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刚/文  

一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古文明的国家，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却一直行进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时至今日，国家转型的问题，始终焦灼着中国人的心：这场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目前已经进展到哪一步？转型的动力何在？转型的方向指往何处？中国的国家转型为什么并未出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的崩解局面而实现了整体的转型，可相对于日本来说转型为什么又如此地艰难？只有理解这一国家转型活动，中国人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要理解国家转型活动，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现代国家？

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曾经赞叹说：“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相比之下，今天世界有许多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程度上早已超过了那时的美国，更远远超过1787年的美国，但却不能像后者那样称为“现代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想象一下这样的历史场景：1787年的费城，从5月25日开始到9月17日结束，来自北美13个州的代表（实际到会的是12个州的55名代表），坐下来一起商议修订原有的《邦联条例》。商量来商量去，代表们觉得，索性制定一部新宪法会更好。于是，经39名与会代表的签署，一部新宪法文本出现了。该文本又经过各州批准，于1789年4月30日正式生效。就根据这么一个文本，我们今天熟悉的美国被建立了。

这一过程，完美地回答了当时的会议代表、后来被尊称为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1755－1804）提出来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显然，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不是依靠某个神明赐予的机遇，也不是凭借赤裸裸的强力，而是经过平等谈判、仔细协商，然后再由民众投票选出的代表表决才诞生的。就是说，它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而组建，所以被认为是现代国家。可见，工商业经济代替农耕经济虽然常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标志之一，但取得政治上的进展似乎更加重要。

那么，在政治层面而言，究竟什么才是现代国家？

国家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与繁荣而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创建的共同体。因此说到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不同主要在于，它的权力比较充分地实现了公共性。那怎么才算是比较充分地实现了公共性呢？首先应该是权力明确地来源于组成共同体的民众的授权。这种授权，不是虚拟的及一次性的授权（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禅让制），更不是君主统治时期的那种世袭或者王朝革命，而是通过常设组织与定期选举来表达民众的同意与授予。其次应该是在日常国家治理中权力的行使，由受选举制约的公共组织公开进行，并委托分工明确和高效协作的理性化行政体系来具体操作。另外还有权力行使的目的，一定是指向公共利益，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服务。

二

国家转型，就是国家类型的转换，从一种国家类型转向另外一种。这样的转型大致上也构成了国家的阶段性演变或者说国家的升级。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国家类型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的划分，如此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国家转型问题。

在我看来，国家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即城邦、帝国、现代国家，也因此构成三个发展阶段。国家类型和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的是国家组成的必备要素以及支撑点的不同。国家组成的必备要素有人口、土地、公共权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个要素的重要性不同，其中发挥最重要支撑作用的要素可以称为支撑点。

先来看城邦。这是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此时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个个散落的人口聚居点，土地有的是，相比之下人口就显得特别稀缺。所以，城邦国家的支撑点就是人口。谁能笼络住更多的人口，谁就掌握了最宝贵的资源，谁就能发展得更好。而所谓发展得更好，标志就是人口能够不断地生存和繁衍。城邦的领袖都是什么人呢？是宗教领袖、家族长辈、军事首领、特殊贡献者或者具有特别管理才能的人，总之是一个人群中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在行使公共权力。这样的公共权力结合了统治权和个人魅力，我们一般称它为权威。那自然而然地，城邦时代的公共权力就具有高度的私人性，与统治者个人的人身紧密相连。

到了城邦后期，随着人口繁衍，土地相对于人口来说开始变得稀缺，于是对外夺取更多的土地，对内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就成了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样，就出现了以土地为支撑点的新国家阶段，即帝国。这个时候，君主的统治权实际上来自对土地的所有权，所谓“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种结合了（土地）财产所有权与统治权的公共权力，我把它称为君权。君权具有公共性，但仍保留很强的私人性，和统治者家族结合在一起。

到了帝国晚期，事情又开始发生变化了。经过长年累月争夺土地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逐渐确立，人口也相对固定了下来。此时帝国很难再依靠向外扩张获取土地了，于是用制度来更有效地配置人口与资源，从内部寻求国家的发展就成了应有之义。在部分国家率先开始的工商业经济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它让整个共同体慢慢超越了农耕经济的层次。工商业经济活动高度依赖于个人的努力，这就需要国家用公共权力去确立并保护私人产权关系和自愿交易行为，而由君主来行使公共权力的帝国制度显然无法承担这样的使命。

于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就要求，得有一个经过公众同意后形成的组织（代议制机构）来行使公共权力。这样，公共权力就逐渐脱离了统治者个人，而由一个经民众选举确认的组织来承载，现代国家就出现了。这种结合了代议制组织的公共权力，今天一般把它叫做主权。相比之下，这样的主权最具有公共性，也是前面说现代国家实现了公共性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对国家的三种类型和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就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统治权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公共化的，从结合个人魅力、家族财产权最终发展到结合代议制组织，从权威、君权发展到主权。就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来说，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时期大致为城邦阶段，从罗马帝国开始直到中世纪晚期大致处于帝国阶段，而自中世纪晚期（16、17世纪）开始，西方就开始逐渐地走向现代国家（当然，西方各个国家的进程也不一致）。就中国而言，大致上春秋以前可以划为城邦阶段，而战国以后至晚清，大致属于中国的帝国阶段。而从晚清开始，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国家。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国家转型，主要指的就是从帝国转为现代国家。

三

要理解中国这场持续一百多年的国家转型活动，有多个维度多种方法。接下来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借助于人类历史上一些第一流头脑对于人类使命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思考，把他们在经典著作中明示或暗含的有关国家转型的内容概括出来，供我们解决自己国家转型问题时参考。

我选择的经典著作，涉及以下9种文本：《荀子》《叫魂》《西方世界的兴起》《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欲望与利益》《大转型》《致命的自负》《资本的秘密》《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我将把这些著作中涉及的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起点、动因、特征、形式等内容，概括为9个命题，并借助于上述经典著作的文本内容阐发这些命题。这9个命题，从中国国家转型的起点“帝国”开始（第1至第2个命题），借鉴率先实现国家转型的西方经验（第3至第8个命题）。这样的经验包括私人产权、精英转化、心理转换、社会保护、市场机制、法律革命等多方面内容，最后再转回思考中国国家转型的特点（第9个命题）。具体来说，接下来我将阐发的命题有以下9个。

命题1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就是不断地实现权力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原则蕴含在国家诞生的始初，也包含在帝国制度之中。

命题2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既需要有严格的制度来运行正式权力，又必须有超出制度之外的非常规权力的运用。在帝国时期，君主行使非常规权力会因无从制约而破坏国家治理甚至毁掉帝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内在动因也由此可见。

命题3率先完成国家转型的西方经验证明，只有私人财产权得到相对有效的保障，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即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制度变革，正是由此获得可靠基础的。

命题4西方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关键因素，而英国之所以能够率先转向现代国家，得益于特殊环境带来的土地贵族转化。

命题5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同时伴随着社会心理层面对利益原则合法化或者说对财富动机的接受。在此基础上，政治法律制度需要为利益增值（或者说经济增长）而重构。

命题6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不仅表现为市场原则不断地扩张，还表现为在劳动力、土地、货币等领域社会发起的自我保护运动，正是这双重运动才塑造出今天现代国家的面貌。

命题7市场秩序的扩展为人类生存与繁荣提供了最大的可能。人类要继续发展，国家要走向现代，就必须克服来自人的本能和理性两个方面反对市场的意见。

命题8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就是不断地发动所有权法律革命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目的是创造出足够的资本、开发资产中的潜能。只有在这样的国家，经济才会发达，政治和社会才能现代化。

命题9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每个国家的资源条件不同，时空背景也不相同。在相当程度上，先发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基于权利推动形成现代国家，而后发的中国则是基于责任推动而走向现代国家。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文将收录于作者即将出版的专著《何以转型》）

刘守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