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禁止入住！这座酒店欢迎所有独立女性

凤凰网文化读书2024-05-14 14:25

一百年前，不愿意只做女儿、妻子与母亲的“新女性”，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吗？如果她恰好身在纽约，那么这里有一个为她量身定做的好去处：巴比松大饭店——一座只允许女性入住的高层酒店式公寓。

在这里，抱负满满的女性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和时装模特们都拥有她们自己的房间，这里是女性主义的理想乡。欢迎来到巴比松大饭店，走进20世纪纽约的中心地带，见证非凡女性的传奇人生。

本文摘编自《巴比松大饭店》，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永不沉没的莫莉·布朗”

“新女性”是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姗姗而来的。这位女士不愿意只做女儿、妻子与母亲。她想要走出家门，探索外面的世界；她想要独立；她想要从压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重担中解放出来。人们会看到她在街上骑脚踏车，身穿灯笼裤，衬衫袖子鼓着风，正在去往某地的路上。

作家亨利·詹姆斯用“新女性”来描述在欧洲独立生活，不受故乡种种条框约束的美国富裕女性侨民，并将这个词推而广之。不过这个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做一名“新女性”意味着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首先出现的是“吉布森女郎”，算是“新女性”的“小妹妹”。她们阶层中上，拥有飘逸的秀发，该丰满的地方都很丰满，但腰部紧紧裹着天鹅嘴束身衣，令身体不由自主地朝前倾斜，仿佛永远在行动当中，永远在做着向前的打算。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妇女赢得投票权、“咆哮的二十年代”，吉布森女郎离场，让位给了更狂野版的自己：新潮女郎。

这位“小妹妹”扔掉了紧身衣，会喝酒、抽烟、调情，还能做出更出格的事情。她们笑得放肆，热情四射，着装暴露得过分。但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新潮女郎们都在向所有人清晰地表达着：新女性已经平民化了。蔑视对女性的传统期望，不再是那些有钱有闲阶级的特权。如今，女性，一切的女性，都在勇敢走出去探索世界。

早先，有人据理力争，列出女人需要待在家里的种种理由，战争和女性选举权在这些论点上戳出了漏洞。现在该轮到全世界调整适应了。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1927年，巴比松女子俱乐部公寓式酒店建成。

巴比松的第一批住客中，有一位是“永不沉没的莫莉·布朗”。她因为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中幸存而闻名。男人们没有担当的时候，是这位女士鼓起勇气，拼命划船。现在她坐在自己巴比松大饭店房间里的小书桌前，手里握着笔。

那是1931年，莫莉·布朗［真名叫玛格丽特·托宾·布朗］已经63岁，年轻貌美成为过去时，体重超标，各种细节都不怎么经看了，古怪和浮夸的时尚感也略微显得有些滑稽。但莫莉·布朗根本毫不在乎。她身上仍然带着第一代新女性的自信昂扬，她也很清楚，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已经把自己的旗帜牢牢地插在了这个新世纪。

眼前这封信写给在丹佛的朋友，她暂时停笔，从巴比松的窗口望出去，2月的天空阴冷凄凉，让她想起那天晚上的天空，当时“泰坦尼克号”开始侧翻，速度远超过她的想象。

那还是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年，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时代了。

当时莫莉·布朗与她的朋友们，著名的阿斯特夫妇，一起去埃及和北非旅行。她的女儿当时在巴黎索邦大学念书，与她在开罗会面。母女俩一起穿着英王爱德华时代繁复的服装，一人坐一头骆驼，摆出姿势，拍下“到此一游”的纪念照，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在她们身后影影绰绰。

莫莉同女儿返回巴黎，但听闻家中的孙子生了病，她迅速在阿斯特夫妇乘坐的同一条船上订了个舱位。那条船叫作“泰坦尼克”。

这不过是在船上的第六夜而已。她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正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头等舱里看书，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她被震下了床。但作为一个经历过很多状况的旅行者，即便在注意到引擎已经停止工作时，她也没多想。直到来自费城的金贝尔百货采购员詹姆斯·麦高夫如地狱使者一般出现在她窗前，挥舞着双臂大吼大叫“带上你的救生衣！”，她才把衣服一层层穿好，走了出去。

尽管已经有人如此警告，莫莉还是在甲板上遇到很多不愿意登上救生艇的天真人士。她努力劝说和自己同在头等舱的女乘客们登艇，直到自己也被“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名船员毫不客气地扔到了其中一艘上面。救生艇驶离巨轮时，她听到了枪响：那是军官们在朝下层甲板上的人们开枪，后者正不顾一切地跳上为富人准备的救生艇，有些小船不过半满，便已开始驶离。

黑暗之中，6号救生艇在海浪中上下起伏，莫莉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她周围的人都在朝仍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亲人、爱人们哭喊，而海水逐渐吞噬了那艘巨轮，直到它完全不见，消失，整个沉没。其他一切都已彻底沉寂，但尖叫声仍四下响起。

正值夜晚，海上一片漆黑，6号救生艇上有两位先生，但他们完全不中用，这让大家的无助变得更为强烈。对他们无比鄙视厌恶的莫莉·布朗挺身而出。她指挥大家划船，激发他们的求生意志，把自己的衣服一层层脱下来，让给那些当时反应没她那么快的人。

大约在黎明时分，救生艇被“卡尔帕西亚号”救起；数日后，她和同船的幸存者们驶入纽约港。那时，一向热衷于社会活动的莫莉，已经建立起幸存者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还为委员会中的贫困人士募集到了一万美元。她给自己的丹佛代理律师发去电报：“水况良好，行驶顺利。海神对我实在仁慈，如今我高枕无忧。”海神对她的朋友，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四世就没那么仁慈了，这位“泰坦尼克号”上最富有的男人不幸罹难。

一直到将近二十年之后，“永不沉没的莫莉·布朗”才入住了巴比松的客房，夜空仿佛还是那个夜空，但世界已经是日月换新天。

“一战”是很多剧变的催化剂，但对莫莉个人来说，与世界变化同样巨大的，是她与丈夫詹姆斯·约瑟夫·布朗的分居。两人已经分道扬镳：他是个好色之徒，她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她是个女权主义者，一个儿童保护倡导者，一个工会支持者，那时候这些身份都还没有成为被人追捧的时尚。

詹姆斯·约瑟夫有爱尔兰血统，白手起家，靠淘金成为百万富翁。他和莫莉共同摆脱了贫困，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在丹佛的上流社会赢得了一席之地。夫妻俩分居后，1922年詹姆斯·约瑟夫去世，没有给家人留下遗嘱，致使大家为此争吵不休长达五年；丹佛的上流社会和莫莉的孩子们都对莫莉置之不理。

但这种情况只不过激起她早前对舞台的梦想。莫莉·布朗迷上了法国传奇演员莎拉·伯恩哈特，移居到巴黎学习表演，参演了《威尼斯商人》和《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她智慧与活力兼而有之，即便已经年近花甲，在那里却依然能得到欣赏与崇拜。很快，她获得了“智慧巴黎之无冕女王”的美誉。

无论莫莉·布朗的神话被传得多么夸张，她的魄力都无比真实。她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我是冒险之女。这就意味着，我从未经历过哪怕一刻沉闷，也随时为任何不测做好心理准备。我从不知道登上一架飞机，它是否会坠毁掉落；去开车，爬电线杆，在黄昏时分散步……会不会一身狼狈地躺在救护车里回来。我是宁可选择断然离世，也不愿悄然偷生的人。”

莫莉·布朗绝非“新潮女郎”，远非其类，即便她如果再年轻一些，那种冒险精神可能会让她跻身“新潮女郎”之列。但她并非年青一代，她对“新潮女郎”抱有反感，这些爵士时代的年轻女性似乎只用一个方面来定义自己，而那正是莫莉·布朗与她的同代女性努力争取的来之不易的胜利：性解放。

即便如此，莫莉·布朗从巴黎回到纽约时，还是决定住在巴比松大饭店，和那些她公开表达过反对，却很可能十分理解其精神内核的年轻女性分享同一个屋檐。她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她和她们一样，想要测试一下不同版本的自己，而巴比松正是做这种事情的好地方。

莫莉对这里的住宿条件很满意。她把巴比松的宣传册寄给丹佛的一位朋友。宣传册上做了很多标记，甚至还有污损之处，她以此来描述自己在纽约的新生活。“每个房间甚至都有一台收音机呢！”她写道。

这里，浓黑墨水圈出的是西北面角楼，里面嵌了个砖砌的露台，能俯瞰列克星敦大道和第63街交会的拐角。里面是她的套房，巴比松最好的房间之一。但即便如此，这里也很朴素，和酒店里其他的普通房间差不多，有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一张小书桌、一个五斗橱和一把小小的扶手椅。躺在床上就能伸手开关门，要把东西放进梳妆台，你几乎也不用起身。这也许只是一个陋室，但在莫莉·布朗写给朋友的信中，她说自己把这个房间当成“工坊”，“各种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

她还圈出了更远处的一扇哥特式窗户，在巴比松塔楼的第19楼，那里就像是“长发公主”的城堡，里面有很多新晋艺术家的工作室：在这个有着挑高天花板的隔音室里，莫莉会唱起她的咏叹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她写道，这是演奏室，寄宿在此的艺术家与未来艺术家们会在这里举行音乐会。酒店意大利风格的大堂和夹层是她和朋友们打牌的地方。而她参加的读书俱乐部聚会则在铺了橡木板的图书室举行。（她最可能参加的是飞马团的读书会，这个文学合作社的成员聚集在巴比松，“通过为作家提供公开展示作品的机会，并在理智、公平与建设性批判的氛围中进行相关讨论，达到鼓励表达精神成就的目的”。）

除了上门看诊的注册医生、水管工和电工，所有男人都严禁进入任何地方，只有大堂与18楼的会客室并非禁地。只要和约会对象一起，男人便可获得去往18楼的通行证。

酒店的正门位于第63街，一楼底商共有八家，都在这个位于街道交会处的建筑偏列克星敦大道的那边，包括干洗店、理发店、杂货店、袜子店、女帽店和一家道布尔戴出版社的书店——某个阶层的女性可能需要的一切都囊括其中了。每一家店在酒店内部都设有专门的入口，就在一条小走廊边上。因此，莫莉·布朗如果不愿意，就不用费神到街上去。

现在，轮到世界适应“新女性”

巴比松在三年前才开业，那时的纽约正处于转型中期。建筑热潮正如火如荼，人们在有目的地除旧布新。舆论宣称，多年来，曼哈顿的扩张是草率的、无意识的、不合逻辑的，但这一切仍然有机会拨乱反正。属于过去几个世纪的建筑将被夷为平地，来烘托雄心勃勃走在机械化道路上的新的20世纪；公寓与低矮的建筑将让位给精心规划的塔楼，它们高耸入云，展现着装饰风艺术的轮廓。

20世纪初的建筑，新得就像挣脱了传统约束的新女性。针对19世纪的纽约，批评家们谴责在整个曼哈顿“蔓延开来的褐色‘罩子’”，由此形成了一片“单调乏味的褐石建筑”的海洋。

今天备受珍视的褐石建筑，看上去那样古色古香，富有历史积淀，在那时却被视为城市瘟疫。城市规划者们指出，他们不能再重现“新阿姆斯特丹的旧荷兰时代”那种欢快与色彩冲击，不能再重现那些“红瓦屋顶，有着花毯风格图案的砖墙和令人心情愉悦的上漆木工作品”，却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纪和其标志性的外观地标：摩天大厦。

建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1926年，罗德夫·肖洛姆犹太会堂将曼哈顿第63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会处的产业以8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犹太会堂之一，很快就被最早的女子公寓式酒店取代，犹太会堂则要迁往纽约上西区。

肖洛姆会堂已经在此地矗立了五十五年，那时，犹太移民会众从下东区的公寓房迁出，搬进曼哈顿中心区和上东区的新家，会堂也跟随他们一起迁址。现在，它又一次跟随会众，离开了这个正在迅速发展建设的地区——此前规模最大的工程是1918年铺设列克星敦大道线的地铁，从第42街的中央车站一直延伸到第125街。

会堂结束了自己在纽约上东区长达半个世纪的驻扎历史，年长的信徒们登上舞台，纪念这一变迁时刻。97岁的内森·布克曼夫人和91岁的伊萨多·福斯从13岁行入教礼以来就一直是该会堂的会众，她们庄严地登上舞台，看着台下的教众——这些正直的纽约人，他们的父母辈与祖父母辈曾是下东区的德国犹太移民。他们向19世纪告别了。而巴比松将迎接20世纪，说“你好”。

在第63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交会处修建犹太会堂，是为了满足会众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如今计划用其他空间将其取代，也正是在适应全新的需求。

“一战”解放了女性，1920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把她们送上了获得政治权力的道路。同样重要的是，“一战”还促使职业女性变成更引人注目和更被接受的人群。

申请上大学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尽管婚姻仍然是很多人的终极目标，但文职工作已经开始将“新潮女郎”生活的多彩魅力——如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城市生活［去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购物！在德尔莫尼科军官俱乐部的餐厅吃饭！］——与一种尚可接受的婚前培训相结合。

曾经，文书工作是年轻男人职业晋升之路上的垫脚石，但现在，成千上万的女性涌向曼哈顿，进入那里每年都会新建的摩天大楼，到大楼的办公室中去工作。于是秘书工作不再有晋升希望；相反，它经历了重塑，成为年轻女性的一个机会，能锤炼“办公室妻子”的技能，同时挣一份薪水，在婚前过一段短暂的独立生活。

这个新世界的新秘书们，要为她们的老板“尽力做到像他父亲那一辈早已成为历史烟云的妻子一样”，《财富》杂志如此宣称。她们要把老板的信件转录成打印格式，为他们做会计出纳，带他们的女儿去看牙医，还要在必要的时候为他们加油打气，让他们自信满满。

但新女性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回报：得到公众认可的独立生活的权利，以（一定程度的）性感展现自己，尽情消费，体验城市生活的兴奋刺激，独立自主地进入公共空间。

要做到以上这些，她就需要有个住处。老式女子寄宿公寓——早期在纽约生活与工作的单身女性的选择——已经是旧时代的东西了，现在被人嗤之以鼻。用《纽约时报》的话说，一想起这种地方，就会想起“马鬃沙发”和“总是挥之不去的炖牛肉味儿”。

这样的地方还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而新一代的中上阶层职业女性们想要住得更好。同时，她们也不想被住处的清规戒律束缚，或接受纡尊降贵的慈善（很多为寡妇、女工与被社会遗弃的女性提供服务的老式寄宿公寓，背后的动机都是善意的，但也暗含着贬低意味），不想这些也成为居住体验的一部分。而且住宿地址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不过，即便她们能对不符合标准的简陋房间、让人浑身发痒的马鬃和又干又柴的牛肉视而不见，这些寄宿公寓也根本不足以容纳涌入纽约城的大量年轻女性。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是矗立云霄的高层公寓式酒店。

19世纪末以来，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单身人士，长住酒店一直是流行的生活方式。“在城市里，无论你有多少钱，修建大理石宫殿也已经不再符合人们的品位，”当时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写道，“相反，人们会选择住在酒店里。”

公寓式酒店的房间规格不一，有为镀金时代富得流油的富人们准备的宫殿般的豪华套房，也有为奋斗时期的单身人士准备的实用性很强的房间。对这种公寓式酒店的舒适度，人们可谓吹毛求疵，十分关注。

较为朴素的公寓式酒店会有定制家具，故意比标准尺寸小一些，更容易安置在小空间，让酒店房间显得大一点。房间内的单人床没有床尾板，床头板的高度也被降低，制造一种空间较大的错觉。出于同样的原因，家具还被磨成圆角。

而比较富丽堂皇的那一类公寓式酒店，房间里的家具都是昂贵的18世纪古董复制品，壁炉也是常见配置。华尔道夫酒店在建设过程中，曾在建筑工地外的一个仓库里搭建过展示样板间和走廊，供大家从里到外地了解酒店的一切，从墙面颜色到水龙头，更不用说地毯、窗帘和橱柜等配置。

负责整体搭建的华尔道夫酒店室内设计顾问查尔斯·萨比斯夫人会对样板间进行研究，表示接受或拒绝：只要她一声令下，就会拆掉一个样板间，建起另外一个。萨比斯夫人给有些套房配置了从约克郡庄园淘来的珍贵英格兰木制品，也在思考一个永恒无解的问题：“漆面屏风或明朝的罐子是否正好适合一个具有安妮女王风格的房间？”

有一点很重要，这些高端公寓式酒店房间的风格必须彼此不同——这些可不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连锁酒店。

公寓式酒店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房地产行业的一个漏洞：《1901年公寓住宅法案》免除了对纽约市无厨房公寓建筑的高度与防火限制。无论原因有多么不合理，法案带来的效应都带有绝对的吸引力，因为谁不愿意住在一个能提供全面服务的酒店里呢？

而且，即便你没有住在里面，至少也可以在每周日上午的“那些影片”中想象这种生活，在让大众疯狂的“瘦子”系列电影的最新一部中，威廉·鲍威尔潇洒地游荡于地下酒吧与公寓式酒店之间——这个醉醺醺的人快乐地穿越城市，手上拿了一杯鸡尾酒。

1903年，纽约酒店经营者希米恩·福特（曾针对其中的差异发表过一个精辟的声明：“我们有适合优秀人士的优秀酒店，适合良好人士的良好酒店，适合普通人士的普通酒店，和一些适合流浪人士的流浪酒店。”因此，一个新酒店类别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适合女性的女性酒店。

年轻女孩的“梦想之地”

真正让全美国浮想联翩的，还是巴比松大饭店。

全国各地决心给自己的纽约梦一个机会的年轻女子，都会把这里作为首选。阿勒顿酒店和AWA酒店的目标客户群都是职业女性，巴比松则瞄准了另一类客人。

她是不能告诉父母自己想要画画的名媛；她是梦想登上百老汇舞台的俄克拉何马售货员；她是那个18岁的女孩，告诉未婚夫自己很快就回来，但先要去上打字课。

这家酒店将呈现出与其他同类酒店完全不同的个性，成为一个充满魅力、欲望与年轻女性雄心壮志的地方。

阿勒顿酒店即将完工，威廉·希尔克的目标已经变成要把女性气质与她们新赢得的独立结合起来。他宣称，正如现代女性的服饰已经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繁复笨重的荷叶边，追求一种“极致彻底”的简约，她们在巴比松的生活空间也需要“反映向女性展开的更宏大的生活”，同时要牢记，女人“绝没有失去其女性特质”。

希尔克设想中的巴比松是这样的：23层楼，720个房间。他宣称，酒店的外观将具有阳刚之气，体现在具有北意大利学派风格的建筑中，男人为了锻炼智识与体魄所要求的一切，都要在其中配备齐全——游泳池、健身房、屋顶花园、教学室与图书馆。但在室内，巴比松的内核，那些男人看不见的房间将是“高度女性化的闺房”，色彩“雅致清新”，家具陈设是法国当代风格。

和之前的同类酒店一样，巴比松的设计也将围绕着后妇女参政时代对家庭生活的再思考，以及开发商对最大化生活空间的基础渴望展开。这种设想的结果，是狭长的走廊上一排排的私人房间，其中穿插着共享会客室、图书馆与洗衣房。

酒店最初的名字是“巴比松女子俱乐部公寓”。希尔克承诺，开业时间将在1927年“10月15日当天或前后”。的确，印刷好的广告在9月就开始出现，宣布自9月15日起客人可申请入住。

巴比松的特色之一，是每间房都配了一台收音机——莫莉·布朗入住时，这将让她非常高兴。最低房价是一周10美元。巴比松由专业的穆奥建筑事务所设计，完工于1928年2月，比原计划推迟了几个月。

无论远看还是近看，巴比松都是一栋宏伟的建筑：高耸的大楼，四个角上分别有一座巨大的角楼，像渐进的台阶，逐渐延伸至最高处。外墙砖块的选择有色彩与光影的渐变感，从鲑鱼红慢慢过渡到浅红色，排列成多种多样的图案，点缀了中性的石灰石，充满艺术考量。

第19层的西侧有间很大的阳光房，功能是休息室，家具陈设颇具品位，其上为各种大学俱乐部保留了专属房间。阳光房正下方的第18层是个视野开阔的凉廊。酒店完工以后，《建筑论坛》立刻指出，巴比松的大部分细节虽然都具有哥特式风格，却是一种“罗马式的哥特”。

拱形大窗赋予了巴比松一种浪漫与神圣的感觉，避免了一些新摩天大楼的“机械感”。住客们在云端漫游屋顶花园，透过拱形游廊窥视，能看到建在不同角度上的一扇又一扇的圆顶窗，有嵌入的退台，也有陶土色的阳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哥特式的城堡，飞一般的箭矢从那一个个拱形的开口处射出。

酒店的外观低调简约，甚至含有俏皮戏作的成分，然而，大堂和夹层却可以用“繁复的意大利风格”来形容。客人进入巴比松大饭店，会迎面看到一个内嵌的中庭，奢华的当代风，其设计灵感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宏伟的意大利乡村别墅。

这个空间色彩丰富，纹理多样，图案精巧。彩绘天花板、花纹地板、纹饰艺术风格的栏杆柱和扶手，以及古典主义风格的软垫家具，都给人带来完全的沉浸式体验。在这个两层楼高的空间内，多株盆栽、一盏枝形吊灯和微妙的灯光把氛围烘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人觉得置身某个宏伟意大利别墅的露天庭院之中。

大堂之上那个夹层，可供巴比松的年轻女士们从高处俯瞰，寻找约会对象。她们也可能借此审视彼此的约会对象，偷偷打分，或暗生爱慕。这个夹层是否专为这两种可能有意为之，很难说分明。但此处所在就像一个超大的“罗（密欧）朱（丽叶）阳台”，在大堂顶上自成围城，如同一个相框，厚重的石头质地，加上精致繁复的雕栏。

夹层的西北角延伸出两个台阶，通向一个铺着橡木板的图书馆，餐厅则连通了大堂的主楼，陈设布置走的是新古典主义“亚当风”，讲究的是亲切舒适，而非宏伟堂皇。《建筑论坛》杂志宣称：“巴比松似乎显示了对文明的一种新理解，完全令人信服。”在这里，形式与使命融为一体。

开业伊始，在外界的想象当中，巴比松大饭店就是有艺术气质的人倾向于选择的落脚地。酒店的名字也恰恰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此名来自19世纪法国艺术运动的流派——巴比松画派。

该画派的中心是巴黎东南部的巴比松村，位于枫丹白露森林之中。村里狭窄的主干道名为“大路”，沿路的小旅店是饥饿艺术家们的避风港。乐善好施的旅店主人们会为画家们提供一顿丰盛的晚餐，一张过夜的小床，第二天再打包一份午餐让他们带进林子里去吃，这一切只需要支付微不足道的费用。

在纽约的巴比松大饭店，艺术生们会一起住在名为“四艺”的侧翼，那里有100个房间，是专门留给她们住的。同样留给她们的，还有18层之上高耸塔楼中的工作室，也正是莫莉·布朗找到的精神庇护所。

最大的工作室面积36有50英尺×17英尺，两层高的天花板让日光倾泻而下，比较小的音乐家工作室则经过了精心的隔音处理。但并非每个人都需要成为艺术家，只要能张开双臂迎接纽约所能给予的一切，有这样一颗渴望的心就足够了。

如果说巴比松大饭店的自身定位是为抱负满满的年轻艺术家、演员、音乐家和时装模特提供栖身之所，那么其内部则提供了所有必要的空间，让这些年轻女性来进行自我表达——她们既是艺术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一楼的休息厅有舞台和管风琴，能容纳300人舒适地欣赏一场表演。赢得选举权之后的新女性要求身与心都得到满足，巴比松的图书馆、讲座室、健身房和标准尺寸的游泳池正是应这一要求而设。

20世纪初的吉布森女郎，穿着上下分离的短裙和衬衫，获得了身体自由，喜欢晨间来一套伸展运动或单车骑行；而20世纪20年代的新潮女郎则开始挑战更为严苛的锻炼，巴比松的地下室里满是叫人眼花缭乱的健身设施，任君选择。《纽约时报》用色情得有些怪异的口吻赞叹道：“一整天，女孩们的欢笑一刻不停，与壁球场上有节奏的击球声以及游泳池里水花的喷溅声交织在一起。成长中的现代亚马孙女战士们正在学习击剑，未来的游泳健儿正在巴比松的地下室接受自由泳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