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好奇，《我的阿勒泰》这部散文集是如何被改编成剧集的？从这部剧集立项，到杀青，到放出预告片和剧照，以及入围第七届戛纳最佳长剧集竞赛单元，到北影节首映，直到最终播出，这个疑问始终存在我的脑海中。直到我一口气看完全部八集，这个疑问才终于得以消除。

《我的阿勒泰》剧集，和李娟的散文集，有非常大的区别，可以说，剧集其实只是借用了散文集的背景，时代的、地域的、风俗的和几个核心人物的设定，以及若干细节，而整个故事，基本是重起炉灶。剧中很多地方，似乎和李娟的散文有关系，但并不能一一对照。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追剧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些场景是李娟写过的，在散文集里出现过，即便是书中没有的情节内容，似乎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这足以说明，李娟的散文提供了足够多的可能性，而编剧也吃透了阿勒泰的精气神，因此，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创作和再创作，都是顺理成章的。

比如，作为核心人物的张凤侠，基本就是以李娟妈妈为原型的，她出现在李娟的全部散文里，从《我的阿勒泰》直到《遥远的向日葵地》，都有李娟妈妈的身影。剧集里的张凤侠，沿用了李娟妈妈的大部分形象要素，在阿勒泰的牧场地区开流动小卖部，泼辣豁达，对金钱既斤斤计较，又大方洞明，以一己之力，为李娟和李娟奶奶，也为深山里的牧人，营造了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书中李娟的姥姥，在剧集里变成了张凤霞的婆婆，她有阿兹海默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带来很多笑料，但清醒的时候，她的话语间又充满了人生智慧。

散文集里记录了一段“记账要账”的经历，这是电视剧第一、二集最核心的情节推动力。观众跟随着李文秀要账的脚步，逐渐始熟悉这片土地，也认识了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他们行事为人的方式。比如，李文秀去邻居女人那里要账，结果认错了人，导致邻居特别伤心，因为她没有欠账，也不是有欠账习惯的人，李文秀去讨账，让她很没面子。另一位邻居，则为自己的名字被叫错而耿耿于怀，要求李文秀道歉，直到张凤侠打圆场说：“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并要求李文秀诚恳地向各位邻居道歉，但一道过歉，事情就翻篇了，大家又重新吃在一起、笑在一起，因为，牧场地广人稀，人和人的关系无比珍贵，必须要小心维护。

至于剧中的巴太和高晓亮，都是为了剧情需要而全新塑造的角色，尽管这两个人身上也闪现着散文集里某些人物的身影，但都没有这么戏剧化。比如高晓亮采木耳，就是改编自散文集里《木耳》那篇，而《木耳》篇中对于人的贪婪的描述，最后凝聚在了高晓亮身上，也将整个故事推向了高潮。因为剧中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电视剧通过丰富的细节描述，准确地传递出了散文的气质，也就将故事讲述得足够生动。

而《我的阿勒泰》剧集最成功的改编，其实是对女性视角的强化，以及对“女性”这个身份的描述。写新疆的作家很多很多，王蒙、周涛、刘亮程，但他们都是从男性的、历史的视角，或者自然的、生态的角度出发，而李娟的散文，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女性视角。她为阿勒泰也为新疆，引入了一个汉族的观看者的形象，并且把这个形象投射到了新疆的山山水水和人情风俗上，这在新疆的书写者中是独一份的。尽管在李娟之前，也有女作家写过新疆，比如张曼菱，现在的民族作家里，也有不少女性，但身兼外部观察者和久居者等等几个身份于一身的，恐怕只有李娟一个。

《我的阿勒泰》的出品方，性别构成比较平衡，但具体到主创，就是以女性为主，导演滕丛丛和编剧彭奕宁都是女性，主演也大多是女性，几个男性角色的戏份，都不如女性多。剧集贯彻并强化了原著的女性视角，并用这个视角为我们解说和审视阿勒泰地区的风俗人情，“女性”才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也是观察者，更是表演者。张凤侠的自在精灵形象自不用说，阿丽玛扮演的托肯的故事，更是具体地呈现了边疆地区女性生活场景：“我们女人要做饭、洗衣服，还要看孩子，想出去一趟都没有时间。我跟你哥说过很多次，去小卖部给我买搓衣板，直到死也没带回来。”

但不论这些女人来自哪里，有什么经历，《我的阿勒泰》对她们的态度，都是平和的，珍视的，满怀感情，也满怀赞美。她们生活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之中，用勤劳的双手赋予生活以诗意，给自己和周围人以无尽的关照，成为漫长冬季和艰难行旅之中，唯一的温馨。所以，村主任在看到张凤侠远去的背影时，慢慢说出：“全世界的女人，你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她了。”和她们相比，男性都像是游牧世界里的游牧者，双重的游牧身份，同时又心神恍惚，脆弱迷离，冲动易怒，固执保守。

所以，《我的阿勒泰》从散文变成剧集，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个视角的建立，和对这个女性乌托邦的歌咏。有了这个认识，它才得以成立，其余部分，也才得以凝聚成团。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韩松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