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二子共渡：严译与梁译

梁启超不赞同严译的先秦导向，但他却对严译《天演论》赞不绝口，其溢美之词，这里就不提了。

梁启超对于“进化”，也采取了“天演”的提法，在《新民丛报》上，他发表了《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一文，文中，就采用了严译的提法——“天演学初祖”。

在《清议报》上，他发表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也使用了严复的译词——“天演家”。

严译“进化”，自造译词，得到了梁氏认可，尽管他本人在中国熟悉且毫无障碍地使用日本新汉语来介绍进化论，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使用严复的译词时，更是倾注了一份挚爱。

但他的爱，并非对于严译思想路线的认同，而是出于对严复本人的认可，是两位思想者之间的惺惺相惜。

1895年，严复在津门《直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如《论世变之亟》。次年，沪上《时务报》问世，梁为主笔，严复致信祝贺，以忘年交，寄百元银票。梁氏复信严子，言其正学拉丁文，又索严子《原强》及《天演论》等文，拟刊于《时务报》。

其时，严复《天演论》，译稿初成，拟好自序后，一式两份，一份，送吴汝纶，请吴师审稿，另一份，寄给了梁启超。梁氏读后，誉严复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

此后，严复又致信梁氏，长达21页，对梁氏若干行为，提出建议。如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导“孔教会”，并为此撰言《古议院考》，以西方议院，附会于古代中国。对此，严子忠告：“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梁氏回复：“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又言其读“教不可保，也不必保”时，竟然拍案而起，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

其时，严子筹办《国闻报》，于创刊前夕，作报启，发为先声，并送《时务报》刊登，欲广而告之。不久，该报刊行，严子发表社论，放言变法，与《时务报》相呼应，时誉“南北双星”。

但是，自变法失败后，梁氏东渡，亡命日本，两人渐行渐远，各是其是，各行其是，终于，背道而驰——严子复古，梁氏趋新；严子尚英文，梁氏重日语；严子贵独创，梁氏务推广。

严子所本，端在考据。清初考据学，确立二原则：一为实事求是，而求事理；一为中西合璧，而求学理。然而，若问考据之本，我们追其根，溯其源，便随严子一道回到先秦。使中西会通，穿越宋明，超迈汉唐。

严复此一举，以复古开新，成就其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两千年来，前无古人，二百年后，后无来者，独此一人，遂成绝学。观其桐城派同人及先贤，虽然号称“复古”，然其所“复”，乃恢复宋明理学，回归汉唐古文，皆无此学力与脑力能重启先秦。

严子译作，颇似乾嘉诸老以考据治经史。

拟以小学通经，先识字，识其本原——形音义，据其沿革，以立范式，而为经学奠基。以此为法，对译西学，亦逐字断句，但求“无一字无来历”，此乃尊西学为中国新经学也。

严子于重启先秦诸子之际，也向西哲——达尔文、斯宾塞、亚当·斯密、穆勒等人看齐，向西学的经典——《物种起源》《国富论》《论自由》等致以他最崇高的敬意，而这样一种深沉的情怀，这样一份深远的哲思，却被梁氏无视。

梁氏之于西学，旨在速成，意图普及，故其不求甚解。其于西学佳处，遥视如名胜，近观似古迹，颇以“导游”自嗨，侃侃而谈西学风光，娓娓道来西洋美景，然其所据“导游词”，则非基于西洋本土之西语原作，而是出自东洋的“东文”译介，对此，严子难免要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长叹！

然而大势当前，长叹无用，能因势利导，方为赢家，梁氏以其大手笔，顺势而为，一时妙笔生花，惊艳中华。

流亡日本时，他与留学日本的罗普一同编写《和文汉读法》，这是一本学习日文的速成教材。他借用黄遵宪说过的一句话，谓日语“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

观乎此，乃知梁氏的翻译，溺于政治功利，趋于学术性价比，而非据学理以求真理，故其致力于西学，难免偷工，抑或减料，起了行商坐贾的念头，颇重经营之法，而非学问之道，但求西学流行，不问中西会通，只图译介方便，忽视译作品控。

好在前有明清两代译事，打了中西合璧的底子，日语据此转译，抄中国的西学作业，其方便程度，本不亚于日译之于梁氏。但日本人却未宣传，而是边抄边改，边改边学。但凡中国学的，它都要学。汉唐以来，中国学佛，它学佛；明清以降，中国学西学，它也学西学，还将中式西学，改为和式兰学，这就使得江户时代的日本，不但儒学全面赶超中国，连西学也要迎头赶上。

而梁氏之于日译，则惟有抄，但并未得其抄法，未能如江户学者那样“边抄边改，边改边学”，更未究其“来龙”——不知其由中国来，便极力推动其“去脉”——往中国去。

还在《时务报》任主笔时，梁氏就在报上连载其《译书》长文，他以为日本与我国同文，而其所翻译之书，于西学“要者略备”，若能“习日文以译日书”来学习西学，则用力甚鲜，而收获巨大。

不久，他便与康有为一道，创办大同译书局，大译日书，两年间，译日书达321种，占总数60%以上，而同时，西译之书，仅120种，占比不到30%。此后，日书翻译，逐年上升。

作为媒体人，梁氏为中华奇才，堪称国运之笔杆，民意之喉舌，其一生，办报十余种，尤以《新民丛报》为最，报中所言，多译日书，以至于百日维新时，光绪“诏定国是”，废八股，开特科，以西学取士，《新民丛报》以其和制汉语赋能学子。

他说，“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好一句“二十年来”，谈何容易！真是和风所及，汉界披靡。

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来，梁氏“笔锋常带情感”，以之倾销和制汉语，“别有一种魔力”；二来，所谓“和制汉语”，多由中国流出，此时回流故土，如游子归来，仍有基础。

和制汉语，究其来源，原以汉译居多，但经“和制”转译后，已失其本来面目，纯为“和制”者，当然也有一部分，可梁氏等人，对此未加区分，便统称“和制”。若据“因果”言，则可谓其“因”未明，何也？以其源流失考，本末错配是也。然其行文，结“果”尚佳，何为“果”？“果”在民众之口耳相传。

此时之梁氏，以传播新知识、新名词，赢在笔端与舌端，堪称“国民意见领袖”。然其之于学与思，则因其受康有为左右，囿于师门及师法家法，而未能如严子，独运古今，自通中西，以其“成一家之言”，成就为一新时代的“独立思想巨人”。

而且，还因为受了师门习气的影响，奉康氏有如教主，故其思想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原创性，未能自由的成长，梁氏真正成为思想者，是在摆脱了师门束缚，与老师分道扬镳以后。

然当其转译“和制汉语”时，其师门以“维新”而大放光彩，且又师法日本，故其师门习气，作为一种荣耀，被他光昌流丽地发扬出来，以之面对日译，于独立性尚未自觉，于原创性亦未开启。

当下梁氏，乃师门弟子，并非独立学术人，故其所为言论，乃尊师门之命，奉新政之旨，未经实事求是，无需自由意志，惟“遵命”而已，然其意气风发，能笔扫千军者，非放任其自由之思想所致，盖由其才华横溢，且豪情万丈，而青春无敌。

梁氏以其文采无敌，赋能日译，遂使日译大行于中华天下。而严子独不然，立定考据根柢，坚持实事求是，恪守中西合璧，有如老吏断狱，深入案底，于千头万绪中，条分缕析，究其根系，端在先秦诸子，以之演绎而会通中西，自成其独立经纬。

论译事，以学术深沉抑或思想先进言之，严子都在梁氏之上，放眼中国近代新汉语，三分天下，严子居其一。

严译：三分天下有其一

其时，那些如浪涛拍岸而来的新词、新知识在经历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积淀后，至清末，繁花满枝，终须一果，落英缤纷的新名词，终于被安顿下来，在一个新的知识共同体中，以西译中述的译述方式完成中西合璧，于是乎，可以进行审定了！

“益智书会”率先出手，该会于1887年成立后，便开始编辑教科书的工作，其成员，传教士狄考文，在《中国的学校用书》一文中，提出了教科书应译名统一、术语规范等问题，他以“汉译数学”为例，指出数学译名混乱，要尽快审定。

在他主持下，1904年，出版了《术语辞汇》，共收录英文术语12000个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文术语18000个，涉及从天文到地理、从数学到神学、从语法到国际法等50多门学科。

如此规模，向我们展示了“益智书会”同人的一个硕大的成果——追求译名大一统，搞定汉语新天下。

但其权威性与合法性，却未经认可，因此，它难以为继，1910年，《术语辞汇》重印一次，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接下来做，且当仁不让的，是清政府，其时，清有学部，由严修主理。1909年，学部设编订名词馆，请严复任总纂，编订《中外名词对照表》——“统一文典，昭示来兹”。

在冯天瑜等著《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一书中，作者特别提到了一张表——《中外名词对照表》，他指出，《对照表》里的中文译名，来源有三：其一，是严复译词；其二，是由传教士与中国士人“中西合璧”的译词，其三，便是和制汉语。

由此可见，当时新汉语的天下，已成三分格局，严子自立，以其一人，直取原作而译之，与其二、其三出品，无甚干系，有交叉，且重复者，则其二、其三也。其二之于新汉语，虽然贡献最大，体量也最大，但严子不取，因其以传教士为主体。

其时，中国发生了转变，从清初到清末，中西会通的主体，已悄然转型，从传教士转向中国新兴士人。

士人主体性，亦因之而觉醒，这就使得原来的“中西合璧”转向新兴的“中体西用”了。在“中西合璧”的本意里，是只讲“会通”，不分“体用”的，而“中体西用”则是既要讲“会通”，也要分“体用”，是在“会通”的基础上分别“体用”。

“中体西用”一说，由张之洞提出，其本人，亦曾试以洋务，然，其于学术，却未曾建树，究其原因，虽由语言未达，西学难通，有失“西用”，更因其囿于官身，昧于体制，故于“中体”方面，亦被王朝所限，限于政统与道统，而难免有缺失。

我们观其所作《劝学篇》，可见其仍以“三纲为至教”，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虽言“内外”，却未从“内圣外王”之道上来立言，未承认西学的“外王”地位，仅以西学“应世事”，而非以之“应帝王”。

所谓“应世事”者，洋务是也，办学校，开工厂，制船炮，修铁路，但凡采用西技西艺者，均属“应世事”，而“开议院”“兴民权”等主张，则可谓之“外王”——“应帝王”。

能以西学为“外王”，而道出时代最强音者，乃严子也，闻其一言以蔽之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当可知其“中体”，已非王朝中国，其“西用”，亦非止于以“外学”而“应世事”，而是触及国体，关乎国本，以自由立国体，以民主“应帝王”，而这，岂不就是君主立宪？如此“中体西用”，使“中体”超越王朝，而以文化中国为“体”，使“西用”迈过洋务，悄然通往学术。

例言之：严子以《周易》为“体”，以进化为“用”，而有《天演论》；以名辨为“体”，逻辑为“用”，而有《穆勒名学》；以仁义为“体”，以国民财富为“用”，而有《原富》。

故其译作，不但改道，走出了“西译中述”的老路子，而且独行，行于“中体西用”之间，尽显“中体”之伟岸。

在“中体”的雄峰上，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西用”的思想高地，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通古今中外。

两千年来，“通古今之变”，可谁能像他那样，从中国一直通到英国，从先秦诸子，通到达尔文、亚当斯密、穆勒？

他的翻译，已不再与传教士们“中西合璧”了，而是直奔原作，去与作者交谈，直接面对原作本人与之“中西会通”。

幽灵，观念的幽灵，那些进化论的，国富论的，逻辑学的，还有论自由的和论法的，一个个，都被他喊醒了。

他用英文，用汉语，从普世价值的高地，从历史的深蕴处，向他们发问，他还请出先秦诸子，来与他们进行对话。在这场由他发起的对话中，他是提问者，是聆听者，还是记录者。

他问达尔文，若以进化论取代创世说，何不以天道取代上帝？若据“天道”而言，进化何以不称为“天演”呢？

他问亚当·斯密，一己之计如何转化为一国之计？行仁义能否以经济人去伦理的方式通过国民财富增长来实现呢？

他问穆勒，自由在哪里？一问，就问出了公域和私域，问出权力和权利，在“群己权界”处，自由被问成了自繇，以此一问，他便在近代中国率先起了个“自由主义”的话头。

“由、繇”二字，古已通用，然亦有别，“繇，随从也”，“繇”从自，以“系”为部首，“系，繫也”，“繫，约束也”，严子以“繇”代“由”，乃取其“约束”而自律也。

古汉语中，“由、繇”相通，但“自由”为个人本位，有无拘无束、放纵自我之嫌，而“自繇”则不然，《易·坤卦》有“其所繇来者，渐矣”，《尔雅·释诂》亦云“繇，道也”，可见其跟来历有关，跟“道”有关，可以更为准确的表达“自由主义”。

中体“自由”，是个人本位的，西用“自由主义”，则以国家为本位。严复用“自繇”来对译“自由主义”，故其译作，初名《自繇释义》，以“自由主义”直接来命名，出版时，却改为《群己权界论》，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国家本位的那一面。

就这样，严复以文化中国为体，西方文明为用，创作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新汉语，一种中西会通的新文体。

或曰，有关“自由”的近代化思想，是从日本流传过来的，梁启超便是那弄潮儿，一弄，就把“自由”弄来了。

自由，本来为“中体”，自由主义，才是“西用”。东瀛无体，何来自由？若有之，也不过是唐化和西化的自由。

严子论自由，有体有用，体为“中体”，我自有之，用为“西用”，但用西洋，不取东洋。因此，他那高贵的品味，尝试过原作的原汁原味，连传教士转译的中西合璧的二手货，他都不肯俯首一尝，又如何肯接受日本人转译的三手货？

为什么说日译为三手货？因为，只要留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和制汉语”，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传教士的二手货里海淘而来的，尽取其译而以和魂用之，从江户用到明治，用了好几百年，用的连来历都忘了，居然当成自家的，而返销中国。

在《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语词概念》一书中，作者陈力卫指出，经由中文及英华字典汲取西学，此乃日本近代化的手段之一。陈力卫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以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的“中西合璧”式译求“中西会通”为代表，以“科学传教”和“文化适应”，定了个“孔耶同源”的基本格调。

第二期，从1807年起，到19世纪末，以传教士马礼逊等人来华编译专业的“分科之学”及《英华词典》为代表。

这两期，是以传教士为主体划分的，而且传教士本身，也出现了分化，从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主转向以基督教为主。

第三期，情形有变，中西会通的翻译事业，从以传教士为主，转向中国洋务新政府，由中国政府主办，以传教士与中国翻译家合作的方式，进行“中西合璧”式翻译，从1862年，京师方面带头，设了同文馆，几年后，江南制造局也设置了翻译馆。

这三个时期，日本都是汉译西学的引入者，尤其在第三期，中日两国都在转型中，日本人紧盯着中国的一举一动，特别关注汉译西学的动向。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图书规模巨大，质量也高，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来华，一次就购买了十数种图书回日本，用作日本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用书。

可惜的是，严复与梁启超等人，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汉译西学，未能重视，严复独行，求得其英伦原本，梁氏后发，所传为日本回音，而日本人则以此三期积累，修成明治维新正果。

以至于，有日本人这样认为，新汉语之于日本，未见于明治以前，新汉语之于中国，未见于汉家古典，以此断言，新汉语完全是在明治时期的日语语境里产生的，与中国本土无关。如此论断，究竟是无知导致的认知错位，还是贪华之功为己有呢？

更有甚者，如实藤惠秀，他在其著作《近代日中交涉史话》一书中专设一节“中国人认可的日本语汇”，并加以扩充，竟然扩充到了当下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借词就无法说话的地步”，还要中国人接受“在人文社会方面至少有七成以上的日语借词”的狂妄说法。

在新汉语的天下里，日语如此扩张，这不也是一种入侵？如其和制，能自成一体，倒也罢了，但它不离“中体”——汉语，却要在“西用”——新汉语上全面压倒中国，是可忍乎！

于是，我们想到了严子，一百年前，其以一人敌一国，不惜译战，抵抗日译，当时，梁氏不解，如今看来，是何等必要！而梁氏转译之文，时效已过，已然不堪回首，惟严子独立“中体”，译取“西用”，犹可为今日学术之范式，立精神之标杆。

明治中期以后，日已脱亚入欧，同时，也停止了从中国输入汉译西学，和制汉语，由于国家主义的背书，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