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欧阳晓红/文 近日，财政部与央行就“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相继发声，均剑指“国债的买卖”，旨在通过国债等金融工具来优化流动性管理。这或许表明，国债将成为影响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工具。

一时间，“人民币的锚定物变了”的说法甚嚣尘上。一些分析师和评论员甚至将财政部与央行的发声视为货币政策转变的重大信号。

但真相是：4月23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财政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文章，强调需要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的协调配合。文章提出，为了完善基础货币的投放和货币供应的调控机制，支持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关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的采访时提到，央行在二级市场进行国债买卖，将此作为一种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及货币政策工具储备。

当前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滑的底层逻辑是市场上“安全资产”的缺失。不少专家提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可以配合财政进行赤字融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相对足够大，同时发行节奏要相对稳定，才能有效实现政策传导，也能避免市场利率大幅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在二级市场上买入国债是合法的，并无任何法律障碍。

在央行发声之前，债市走强，长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央行还就此警示过风险。但在央行提示长债收益率风险、买卖国债为双向操作之后，债市转弱。“股市涨，债市跌”昭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乐观，倾向于购买股票等风险较高的资产。反之，当市场情绪悲观时，投资者可能寻求避险，增加债券持仓，导致股市下跌而债市上涨。当然，利率的变动也会影响股债关系。

在经济修复过程中，长期利率是关键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影响借贷成本和投资回报影响经济活动。健康的经济结构能够支持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即政策利率的调整可以有效影响实体经济，促进经济恢复和增长。

不过，债市是否会由牛市转向熊市，不仅取决于市场利率的变动，还要考虑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和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

如果将财政部与央行的发声，或者说一系列重磅政策以及流动性管理可能发生的变化视为“幡”，那么，我们可以说人民币的“幡”的确动了，“锚”是否动了则取决于个体的认知。无论如何，近期黄金市场的动荡已经在发出警告，这一信号不容忽视。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黄金价格的波动反映了市场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表示，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不再需要任何具体的锚定物。人民币的发行机制无论是锚定黄金、外汇还是国债等，都只是央行基础货币投放和调控的渠道。

信用货币的出现，标志着货币不再与任何一种或几种具体实物锚定，而是根据国家货币总量与该国可交易财富价值总额，对应地进行调控，并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

在实际操作中，央行购买或出售国债旨在维护市场稳定，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央行的操作并不直接预示政策方向的根本改变，而更多是调整市场流动性的技术性手段。

这些都是“术”的问题，更关键的在于“道”。但是，何谓“道”？

国债的发行及其资金的使用方向或许更重要。央行买国债并非新鲜事，关键是从谁手里购买国债？另外，国债作为政府借款的一种形式，其筹集的资金被用在哪里，才是决定其长远影响的关键。如果国债资金主要用于推动民生项目，或其他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领域，就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产生积极影响。

若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人民币的“锚”并不仅仅与货币政策直接相关，还涉及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实施。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人民币的稳定性。

经济学家刘煜辉认为，国债买卖的策略虽重要，但根本问题是市场需求的广度和深度。自中国加入WTO以后，人民币汇率的锚就是“全球化分工”，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果哪一天向国内大巿场、民生大巿场的转型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人民币汇率也就“换锚”了。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其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愈发显性，人民币的实际锚定物，正在从简单的外汇储备转向更为复杂的全球产业链和贸易网络。

可见，经济政策转型对人民币稳定性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人民币的“幡”动了，“锚”动与否还取决于各方如何合力增强内部消费和服务的比重，减少出口依赖。汇率真正的“换锚”应该是更广泛经济战略调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