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邢祺欣/文 中国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农林生物质发电行业或将成为第一个退场的新能源发电行业。多位从事农林生物质发电的企业领导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部分企业已经束手无策。

2023年底，超过50家企业联名向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农林生物质发电欠补名单的文件，涉及欠补金额超过150亿元。

由于未按照财政部和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省级电网企业的联网，即双联网，多地农林生物质发电企业从2020年至2022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助面临核减，部分企业因此陷入困境。

农林生物质发电是利用农林生物质所具有的生物质能进行的发电，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一种，包括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发电、农林废弃物气化发电等等。截至2023年底，中国农林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约1688万千瓦。

自2020年开始，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增速明显降低。《2024年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年度报告》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运营成本较高，盈利模式相对单一，大多数项目只能通过电价补贴来维持项目运行。随着电价补贴退坡政策的实施，项目的盈利性受到影响。

核减补贴始末

2020年12月30日，财政部和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核减环境违法等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

这份通知中要求，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应依法依规申领排污许可证，完成脱硫、脱硝、除尘环保设施建设并验收合格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方可纳入补贴清单范围。待完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保证正常运行，并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省级电网企业联网，实时传输数据后，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通知电网企业，电网企业方可拨付补贴资金，未实时传输监测数据期间的补贴资金在结算时予以核减。该文件的下发对象为相关电网企业和有关发电企业。

据一些企业向记者反映，直至2022年下半年当地电网组织项目合规审查时，他们才得知需要搭建联网平台方能获得补贴。这一滞后导致的空窗期，即在2021年—2023年期间，由于缺少数据，他们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将面临被核减的风险。

安徽生物质发电公司国祯生态的徐经理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时，有企业以为只是一次正常的检查，核查组在审查过程中也并未提及并网要求，只是要求提交相关文件。但是，直到2022年底，可再生能源补贴名单公布后，企业才发现全国300多家生物质发电企业中，仅有河南省约10家生物质发电企业位列其中。

某省级电网负责接入业务的内部人士透露，2023年上半年，在收到文件的当月，便立刻通知了所有省内的农林生物质电厂来进行环保数据接入。该内部人士称：“一开始还有农林生物质电厂不愿意接入，因为觉得接入了也拿不到补贴，搭建设备还需要自费往里再搭十几万元，后来能拿到补贴的风声大了，他们才选择接入。”

对于为何在2020年下发的文件，2023年才从上级单位收到，该内部人士表示，既不清楚，也不理解。“之前需要接入环保数据的都是大型火电厂，生物质电厂加在一起也不大，我们也不管环保，也没有调度关系，电网只是有这个技术平台，相当于是免费帮人干这个事情。”

2023年初，安徽电网在微信群中通知，有关生物质发电企业需要尽快接入平台。

但就在国祯生态等生物质发电企业接入平台后，2023年组织的二次合规性检查却迟迟等不到公示结果，此时业内传出风声，需要同意核减未接入平台的27个月补贴，才能领取后续补贴。

消息一出，各生物质企业一片哗然。徐经理表示，以国祯生态为例，每个厂每年的补贴金额为7000万元，27个月就是1.5亿元，三个厂一共被减掉4.5亿元，算上之前没发的补贴，国祯生态被拖欠的补贴就达到了7.9亿元。

徐经理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23年11月，地方生物质发电企业负责人被要求在同意核减的表格上签字。签字同意的企业在2024年3月获得了2020年底前补贴的90％，不同意的企业只拿到了60％的补贴。东北某农林生物质发电企业的高管也向经济观察报证实收到了类似方案。“不同意的话，你没有这笔钱根本就做不下去，银行贷款都不给你贷。”

有企业获得的补偿方案为：将原定的15年补贴期限延长27个月——即被核减补贴的时段。但这一方案同样未被生物质发电企业普遍接受。

某生物质发电国企高管向经济观察报指出，生物质发电企业多为国控污染源，环保数据并非不可查，因为都自主上传到了环保系统的相关平台。

生物质发电企业困局

徐经理表示，对于安徽国祯来说，即使能够扛过这次核减，如果后续的补贴继续像过去那样拖欠几年时间才发放，那么除了资金充裕的国企和民企外，其他企业恐怕都难以支撑。受到补贴核减的影响，公司旗下的三个生物质电站目前已有两个停止运营，仅剩下一个在进行保供生产。

根据国祯生态办公楼一层的公司介绍板资料，2019年，国祯生态的营收为47097万元，利润总额为7307万元。这样的业绩让国祯生态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该公司在2018年全面启动IPO工作，并完成了前期尽调和审计工作，原计划于2022年上市。

谈及上市计划，徐经理无奈表示，目前看来已经没有可能了。“补贴都已经没有了，如果上市融资，别人自然会问你资金的用途。但如果你说是投资生物质电厂，那在别人看来就是白撒钱。”

徐经理曾考虑转型至生物质的其他应用领域，如生物质天然气或燃料乙醇，以寻求新的机遇。但由于目前技术尚未成熟以及其他原因，他最终未能付诸行动。对于之前那些被视为“成功”转型的大项目，徐经理发现，如今“倒是垮了几个”。

自可再生能源补贴出现拖欠发放的现象后，电厂的压力也是与日俱增。

对于经纪人而言，尽管无须支付农民秸秆费用，但收集秸秆的人工成本、租赁堆场的土地成本与运输成本费用都很高，在最终的成交价格中，经纪人的收入只占到10％左右的份额。

一位经纪人向经济观察报介绍，当前秸秆进厂的流程，通常是由打包机对田地里的秸秆进行打包后，先运输到经纪人租赁的堆料场，再根据电厂的订单，由卡车运送至有需求的电厂。

在2019年，生物质发电的补贴还处于“优先支付”的行列中，相比之下，风光行业的补贴却遭遇了拖欠的情况。然而，随着生物质发电规模的上升以及行业内部的强烈呼吁，补贴支付的顺序开始发生变化，生物质发电的补贴支付逐渐靠后。

徐经理表示，“现在阜阳电站还能维持运行，主要是在热电联产的模式下，生物质蒸汽可以供应下游医院、烟厂等上百家单位的用汽，不然这个电站也得关门。”

但不是所有生物质电站都能有这样的供汽功能，农林废弃物多的地方往往是在农业发达的地方，这使得电厂通常需要多年的用户培养才能够拥有一定的产业集群，从而产生蒸汽市场。在此背景下，能用热电联产的方式填补亏空的企业数量非常有限。

即使是能开展该生产模式的农林生物质电厂，同样质量的蒸汽带来的供汽收入，仍然只有补贴电价的一半。

徐经理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初建厂的3亿元还是由银行贷款而来，但现在补贴的欠款就超过了3亿元，厂子只能不断“举新债还贷款”。而知晓了核减补贴事件的银行们，只对国有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民营生物质电厂中，有母公司的尚且能让母公司来进行担保，其余的只能以设备或老板的房产作为抵押物，换取短暂的流动性。

但有从事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国企高管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国企已经不给贷款了，因为知道你以后也没什么钱了。”

村民经纪人住在公司

遇到困难的除了电厂，还有为电厂供货的“经纪人”。

经纪人是生物质发电环节中，对负责在当地提供秸秆的人的特称，但与以往职业贸易商不同的是，经纪人通常是由本地村镇的居民构成。

有生物质电厂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也有多家电厂尝试自己经营秸秆贸易，但碍于农村复杂的投资环境，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生物质发电兴起时，部分村民通过银行借贷的方式筹集了启动资金。在核减通知下来之前，他们与电企的交易也十分顺利，但这次核减下来后，拿不到货款的经纪人也将直面贷款违约。

在知晓核减通知后，部分全职经纪人开始频繁出入于电企办公楼，只为在补贴下发的第一时间结清部分货款。

多位经纪人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他们的欠款已超过银行规定的还款时间，再不还款就只能沦为失信人，届时资金将更加难以周转。

至于贷款金额，经纪人表示，根据每个人做的规模不同，多则上百万元，少至几十万元不等。

有经纪人对记者表示，“我们也知道电厂没钱，但现在钱还不上，在家也坐不住，只能来电厂碰碰运气。”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农林生物质发电企业的功能不仅是发电与供汽，在当前农村禁燃秸秆的政策之下，还是解决农民秸秆去向的“主力军”。

而在禁燃秸秆与粮价持续低迷的当下，农民处理秸秆的能力和时间通常有限，对于提倡的将秸秆破碎后埋在地里，有农民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多位生物质发电行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生物质发电不该只是单纯与光伏、风电共享可再生能源补贴，因为生物质发电还担负着处理农村废弃物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完全依靠补贴才得以维系。

徐经理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以前秸秆做综合回收，地方还是有补贴的，但到了2023年因为地方财政吃紧也就没有了。

在农用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许多农户的农田几乎没有轮休期，连茬种植的间隔期也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秸秆如果在此期间没有被经纪人或生产企业收走，该地畜牧业在未形成产业集群的情况下，堆在地里的秸秆就会影响下一轮的种植作业，那时只能翻在地里做“肥料”。

但这种未被焚烧过的“肥料”会为土地带来潜在的病虫害风险。根据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研究，过量的“秸秆还田”不仅会造成秸秆资源的浪费，还将分别加剧77%旱地和80%水田的土壤酸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补贴退潮”碰上“不补不行”

2023年曝光的54家生物质发电企业联名求助文件事件，并非生物质发电行业第一次“上书”。

2020年，中国开始调整新能源补贴政策思路。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下称“426号文”），指出生物质发电包括农林生物质发电、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沼气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为82500小时。同时，生物质发电项目自并网之日起满15年后，无论项目是否达到全生命周期补贴电量，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在当时“以收定补”的大背景下，426号文的出台，直接引来了200家农林生物质企业“联名上书”，要求修正这份“限制并将严重阻碍农林生物质发电产业发展”的规定。

据某家参与当年“联名上书”的企业介绍，业内对15年的期限和82500小时的全生命周期标准是有一定认可程度的，但问题在于该文件的出台并没有经过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而是直接发布在部委的网站上，之后才被行业内企业普遍知晓。这次“联名上书”最终不了了之。

在中国三大非水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热电是唯一具有废弃物处置功能、唯一可以供热、唯一稳定的绿色能源。但不同于风光发电，生物质发电的成本几乎不会因规模的上升而得到缩减。

农林生物质发电与火电有着类似的燃料成本压力，秸秆回收成本主要由人工、场地与运输费用构成。与风光发电行业因规模经济而享受的红利不同，农林生物质发电中的燃料成本占据了总成本60％的比例，且几乎无法压减。

而通过技术改造升级机组效率的方式，也不适用于农林生物质电站。行业专家对经济观察报称：“机组本身的提升空间也不会有多大，因为生物质发电属于大的火力发电范畴，像这种小的机组在能源利用效率上短期内不会有多大作为。”

根据日前发布的《2024中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年度报告》，截至2023年底，中国农林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约1688万千瓦，同比增长3.8%；年发电量约5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年上网电量约4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其中，受冬季暖气用户及工业用户集中影响，东北地区新增装机容量最高。

补贴退坡之下，为何装机量和发电量还在增长？业内分析人士称：“部分央国企都承担着扶贫的任务。因为农林生物质发电，所在地区一般都是在农林生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而一些生物质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