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铃 5月24日早晨，做完一台双胎剖宫产手术后，段涛赶往浦东参加全球罕见病科研论坛。在会场，和他擦肩而过的许多人不会知道，这个头发灰白、个子不高、并不起眼的中年人，就是中国产科的“顶流”。

段涛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下称“上海一妇婴”）的教授，在产科工作了近40年。3个月前，段涛在微博上发文呼吁救救产科：“你们担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担心的是产科学科的塌方……没有了产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医生，谁来帮你们接生？救救产科吧”！

“救救产科”的呼吁背后，是过去8年少了的近1000万新生儿，和过去两年处于关停潮、失业潮的产科。

在同行聚会中，段涛见过产科主任们因科室关闭流下的眼泪；在医院里，他见过几年前挤满产妇的走廊、忙到闭经的女医生，也见过现在空空荡荡的产房、被迫转行的大夫；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他看着几百万粉丝在评论区宣泄着怀孕生子的痛苦、对催生的抗拒……

在中国，或许很少有人像段涛这样近距离、长久地观察产科是如何一步步萎缩的。这位出生在婴儿潮时期的医生，经历了中国产科的青年、盛年与式微之年。

（段涛）

救救产科

2024年2月，段涛和浦东新区一些产科主任聚在一起讨论产科转型。说着说着，一个在产科工作了20多年的主任哭了。

这位主任的科室刚被关停。前段时间，医院重新装修，院长对产科不是很满意，趁着装修，就把产科关掉了。

听到这些，段涛很难受。没过多久，他就在微博上发出了“救救产科”。段涛告诉经济观察报，他写这篇文章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过去几年，他对中国产科的情况有比别人更深的感受。

从 2017 年开始，段涛就感觉到了产科下行的趋势。在2016年放开二胎的生育高峰，中国的分娩量是1846万人，此后逐年下跌。到了2023年，公开报道的分娩量下降到902万人，8年间少了一半。

一个国家保持人口正向增长最低的总和生育率是2.1，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是0.78，为全世界最低水平，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09。前些天，上海市最新公布的数据是，2023年全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6。

分娩量断崖式下跌的同时，产科医生收入明显下降，综合医院很多产科医生流失，一些区级妇幼保健院开始转型，在病房开月子中心、产后康复。段涛觉得再这样持续下去，产科队伍很难保留下去。

这两年，很多产科主任的感受是，产科越来越不受重视了。医生的收入只有10%—20%来自医院的固定工资，剩下的得靠科室自己挣，现在业务量下降了一半，意味着收入腰斩。

“留不住年轻人的科室，是没有未来的。”段涛说，这么苦、这么累、这么多麻烦，还没有钱，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选择产科？问题的另一面是，病人量越少，年轻医生能接触到的临床案例就越少，越学不到东西，遇到挑战时就越容易出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从去年开始，段涛和很多产科主任开会时，发现大家都在唉声叹气。有些科室被关掉了、有些人员被分流、有些产科主任一天到晚被院长谈话、批评，大家共同的担忧是产科该怎么办，越来越多的产科医生不得不转行，可是转行做什么呢?

段涛说，现在要做的只有三个字：活下来。

段涛同时是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妇产科分委会主任委员，一次，他在筹备分会选举时发现第一届分会名单上的很多机构已经联系不上了。一些已上市的医院悄然摘牌，很多私立妇儿医院消失了。

如果作为上游科室的产科没了，接下来直接受影响的就是新生儿科、儿科，随后会扩大到托育机构、教培机构等整个孕婴童产业。“产科没了，后面所有的就都没了。”段涛说。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段涛觉得到了一个再不呼吁关注就会出问题的时刻。

文章破圈了，一时间，“救救产科”“产科要不要救”成为社会各层面广泛讨论的话题，很多人觉得段涛在催生。段涛说，他不是在催生，只是痛心产科已经跌到冰点，等到处于冰窟窿深处再去解决问题就太晚了。

文章发布一个月后，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加强助产服务管理的通知》，强调公立医疗机构要承担产科服务兜底责任，严禁向产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段涛觉得这份文件和他的文章异曲同工，大家想到一起去了。

产房空了

1988年，攻读博士期间，段涛进入临床，此后几年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人以上。产房的女医生和助产士没有产假可言，她们挺着大肚子为产妇接生，接生途中自己肚子痛，就自行躺到一边的产床上。最忙的时候，段涛歇班前都要去看看产房门口有没有花被子——不出大事，外地农民不会抬着产妇来这里。

在上海一妇婴担任院长时期，段涛又经历了另一次生育高峰。

上海一妇婴被称为“上海大摇篮”，2016年二胎刚开放时，上海一妇婴全年分娩量达3.4万人，分娩量为全国第一。当时，全院90多个产科医生，每天要接生100个孩子。纪录片《生门》里的场景发生在现实中，孕妇生完孩子就睡在走廊上，科室里的电话随时可能响起，工作人员接起电话喊，“没有床了”“板凳都没了”。

忙到什么程度呢？医院有个开玩笑的指标叫“闭经指数”，年轻女医生需要在妇科、产科等部门轮转，轮到产科时，很多人月经都不来了，等回到妇科，就又正常了。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久，2017 年起，分娩量下降的趋势就开始了，此后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幅在10%左右。疫情结束了，生育潮也没有再来。大厅里加的床慢慢撤了，有的医院的病房从八人间改成两人间，有时两人间也住不满了。段涛甚至看到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生孩子时，从产房、手术室到病房只有自己一个人。

产科是24小时的急诊

孕妇减少了，运行成本却必须维持。一名孕妇在深夜突然分娩，产房至少要配两个产房医生、一个麻醉医生、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两到三个护士。

段涛说，产科是24小时的急诊、永远的ICU。因为羊水栓塞、大出血、肩难产、胎儿宫内窘迫等问题，每个正常的孕妇都有可能随时转为危重病人，更不用说那些有内外科合并症的高危孕妇了。

产科的问题精妙而复杂，人类能想象到的临床医学里最精妙的技术都能被应用于胎儿医学。比如，用磁共振和超声为成人做检查已经不是一件有挑战的事，胎儿医学则要隔着妈妈的肚子给胎儿诊断；成人生病可以吃药，但女性一旦怀孕很多药都不敢用，会影响到孩子；被应用于产前诊断的二代基因测序技术，要隔着孕妇的肚子去为胎儿做测序；胎儿镜手术要在孕妇的子宫中手术，比成人的腹腔镜、宫腔镜、胃镜手术更难。

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围产医学创立之前，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段涛的母亲也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在母亲从医的时代，子宫里的胎儿是男是女、是好是坏、是一个还是两个都难以知道，更不用说展开针对性治疗，医生只好把注意力放在产妇分娩上。那个时代，女性生产是过鬼门关，孩子生出来好或不好、男或女都无所谓，养着就行，像开盲盒一样。产科大夫也几乎只做一件事，接生。

2010年，在原卫生部进行产科临床重点专科评审时，段涛第一次在国内提出要把产科分为母体医学、胎儿医学和普通产科3个亚专科。其中，母体医学针对产妇的并发症和合并症，胎儿医学针对胎儿宫内的疾病，普通产科关注孕期的产检和分娩。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确认了产科的亚专科分类。也是在2010年，段涛带领上海一妇婴团队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胎儿医学科，并成立产前诊断伦理委员会，开设胎儿医学心理门诊，真正把胎儿当做人看待。

技术的发展，让两代产科人走过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在母亲刚刚参加工作的1949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

在母亲退休不久、段涛刚刚工作的1990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88.9/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0.2‰，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55岁；

到了2023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5.1/10万，婴儿死亡率降至4.5‰，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1岁。

产科的原则是保障母婴安全，目标是把母婴并发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这考验医生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越是做得好的产科，医生看起来越是没有任何功劳。段涛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最好的产科医生应该有一身的武艺，但轻易不出手，在产房可以把两只手背起来，只靠一张嘴就把孩子“说”出来。

两代产科人

段涛是在产房里跑来跑去长大的。1964年，他出生在山东省临沂市一个县城的医生家庭，父亲在药材公司工作，母亲是县妇幼保健院的妇产科大夫。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过三次婴儿潮：首次婴儿潮（1949-1958）、主力婴儿潮（1962-1973）、回声婴儿潮（1981-1991）。在最夸张的1963年，出生人口达到2934万人，比2023年多三倍还不止。

就是在这一年，已经生育过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母亲意外怀上了段涛。负责接生的她根本忙不过来，第一反应是去“打掉”。不巧，那天负责流产的同事心情不大好，就把母亲赶了回去，说，你又不是养不起，来这干嘛？

段涛在婴儿潮中降生了，后来外婆告诉他，他刚刚满月，母亲就去乡镇卫生所支援接生工作了。

那个年代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爸妈常常不在家，能跑能跳时，段涛就每天到父亲工作的药材公司或者母亲上班的妇产科去玩耍。至今，他依然喜欢闻中药的味道，很适应医院里来苏水味道，胎盘和血的味道。

老师和父母都不用太操心段涛的学习，扔一本书给他，他就能安安静静地读下去。1981年，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思想的影响，段涛考入山东医科大学（原齐鲁大学医学院）医学系英文班。

后来之所以选择妇产科，离不开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选专业时，和多数男生不同，他对妇产科没有任何排斥。母亲之外，两位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也深刻影响了段涛的职业选择，一位是江森，一位是张振均。

江森是段涛在山东医科大学的启蒙老师，通晓数国语言，妇科与产科兼修。段涛听过江森讲“妊高征”，那时还没有投影仪和个人电脑，江森不靠讲稿，全凭一支粉笔，洋洋洒洒可以讲两个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脱口而出，不仅讲疾病，还讲疾病的历史和故事，还有自己的观点。就在那个课堂上，段涛决定要做妇产科。

1987年，段涛考入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攻读研究生，拜在江森好友张振均门下。

张振均是中国围生医学的创始人之一。文化大革命时期，张振均被发配到妇科门诊清洗窥阴器，每逢产科病人大抢救，他又会被喝令去产房或手术室抢救病人。一次，病人情况危急，张振均冲到手术室指挥抢救，病人脱险后他才发现自己手里还拎着洗到一半的窥阴器。

在段涛记忆中，张振均儒雅而威严。一次在产房查房时，张振均听完汇报后亲自检查了一个重度子痫前期的病人，随后判断病人可能是胎盘早剥，需要马上手术。带着怀疑，段涛和上级医生为病人做了剖宫产手术，结果真的是剥离面积不小的胎盘早剥，段涛出了一身冷汗。事后老师告诉他，辅助检查很重要，但还是要多看病人积累经验，临床直觉不会欺骗你。在张振均的影响下，段涛爱上了产科。

爱“管闲事”的院长

段涛说话轻声慢语，是个‘i’人。刚工作时，他在超过3个陌生人面前说话就会脸红，近40年产科生涯，把他逼成了无论多大场面也不怯场的“网红医生”。

还是年轻医生时，段涛就爱琢磨，爱“管闲事”。2000年，36岁的段涛担任上海一妇婴的副院长。40岁出头，段涛成为上海一妇婴的院长，段涛接任院长时，医院的年分娩量进不去上海前三。2012年，接手医院的第4年，上海一妇婴成为中国分娩量最高的医院，此后连续几年排在榜首。

段涛做院长只有两个原则：服务好病人，服务好员工。

2014年，上海一妇婴在全国公立医院中率先成立市场与患者体验部。段涛为这个部门提出的理念是Nothing about me without me（关于我的事我一定要参与），By the patient（由患者管理），For the patient（一切为了患者）。

2016年，上海一妇婴推出医患互动平台“直说”，二维码贴在医院各处，一旁写着“你敢说，我们就敢改”。段涛的自媒体上也不时有患者吐槽，他都随手截屏转发让同事改。此后5年，这个平台收集到超过3万条患者意见反馈，有效投诉处置率为100%。

段涛认为院长应该是员工的服务者。找科主任谈话时，他不会让院办打电话找人，而是问科主任什么时间有空，自己去找他们。每季度、每年医院评的优秀员工，如果获奖者刚好是后勤或保安人员，段涛会和他们合影发朋友圈。做院长的8年里，段涛过年没离开过上海，他必须到各科室、门诊、病房、锅炉间、厨房去拜年和送上新春礼物。

做正、副院长的16年里，段涛睡觉从不关机，出门没带手机就会像丢了魂一样，因为他不知道医院会发生什么事，谁会来找他。

段涛手臂上有不少伤痕，几条深的是病人留下的。有一次带下级医生接生时，段涛在产妇旁边看着，医生做会阴侧切一剪刀下去，产妇的指甲就闪电般抓上段涛的手臂。他在自媒体上发文记录这个画面时调侃：那疼痛，那酸楚，我的天呐！

出门诊和做手术是段涛最放松的时候，没人打扰，还能掌握临床一线最真实的情况。和患者交流时，遇到共性问题，他就掏出口袋里的小本子记下来，其中许多就会变成他自媒体的内容。当院长期间，每个周二、周三上午，他都会早早换上白大褂，在早上8点其他人还在查房时就去把手术做了，然后再和医生、职能部门开会。

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的这天，段涛同样赶在早上8点钟做了一台双胎剖宫产手术，然后才赶往浦东参加全球罕见病科研论坛。他喜欢被人称呼“段医生”，这是他所有身份中最单纯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