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决议将今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

2012年4月，第一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基于2005年至2011年中进行的调查研究，该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幸福的前三个国家均地处北欧，分别为丹麦、芬兰和挪威。

时隔十二年，在今年的3月20日，联合国发布了2024年度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北欧五国均排名前十，继续保持最幸福国家团体的地位。其中，芬兰已连续第七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丹麦、冰岛、瑞典紧随其后，挪威位列第七；与之相对，美国排名首度跌出前二十，从去年第十五名跌至第二十三名，其主要因素在于三十岁以下美国人的幸福感大幅下降。

那么，芬兰以及北欧国家究竟做对了什么，可以使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拥有如此稳定的高幸福度？这一成果究竟取决于该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历史因素，还是来源于良好的决策、制度和处世方式？换而言之，“通往幸福之路”是否可能被学习、借鉴乃至迁移至其它国家和地区呢？

这一切正是《北欧向左，美国向右》旨在探讨的问题。

《北欧向左，美国向右？》的英文原名是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初版于2016年6月，并在2022年秋再版——作者的再版后记介绍了她的生活近况及一些相关的芬兰新政，同样收录于中文版内，读者可以在全书末尾读到。

虽然中文版的发行距离原书初版已过去八年，距离作者阿努·帕塔宁去到美国生活甚至还要再往前推八年（2008年），但结合最新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来看，北欧与美国两地人民幸福感的总体格局没有变化，教育、医疗、婚姻、家庭、福利、税制、工作与创业环境等问题也始终是各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与个体生活的幸福感息息相关。因此，尽管作者本人表示“本书中部分政策事实和数据可能稍显过时”，但我相信，其所描述和探讨的大部分内容仍然能够在当时当下引发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中文版书名翻译“北欧向左，美国向右？”凝练了全书的写作框架，暗示出经济上同为发达国家（地区）的北欧与美国在社会方针政策上的不同走向。

左和右是一组常见的政治概念，但解释起来却并不容易。

若只能以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词语来界定，那么此处所说的“左”可以理解为“平等”。它强调社会“基本支持体系”的结构性平等，包括在就业和社会福祉领域实现性别平等，在收入、医疗、教育和社会资源分配上保障机会均等，缩减贫富差距，最大可能地降低出身和家庭对个人健康成长、自我发展的影响，确保社会中每个人可以享受更加平等的竞争机会。

而这里的“右”则代表“自由”，并且依循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逻辑，强调一切个体可以自由选择伴侣、职业、商品、服务、学校、生活方式等等，但同时选择性地忽略了以下事实：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出身条件、家庭财富、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和可调动的社会资源等诸多因素对个体的选择范围、选择能力以及容错程度具有强烈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更加泾渭分明、根深蒂固。

在此类“自由”社会中，由于所有人都必须负责为自己打造一套安全网，但每个人的资源并不相同，且这种不同愈发不取决于个人自身的品质、才能或勤勉程度，导致整体流动性降低、“马太效应”加剧：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中产阶级失去稳固的社会和自我定位，陷入无尽的焦虑和恐慌。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点明了不同路径背后的共同目标：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显然，这是推动所有人计划和行动的主要动因；然而，从纯粹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自成一个世界，对于何谓“更美好生活”、如何获得“更美好生活”，每一个人都有专属于其自身的期许和想象。

因此，作者帕塔宁尝试为“美好生活”划定一个“最大公约数”。在本书第三章，她引用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的演讲，为“美好生活”勾勒出一副大致的图景。

身为古巴移民后裔的卢比奥在演讲中如此说道：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他们的主要愿景就是能够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在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要挣大钱——这么想当然无可厚非——但更多人其实只是希望活得快乐、充实。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挣到足以维持生活的薪水，可以陪伴家人、共享时光，退休后也有经济保障……还有能给孩子提供机会，让他们过上和自己一样、乃至更好的生活。”

帕塔宁表示，她“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北欧政客说出同样的话，因为这可谓某种普世的梦想”。

那么，如果说目标已经确定，此时，决策者面对重要的选择：

“向左”或“向右”，究竟哪一条路径更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呢？

如北欧一样地“向左走”，意味着政府应该负责搭建和完善平等的社会支持体系，把人视作人去照料、培养、鼓励、支持，在个体生老病死的生命历程中编织起一张温柔的保护网，让人们在安全感的基础上自主发展、自我成就；

如美国一样地“向右走”，则要求政府尽可能地从人民的生活中退场，不干涉也不纠正、不伤害也不保护，赋予个体最大程度的自由——类似于动物世界的自由：时运、体质、天赋将极大地左右人的命运，而每个人都必须为了生存不断搏杀。

两条路南辕北辙，似乎无法最终绕到同一个终点。

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者不仅肯定了“政府”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强调要建立一个人本主义的“好政府”，是科学、技术以及人文理念发展后的产物；后者则将政府视为“必要的恶”，从价值取向上更靠近“无政府”状态，这就更贴近自然本身的设定，因此更原初和古老，在生物集体潜意识中存在的时间或许也更长。

这也是为什么帕塔宁在本书序章中指出，

“无论芬兰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在21世纪初，离开芬兰或任何一个北欧国家前往美国定居，就意味着要经历一种非同寻常且无比严酷的时空穿越，意味着‘回到过去’。”

事实上，就像几乎所有的地区一样，芬兰也经历过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时期。据帕塔宁所言，1940年代的对苏战争结束后，“芬兰社会因为赤裸裸的不平等而四分五裂，在教育方面，不平等的情况比当下美国的情形更加严重”。具体说来，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明显，出生于农村的儿童，即便智力超群、天赋异禀，也很可能由于无法负担文法学校的学费而辍学，只能依赖零工勉强谋生或嫁人操持家计——帕塔宁自己的祖母就是“这一系统的受害者”。

至于芬兰究竟是否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面向全体民众的公立学校体系，芬兰国民激烈争论了二十年之久，最终，“支持建立统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呼声取得了胜利”。如今，芬兰人很少费心为孩子“择校”，因为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保障各所学校的师资水平、学生组成、硬件环境等基本相当，从而避免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被家庭财富或家长能力过度干扰。

因此，帕塔宁相信，芬兰在基础教育上的成果来源于明智而富有远见的政策选择，也来自于芬兰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对教育系统的投资与改良，并非毫不费力、自然而然的产物。人类历史经验也无数次表明，一个国家虽然不可能从他国全盘移植一整套教育体系，但是引进相关的教育理念，适应自家“国情”、为己所用，这样做却是充分可行的。

在此，我仅以教育为例作出简短的概述。而在本书中，作者不仅详细介绍了芬兰教育改革的来龙去脉以及具体措施，将其与美国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对照式论述，相关主题还包括社会福利、家庭婚姻、医疗保健、工作税制等领域。

帕塔宁的文字风格杂糅了新闻报道体和专栏随笔风，叙议结合，既贴近个人的生活，又提供了相关的数据事实、政策分析及理论介绍，被《奥普拉杂志》评价为“一部融合了新闻报道与自传的精彩作品”，相信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能够透过作者的文字，触摸到北欧与美国日常生活的肌理，扩展或加深自身对于“美好生活”的理解。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曾在信件中这样写道：

“我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范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按自身规律展开的。但你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或许也与个体相同：每一个地方的环境都是按自身规律展开的，但我们总是可以不断认识、不断学习，不断发现那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章来源：非虚构时间

作者：江琬琳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