生命秩序中破解人生和人性的奥秘。

3.生态文学是重建万物一体理念的文学，是铸造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文学

之所以说生态文学超越一般题材类型文学之上，关键在于遵循万物一体的理念，表达对生命共同体的崇敬。在组成人类社会、创建人类文明之后，人就始终倾向于以自我中心主义、部落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乃至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来生活，因而人们习惯于生活在破碎、孤立、隔绝的文化牢笼之中，孤独、焦虑、恐惧、虚无等情感体验如影随形。到了21世纪，当全球性生态危机赫然显现时，以往种种文化牢笼的局限之处昭然若揭。生态文学作家意识到，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等文化牢笼，从更为宏大的宇宙生命秩序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和生活。

生态文学必须把自己的精神底座建立在万物一体感、生命共同体意识之上。从表面上看，是生态危机刺激了生态文学的诞生；而从实质上看，是万物一体感、生命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生态文学的本体论基础。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会意识到宇宙万物都存在着内在的灵性，所有看似孤立的个体生命其实都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宇宙大生命之网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任意贬损其他自然生命也是贬损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不能肆无忌惮地控制自然、占有自然、征服自然，而只能亲近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物质简朴而精神丰盈地生活在自然之中。

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发现的是现代文化致命的困境，而梭罗是去大自然中寻找现代文化的出路，因此他才会说荒野中蕴藏着最后的救赎。好的生态文学既要呈现出文化因素对生态文明的阻隔，也要呈现出万物一体的天地之大美，从地方感入手呈现出浩渺无垠的宇宙图景，从现代人困顿的心灵难题出发寻找宇宙秩序中的灵魂维度。这样的生态文学才能超越题材类型、地域性、时代性的束缚。

4.生态文学是人性探索与灵魂关怀的文学

文学被视为人学，被视为描写和研究人性的艺术，但是既往的文学观对人性的阐述太过狭隘了。人们往往把人从大自然中抽离出来理解人性，理解人的生活和社会历史。然而事实上，上百万年来，人类祖先始终在大自然中生活。即使进化至今，都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人们日益依赖科技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但人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深深地与大自然交融在一起。如果脱离大自然来理解人性和人的历史，人就会变成无法理解的“怪物”。

生态文学不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认为人无法想当然地把大自然仅仅视为自己的生存背景，日月光华、苔藓草木、鸟兽虫鱼乃至无机的土壤矿物等都是大自然的某种能量形式，其实人类的个体生命、族类命运都只是大自然能量的一种运行方式。好的生态文学作品要尽可能地把人性探索、灵魂探索拓展到大自然的背景上去，呈现出人与自然万物的主体间性，呈现出人在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的位置和价值、可能与局限，像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托卡尔丘克的《糜骨之壤》、理查德·鲍尔斯的《树语》等长篇小说那样的复合型生态叙事，就给文学注入源源不断的艺术魅力。

当然，灵魂的力量往往是在冲突、两难的胶着中呈现出来的。当生态保护成为时代大潮，成为不言自明、毋庸置疑的时代事业时，生态文学作家必须再次出发，寻觅新的书写角度，寻觅宇宙生命秩序对既有的人性、灵魂和生活模式的再次挑战。

生态文学观闪烁的是未来生态文明的璀璨光芒。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品将会再次激活全人类的文学想象力，促使全人类超越歧异，萌生对地球的皈依之情，融入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之流。生态文学必然会刷新未来的文学史经典。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抑或科幻文学，都有可能在生态文学的维度上被重新镀亮，被赋予新的生命之光。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汪树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