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丁文婷 2024年4月30日深夜，知名病毒学家张永振拿到了位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下称“上海公卫中心”）科研楼实验室的新制门禁卡。5月1日清晨，学生们得以顺利进入实验室查看正在进行的科研实验。此时，距离实验室大门被锁已经过了3天，张永振也在门口躺了3天。

4月28日早上，张永振团队实验室的门被上锁，十几名团队成员无法进去做实验，电脑等私人物品也无法取出。在多次沟通无果后，张永振选择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抗争——他带着一床被子睡在了实验室门口。八九名保安用一条条警戒线将科研楼围住，禁止无关人员接近张永振。张永振身边只有几位给他送水和食物的学生，他形容自己是“落魄的流浪汉”。

4月30日下午，对于张永振反映的上海公卫中心相关负责人一直未露面的问题，上海公卫中心宣传科教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虽然无法确定是否有工作人员当面沟通，但公卫中心一直保持积极的沟通，而且是多层次、多渠道的，但具体采取哪些形式他并不清楚。

这位工作人员称，拉警戒线和增派保安是为了保护张永振的人身安全，同时也防止有情绪激动的人做出冲门行为。他表示，该事件影响较大，会通过官微统一进行回应。

2020年1月，张永振成为第一个向世界公开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科学家，并因此入选2020年《自然》（Nature）杂志年度十大人物。而4年后，这个名字却伴以“睡在实验室门外”“被赶出实验室”等刺眼标签冲上热搜，引发舆论哗然。

这位病毒学家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与上海公卫中心的矛盾缘何而起，最终又为何爆发？

 实验室之争

2024年4月28日，张永振团队的学生将张永振因无法进入实验室，躺在实验室门口睡觉的图片发布至微博，引发广泛关注。

4月29日凌晨，上海公卫中心发布情况说明称，近日医院部分实验室需要进行改造，因安全原因进行封闭施工。医院为张永振团队提供了另外的办公及实验场所，事前医院已制定相关安置方案并提前告知。

但张永振团队并不认可“提前告知”这一说法。张永振团队成员表示，他们仅在4月25日下午收到了上海公卫中心口头传达的关于关闭P3实验室区域并启动改造的决议，要求团队4月26日—27日将个人办公用品、实验样品和试剂耗材等清空，4月28日关闭实验区域的全部门禁。  

“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两天时间是不可能全部搬完的。”一位团队核心科研人员告诉，实验室有500多平方米，有很多大型仪器，生物安全仪器一台少则几十万元，大则价值几百万、上千万元，许多仪器都需要专业人员来搬。另外，实验室搬迁涉及人员安置、仪器设备安装、样品储存等，实验室有20多台存放样品的冰箱，得先把冰箱移位再移样本，移动样本还要订干冰进行运输。

上述科研人员介绍，张永振团队共有十几名成员，其中三名教职人员，其他都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张永振说，其所在实验室承担的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上海市启明星项目仍在进行中，进不了实验室，不仅这些项目被迫暂停，还会影响学生毕业。

据了解，张永振团队与上海公卫中心的类似冲突并非第一次发生。2023年6月，上海公卫中心就曾派出保安将张永振办公室内的物品搬至走廊。这一系列纠纷背后与一份存在着争议的合同和人事纠纷相关。

合约是否到期？

事实上，张永振与上海公卫中心的矛盾早在2022年10月就已经显现。

张永振称，2022年10月31日下午，上海公卫中心原副院长沈银忠（现任院长）、科研科科长彭建涛、人事科科长惠晶晶告知他，上海公卫中心与其团队的合作协议已经到期，从2022年11月1日开始不再合作，同时撤销了张永振的0A办公系统。

一份由上海公卫中心出具的搬离通知函显示：2017年10月，上海公卫中心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张永振研究员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性为5年，因此双方合作事项自2022年10月后自动终止。

但张永振团队称，这份5年期的科研合作协议签署日期为2018年3月底，按照协议规定，张永振在上海公卫中心的工作应该在2023年3月结束，是公卫中心提前5个月终止合同，驱离团队成员。

“协议确实在2018年3月底签署，我当年4月才在银行办了接收上海公卫中心劳务费的银行卡。”张永振告诉。

张永振认为，就目前来说，虽然自己与上海公卫中心签署的这份合作协议事实上已于2023年3月到期，但团队一名陈姓研究员与上海公卫中心续签了一年期的合同，合同到期日为2024年6月，并约定，合同到期之前能够继续使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所以，目前上海公卫中心没有权力将团队成员驱离实验室。

张永振在个人微博提到，陈姓研究员承担的一项上海市启明星项目仍在实验室进行，这个研究项目也是上海公卫中心近十年来唯一入选上海市启明星计划的项目。张永振本人以上海公卫中心为依托单位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也仍在执行中，这个项目同样也是历史上唯二的以上海公卫中心为依托单位申报成功的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金项目之一。在张永振看来，哪怕考虑到这些实验被中断的后果，上海公卫中心也不应以合同终止为由突然封闭实验室。

另一方面，张永振提到，5年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每年350万元科研经费，实际上只支付了3年。根据框架协议，上海公卫中心拖欠的科研经费共计700多万元，张永振与团队成员应得的劳务费、科研奖励等共计300余万元。

有业但无编

在张永振看来，科研合作协议到期时间存在争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自己的人事编制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说，自己应该是上海公卫中心的在编人员，可以在公卫中心工作到退休，但直到现在他的入职手续还未完成。

自2018年开始，张永振成为上海公卫中心的兼职教授，2020年计划转为全职。2020年2月，上海公卫中心向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发《商调函》，商调张永振来上海公卫中心全职工作。2020年10月，上海公卫中心公示了拟录用人员“张永振”。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1月，上海公卫中心在认为合同到期后，又给张永振的“老东家”发了一封针对张永振研究员的《退档函》。但中国疾控中心回函称：我所于2020年2月1日收到贵中心商调张永振研究员的《商调函》后，8月14日与贵中心会商相关事宜......忍痛割爱同意将张永振研究员调至贵中心.......并收到贵中心《同意接收函》。9月3日我所派专人将张永振研究员个人档案送达贵中心人事处。至此我所已办结张永振研究员的正式调动手续。鉴于以上情况，张永振研究员已不属于我所在编人员，我所无理由接收其人事档案。

4月30日，前述上海公卫中心宣传科教办公室工作人员对表示，尚不清楚张永振编制问题，只能以后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为准。

对于未能入职的问题，张永振称，当时上海公卫中心院委会已经通过了入职决议，但最终没有办理，他并不清楚内在原因。

由于没有入职，上海公卫中心没有给张永振缴纳五险一金，他的社保断了。过去，他在中国疾控中心看病是实报实销，而在上海公卫中心工作的日子里他没有医保可用。2009年，张永振做了甲状腺癌切除手术，他每天必须吃优甲乐等几种药物，每个月的药费在1000元左右。此外，他还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因为没有医保，他拖着没有去做手术。在采访期间，张永振掀起裤脚，不停挠抓，“我双腿静脉曲张很厉害，像蚯蚓一样，一直会痒，得忍着”。

张永振说，自己的社保中断了两年左右，直至2023年到复旦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精准医学(广州)任职后才恢复缴纳。但因为失去事业单位编制，也只能是“合同工”的形式。同时他提到，广州那边的实验室和人员建设还在筹备中，重要的项目仍在上海公卫中心的实验室进行。

未竟的承诺

上海公卫中心又名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一所有百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前身为上海市传染病医院。

谈及2018年为什么选择从工作了近20年的中国疾控中心来到上海公卫中心工作，张永振说主要是因为“人”。当时自己受到了时任上海公卫中心主任朱同玉、上海公卫中心副主任卢洪洲的多次邀请。

张永振来到上海公卫中心之初，受到很高的礼遇。他回忆，朱同玉当时没有配公车，但有一辆类似奇瑞QQ的代步车，朱同玉把这辆车交给了他开，自己则骑自行车上下班。

另一方面的吸引力还在于科研经费。张永振记得，卢洪洲当时对自己说，“不指望你给我们挣科研经费，只希望你能出大成绩，每年给你350万元科研经费，支持你做一流的科研”。

“实际上我自己也有钱，但这样我做科研更没有后顾无忧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张永振说，2018年3月底，他与上海公卫中⼼达成科研合作协议，开始在上海公卫中⼼建设实验室与研究团队。同年，张永振团队在《自然》上发表了题为《脊椎动物RNA病毒的进化历史》的论文。他和团队在海洋与陆地采集的186种低等脊椎动物中发现了214种全新病毒，尤其是在海洋鱼类中发现了埃博拉类、沙粒类、汉坦类等RNA病毒。张永振称，2018年到2020年，自己让上海公卫中心的名字在《自然》和《细胞》（Cell）杂志上出现了6次。

2021年、2022年，朱同玉与卢洪洲先后离开了上海公卫中心。张永振感到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自己担任所长，并于2020年在上海公卫中心揭牌的华东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成立事宜没了后文，仅余实验室大门上的“华东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牌子。

张永振说，自己与上海公卫中心现任领导不存在个人恩怨，平时接触很少。

张永振即将年满60岁，即使作为一个顶尖的病毒学家，他对自己出乎意料地失去了编制这件事情仍然有些难以接受。“对一个单位来讲这是小事儿，但对个人来说是最大的事儿，至少要把我这几年耽误的社保补上，我也能老有所养”。

他告诉，自己在中国疾控中心工作时也是真正为了做科研，当时是二级教授，每个月工资也就万把块，尽管如此，在2018年之前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单位兼过职。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官网介绍，2018年至2023年3月，张永振在上海公卫中心任兼职教授，从事传染病与病毒学研究。张永振带领研究团队率先向全球公布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为全球抗疫奠定了基础，被认为是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转折点，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5月1日，张永振告诉，虽然目前实验室的大门已打开，科研活动得以恢复，但后续实验室搬迁方案、过渡期学生如何正常开展科研工作、团队与中心两项科研合作协议中未完成的部分以及自己的人事关系等问题还未落实，未来这些问题将在上海公卫中心上级部门的协调下进一步协商解决。

张永振表示，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自己不会再在上海公卫中心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