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imaginist/文 “公园20分钟理论”火了，特别是在这个已经工作了六天的一周，人们急需消散掉身上的“班味”。去离公司最近的公园散步，和猫猫狗狗游戏，又或者在开得很好的紫藤花前驻足、感受春日的气息。

但是，这就是你能想象到的散“班味”的方式吗？只有现在，与过去断联；只有信息，没有具体的人；局限于一方地，开启不了远方.....片刻偷闲固然珍贵，但是却无法从内在重塑生命力。

3月，许知远带来了新书《意外的旅程》。从黑河到腾冲，从加尔各答到开罗，历经15年的行走、数10个目的地，他不知疲倦地好奇、观察和理解陌生人的生活。他们有很多是主流外的小人物，寓居在这世界你所陌生的角落里，过着与都市人全然不同的人生。独特的地域与历史塑造了他们，在流水线之外，那么真实的活着。

明天就是周末了，在漫长的工作周后，欢迎你来这里，真真正正地散一场“班味”：

©下文摘选自《意外的旅程》

01 漫长的季节

我被带回到了三十年前。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六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食堂里供应黏稠的米汤与因用碱过多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被共同的纪律塑造。

伊春洋溢着这种气氛。它位于黑龙江东北部，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生产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就像大庆产生了模范石油工人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孙铁军是那股豪情的产物。

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这算得上伊春的贫民窟。他看 起来四十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孙铁军出生于1954年。四岁时，他随全家搬到伊春市。他的父亲曾是志愿军的一员，战争结束了，作为退伍军人，父亲被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当业务员。这座人造城市居民分成两类人：林业的、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他们服务。但他们的界限随着时间迅速模糊。

1969年，铁军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他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的工序，每月挣三十三块。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被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圆木。1977年，他结婚了，伊春则迎来了她最繁荣的年代，中国正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里拥挤着来自全国的代表。各地政府、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派人前来，都想获得木材。

“到处都是外地人，什么人他们都要，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有工作。”铁军的母亲也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她为志愿军丈夫生了四个儿子。

《特工》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1993年。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没人控制的盗砍盗伐，令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需要封山育林；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积压了两代人的管理失调，要在一年中解决。

孙铁军对此有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而非仅仅他个人的挑战，结果仍令他吃惊。“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除去自己，他的妻子、女儿—分别在林场的财务科和保卫科工作—也下岗了。二十五年的工龄最终以一万八千块钱作为了结，他的整个青春就值这么多。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说，“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十五年过去了，他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突然间，他要负责一家四口的生活，要交纳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中，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寄生虫》

02 人的故事

仅从外表，你很难相信郝国华是酒家的老板，他双颊消瘦，鼻梁架一副普通的金边眼镜，开口时吐字过分清晰，像是经过专业的普通话训练。他的形象和我旅途中不断见到的那些民间知识分子更为相似，他们都熟悉本地情况，善于表达，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不容置疑的自信，也都有些怀才不遇的酸涩。 

“新闻媒体对陕北的报道太片面了。”听说我来自北京时，郝国华说。我品尝了他赠送的羊脸肉，被切成薄薄的一片片的羊脸被放在一架羊头骨里，它的味道有点发腥，却提醒我这一带正是与草原的交接之处。他还送了我们一首陕北民歌，它淫荡而迷人。郝国华出生于1964年，是一对工人夫妻六个孩子中的第五个。在“文化大革命”的尾声里，他读完小学，是学校里的宣传队员，喜欢样板戏、秧歌舞。高中时他迷上信天游，四处收集陕北民歌。 

他的生活一波三折，通向大学的道路狭窄，他先是成为了榆林第一毛纺厂的工人，并最终如愿地在1988年考入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经济管理。 

毕业后，他先在榆林天然气化工厂工作，然后成了皮革厂的一名销售员，销售厂里生产的皮鞋、皮大衣。他的商业才能也是此时被训练出来的。一年内，他卖出了五十二万元的货物，那时每双皮鞋不过三四十元，每件皮衣是三百多元，这是个惊人的成就。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所刮起的经商风，是逐渐从东南沿海吹到西北的榆林的，1995年起，郝国华开设了自己的鞋店。他不从本厂进货，也不选择西安，他直接前往上海，那里货品多样，价格也便宜。

他买了两张火车票，先是和外甥两个人前往，八万多块的进货钱放在随身的一个篮子里，上面盖了一块破布，内心惴惴不安。到上海时，有人对他说，上海鞋都是从广州过来的。他抵达广州时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住到了陕西办事处。第二天他开始进货，专寻新潮的东西。第一次冒险的运气不佳，八万元的货托运到榆林，只剩下四万多。他眼睁睁看着西安火车站的工人直接打开包裹把鞋抢走。他的商业生涯此后进入了相对的坦途，到了2000年决定关门时，他积累了一笔在当时的榆林也不算太少的钱。那时的榆林似乎仍和十年前差不多，安静却有点萧条，古老也有点衰败。一场戏剧性的变化正在到来，事实上，他也算卷入了其中。2002年，他在距榆林城一百三十公里的子长县的一座煤场里帮忙，在十个月里，煤炭的价格从六十多块上涨到近百元。 

2005年，他开办了这家餐厅。这个时候的榆林已与从前大不一样。推土机、吊车、筑路机散落在四处，那些因煤炭致富的人开始花费他们的财富，购物中心和大小餐厅不断兴起。他在2005年租赁这处房子时，房价是十二块一平方米，到了2007年9月，已上涨到将近四十八元。当我在餐厅里等他从厨房里出来时，隔壁一对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情侣正在吃饭。结账时，那个男孩子满不在乎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三厘米厚度的百元人民币，从中抽出了两张。大量的现金，是如今陕北给人最鲜明的印象。泰和酒家一桌饭的平均价格是二百六十元。 

在榆林，什么都在建，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贵。郝国华对于未来仍充满担心：“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大同、铜川，这些矿区出现的问题，在榆林都会出现。”他的这种忧虑感是在一次前往北京的公路上产生的，他看见运煤车一辆辆开走，车队漫长得没有尽头。“它终有穷尽的一刻吧，可能也就持续四十年。”他对我说。而且财富是以如此不平衡的方式出现的，“吃肉的继续吃肉，喝粥的还在喝粥”，他昔日工作的毛纺厂、皮革厂，如今都已没落。 

令他更加遗憾的是，这城市丰富的记忆正在丢失。那些记载着他少年印记的小巷、防空洞、城墙上的革命标语，都正在消亡，都让位于一模一样的混凝土结构，这似乎是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城市的宿命。

《怦然心动》

03 用身体触碰远方

我很快意识到，历史情绪不那么重要。

车沿着海湾线穿行，路过一个夕阳下的小镇后，就是海岸与密林。天色渐暗，海水之蓝愈见深邃，拍岸的浪愈加迅疾，几个冲浪人正乘浪滑行。除去赞叹，我也感到一丝恐惧。傍晚的海，总让我生畏，那股无法控制的力量，仿佛会吞噬一切。 

那些捕鲸故事让我着迷，在茫茫海上，很可能还是深夜，借着月光或星光，你试图驯服一个庞然大物。 

比起无边无际的自然，人类的历史显得过分短暂、脆弱，遑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代史。一种难言的神秘感也随之出现，夜愈深，路愈窄，林愈密，这感受就愈强，你觉得自己应该附属于一个更大的力量。 

捕鲸业曾在19世纪辉煌一时，鲸油是照明的主要来源，鲸骨撑起了欧洲、美国沙龙里妇人的长裙，鲸肉被广泛地使用。为捕鲸船寻找稳定供给，要求善待船上水手，是佩里将军1853年远航日本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行动最终打开了日本的封闭之门，使它开始融入新的世界潮流之中。 

洋流的方向，火山的周期，鲸鱼的作息，以及牛群何时被引到岛屿上，激发起我的强烈兴趣。对历史与政治的热忱减弱了。

《鲸骑士》

我在一家叫“牛仔（Cowboys）”的杂货店买三明治，躺在门口的摇椅上，一旁是牛仔们的木刻像。

茂宜岛上的牛仔，该有更独特的存在。他们穿花衬衫，边缘卷起的牛仔帽上，还有粉色的花环围绕，比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与山川，不得不忍受突然到来的狂风与沙尘的大陆牛仔相比，这里的牛仔仿佛在误闯伊甸园，也被茂盛的植被、潮湿的气候软化了。我还在一家酒庄品尝菠萝酿制的Wine，后劲儿颇足。

这个小小的酒庄是茂宜历史的缩影。它最初的创始人是一个捕鲸船长，他发展了蔗糖种植，卡拉卡瓦国王也曾是他的股东，这个木屋，就是他曾经的下榻之所。到了1974年，新主人将早已衰败的种植园，改成了一个酿酒厂。我喜欢墙上那些黑白照片，它提醒历史的连续与中断，昔日人物的冒险与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