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的书籍观没有现在包容。那时候仗着自己买过不少书，也读过几本书，常常愤世嫉俗，自以为是，坚守一些貌似高大上的原则，既瞧不起“流行”，也看不上“时尚”。彼时人在北方信奉一些“正统观念”还有情可原，在商海滚滚、市场为大的深圳，再抱着一些“雅俗有别”的念头，就太不因地制宜了。

比如1994年我曾经写文字讥讽“时书”（这当然是我生造的词）：

书籍像服装，有经典的，也有流行的。流行的服装是时装，畅销一时的书便可以称之为“时书”了。“时书”在大小书店、左右地摊一露面，其势便如潮，其名也如雷：潮水把其它的书淹在寂寞里，雷声则震碎你从欣赏胃口到钞票出口的防线。许多人往往宣称自己不仅爱读书，而且真懂书。可你一旦到了他的书房，就会觉得仿佛来到了一家时装店：里面过时的、新潮的全有，甚至还需要“换季大甩卖”——有些流行书还没“流”起来就已经不行了，所以多半需成打成捆地当旧书卖给收破烂的人。

现在想来，我的这些想法和说法，均属于典型的“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的书房里有些什么书，干卿底事！况且人家的书都是花自己的钱买的，尤其还是纸质书，应该获得赞颂才是。再深究起来，问题就更严重：我的那些想法和说法，透露出的其实是反市场倾向。那时候我们似乎是把经济和文化分开看的：经济嘛，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而文化，乖乖隆哩咚，要培养，要保护，要小心轻放，要政府花钱养，要企业不计盈亏来投资。其实，这么多年见识过无数的“打造”“工程”“规划”纷纷破产之后，现在我宁愿认同这样的道理：那些没有了扶持、“包养”就生不出来或活不下去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具备出生或生长的正当性。个中情况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恐怕大抵如此。

“终日追着浪头、赶着时髦读书的人，并算不上是真正的读书人”。是吗？我那时怎么能这样说呢？读畅销书也是读书，随着阅读时尚选择读物当然也是“真正的读书”，这里实在没有必要强行做出种种分别。读书就好。慢慢会越读越好。更何况，究竟什么叫读得“好”或“不好”呢？

今天下午和一家书店店员聊天。他的意思，北京的大学生比深圳的大学生读书读得好，证据之一是，有几种思想类新书在北京卖得很好，在深圳却卖不动。我说，有没有几种书在深圳卖得好而在北京也卖不动？他说有，是几种西方文学作品。

这就对了嘛！这就是“视角”或“观念”问题了：凭什么说读高深的哲学思想类著作就是“读得好”，读流行或畅销的文学作品就是不好？读书虽然各有所爱，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大学也会各自形成一些自己的偏好，这再正常不过。况且，一个人的读书口味会变，一个大学、一个城市的读书风尚也会变，只要大家都在读书，许多事情就不用“闲吃萝卜淡操心”。

最要命的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根本不读书。这或许才是最该操心但又最无可奈何的事。

记得有一次我主持一个读书活动，给嘉宾提了一个问题：人家都说深圳的功利阅读风气太盛，应该大力提倡“无用之用”的人文阅读，您怎么看？

那嘉宾说，我们那里有句谚语，正好可以送给你：“闲吃萝卜淡操心。”他说，人总是需要读书才读书，需要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如果社会风气让读书的人都白读一场，身心俱疲，屁用没有，你又如何让人们不相信“读书无用”？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