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生活中历来相信原则。第一个法则是把复杂的事变简单。如果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学校的领导把简单的事儿变复杂，就很难有大成就;如果把复杂的事儿变简单，前途就很光明。

第二个法则是做一个明白人，我觉得最大的明白人就是干大学这种事。我非常喜欢学校的气氛，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无知、冲动、莽撞，跟我有点像。如果有知识了，还来大学干什么?所以我能不能做好教授不知道，但成为大家的哥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三十几年前，1978年，我也像大家一样，是附近“小学校”的同学。

当时我们班中有五十多位同学，三十几年过去了，有四位同学已经去世了，有十几位同学已经退休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去年年底，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我们的班主任把在京的同学组织起来吃了顿饭，当时我在河南的乡下没有赶上。事后，我觉得没赶上也好，对于女同学的记忆，我宁愿停在三十二几前。

78年入学的时候，知道一些老先生，尤其像游伯恩先生、王力先生、王杨先生、吴组缃先生，这些老先生在国学方面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每天给我们上课的是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谢冕先生，还有袁行霈老师。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

我当时听过吴组缃先生的讲座，他是冯玉祥的老师。冯玉祥下野后，在泰山的时候，有听过吴先生讲课。我记得吴先生，总是边讲话边抽烟。他曾经比较过他和老舍先生的区别，他和老舍先生是同一辈的作家，也是好朋友。他说，“老舍先生49年之后一直受挫，我一辈子都没有受过挫。”

吴先生说自己没受过挫。他说，“比这个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脸的，我是不要脸的。所以他投湖自尽。他说当老舍先生投太平湖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打扫厕所。”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打扫厕所打扫得最干净的人”。这就是吴先生。

严家炎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跟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们都写过中国乡土作品，塑造了中国乡土文学的顶峰。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庄来看一个世界，所以他写出了像李有才这样的人物;鲁迅先生是从一个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写出了像阿Q和祥林嫂这样的人物。

严家炎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例子，就是林冲的例子，我觉得他是最能理解林冲的人。他说，“你们知道世界上有‘逼上梁山’这个词，你们不知道世界上有‘逼下梁山’这个词。”林冲上了梁山，王安仁说，你应该下来，逼下梁山。他说，林冲一辈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找了个漂亮的媳妇。另一个是他的手艺——杀人的手艺——八十万禁军教头。

谢冕先生研究诗。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一上课就哆嗦，他哆嗦并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课，是因为诗。谢先生有一半的时间并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诗的世界中。

袁行霈先生讲诗讲得特别好，尤其他给我们讲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同学们，哭多少回才会把青衫哭湿，一个落魄的文人和官员，不是衣袖和手绢湿，是“青衫湿”。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袁先生眼里充满了泪光。我觉得他不愧是一个好老师。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宿舍六个人。我们宿舍的老大已经去世了，我们老二是一个山东人。老二没上大学前是一个木匠。一个宿舍上下铺，上铺三个，下铺三个。老二不愿意睡上铺，他是一个木匠，所以自己打了张床，放在宿舍唯一的空地上。我们五个人对他都有意见，但是我们确实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老二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没有。所以老二就在下铺——而且他的下铺还有上铺，他的下铺上面没有人——安然地睡了四年。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碰到了老二，我就跟他说：“二哥，你四年下铺睡得怎么样?”他理直气壮地说，“睡得很好。”我们老三现在在哈佛当教授。

当时上大学跟现在的条件非常不一样，整个北大就只有一个澡堂。那个时候男同学的头发都特别的短，女同学的头发都特别的长，而且不是现在的发型，是大辫子。那个时候也没有洗发液，只有海鸥牌洗发水。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晚上，燕园充满了海鸥牌洗发水的香气。

我穿行其中，感到很幸福。

下面，我讲一讲文学。文学是我从事的职业，但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我妈不识几个字，我妈的妈妈也不识字。所以从传承来讲，我从事这个行业，链条是非常脆弱的。当我的母亲知道我从事的是以文字为主的职业时，她曾经产生过一个疑问：鲁迅在你们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一个大个的?我说他的个头不高，但他写作许多人说他写得好。我妈说，那我知道了，你们这写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说，这从何说起呢?我妈说那得从我在镇上卖酱油说起。

我妈曾经在镇上卖过酱油。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说要破除迷信，却每天都在呼喊着最迷信的口号。破除愚昧，一个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的举动，呼喊着的却是最愚昧的口号。

这个时候，我妈在河南的小镇上，卖酱油。她不识字，但想跟着学文化。酱油铺的旁边是个书店，她到书店找书。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的书可以看，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她伸手一抓，抓起来的就是鲁迅的作品，所以，我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学文化的起点还是蛮高的。她说：“嗨，如果鲁迅算是写得好的，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她说，鲁迅，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对不对?我说，对。她说，“他写书就是这样，‘我们家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亏我不识字，我要是识字，写的不比鲁迅差，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

她说，如果文学是为了表现生活，还不如生活本身。我说，是为了揭示生活。她说不对，揭示生活不如表现生活。我妈爱看电视剧，她说到目前，拍得最好的是两部电视剧，一部是老版的《红楼梦》，还有一部是《手机》。去年电视剧《手机》在全国播的时候，虽不说万人空巷，也还是有许多人看的，主要是我妈也在看。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手机》这个电视剧比《红楼梦》拍得好，我说，主要是编剧编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我妈说，不对，主要是书写得好。

因为我妈喜欢《红楼梦》，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和她说文学。我说文学有另外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学科、任何民族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让文学给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死的问题。因为我们呼喊了那么多的万寿无疆，毛主席还是逝世了，我们呼喊了那么多的身体安康，林彪还是逝世了。他们会逝世，乾隆、康熙也逝世了，唐宗宋祖也逝世了，秦始皇也逝世了。他们一上台，便追求着长生不老，但没有用。

除了逝世，人还怕老。世界上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文学解决了。我们知道大清朝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有几个人却没有死，他们是贾宝玉、林黛玉、碧云、晴雯，他们不但没死，而且也没老。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红楼梦》，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总是十四五岁的样子，青春永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但是仅仅留住青春也不是文学的本质。我觉得文学最厉害的一点是它说出了一种不同的生活。

贾宝玉是个不爱读书的人，是个整天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的人。他最爱干的事是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见了女孩子，见一个kiss一个，这是什么?是流氓。他甭说是在清朝，就是在现代，也是不被认可的。他不爱上学，不但自己不爱上学，而且讨厌别人上学，说所有上学的人都是沽名钓誉。这是曹雪芹内心特别喜欢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是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极大的背叛。

《红楼梦》是一个以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大观园生活为基本生活场景的作品，但它的开篇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他从一块石头和一株草写起，而且这块石头是女娲补天剩下的石头，起点很高啊，跟我妈学文化一样。这株草，她快干枯了。石头说，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给你浇点水吧。浇点水，这株草活了，活过来之后，她说了什么?这就显出了一个作者的高尚。我们平常人说你帮了我这忙，下辈子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但曹先生不是怎么写的。这株草说，下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你。写人的生活不是从人写起。

曹雪芹跟姓刘的还是有仇啊，他在书中调侃了一个老人家，刘姥姥，怎么就这么没出息，明知道别人调侃自己，还迎合别人的调侃。看到这里，我哭了，不是为刘姥姥哭，也不是为姓刘的，而是为整个民族。险恶!不就是让别人吃顿饭吗?不就是给人家钱吗?她都六十多了，用得着这么作践她吗?但我看在大街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满世界看去是一个肮脏的世界，唯有一个人是干净的，那就是贾宝玉。但这个最干净的人的出路是什么?是被世界上最脏的两个人架走了，一个是秃头的和尚，另一个是癞皮的道士。

一个最干净的人被两个最脏的人架走了。架到哪里去?架到了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去。说出了干净和肮脏的辩证关系。

这是文学，解决了生死和青春的问题，接着，又解决了应该怎样生死和青春意义的问题，所以能成为名著不是偶然的。

接着是《水浒传》，《水浒传》里写得最好的是林冲。中国的历史上，包括世界的文学史上，把强盗和杀人犯当成阳光来写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里全是杀人的人。

上梁山，梁山的人一问：“杀过人吗?”“没有。”“下去杀一个。”因为我们都是杀人的人，你没有杀人，我们无法交流。杀谁我不管。把强盗和杀人犯作为歌颂对象，这里面强调的是人的这种杀人的本事。

林冲看到了耍武艺的和尚，鲁智深。他说，耍得好。鲁智深说，你是什么人。鲁智深就是杀过人的人。林冲，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也是杀人的人。两个杀人的人碰到一起，就聊起来了。两个知心的人，说尽了心中的抱负。两个人聊得正开心，家里的丫鬟跑过来说，娘子被人欺负了。林冲说，不可能啊，第一，光天化日之下，第二，就我在东京的地位，怎么有人敢欺负我娘子呢?

林冲跑回去之后，看到那个人，举起拳头就打。拳头到了空中就软了，因为那个人是自己上司的干儿子——高衙内。林冲问了一句话，“娘子，不曾被玷污吧?”娘子说，“还未曾。”

林冲，一身本事，八十万禁军教头，却被人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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