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文 4月12日~13日，在“问计向新—新质生产力主题论坛”上，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要“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三农”问题是个“短板”

徐洪才在分享中首先谈到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法治环境。他认为，过去多年，我国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各项政策的出台是不遗余力的。但目前来看创新创业的法治环境还不尽完善，这其中，在知识产权保护、个人产权、企业产权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性的障碍，阻碍了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的建设，一个短板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如何破解？这里面不仅涉及新质生产力新技术的应用，也涉及破除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徐洪才说，很多民营企业家不愿意在农村大量投入，就是基于土地的产权并不清晰，很难在市场上进行自由流转，因此阻碍了“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在建立健全法治机制的同时，还要营造公平竞争、有利于创新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要将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落地，“公平竞争、竞争中性的原则，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产业政策、各种优惠政策，这种优惠政策可以扶持一些重点领域和行业实现优先发展，但是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不公平竞争。”徐洪才说。

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要从娃娃抓起

徐洪才认为，在创新方面，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没有钱、没有相关资源，而是体制机制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求劳动者是应该拥有现代科学技术、新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的，但这些优秀的人才如何发挥作用，也需要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值得肯定的是，发挥人才优势的体制机制在有些地方已有很多创新，比如个人利用单位条件取得的创新成果，个人可以拥有三分之一的产权。一些机构已经在探索制度性的创新，让个人价值、人生目标的实现和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徐洪才在分享中多次谈到人才对于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他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未来教育发展的思路还应该有大的调整。“中国的学生都很聪明，基础教育非常扎实，但是创新能力不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比较弱，这是因为我们长期养成的一个文化和习惯，就是标准答案、听话，不能够容忍、包容发展个性的孩子。”徐洪才说，培养创新能力要从娃娃抓起，现在我们的教育很“内卷”，在这样一个“内卷”的文化里，孩子的个性被扼杀了，很难脱颖而出。

他认为，激励机制同样也很重要，“把北大、清华的博士生都弄到体制内给他一个编制，这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激励优秀人才、年轻学子能够在创新的前沿阵地拼搏，发光发热。”

基础研发的投入要久久为功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从政策上进一步引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发的投入。基础研发的投入要久久为功，这里要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徐洪才说，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现在整体上偏低，应该重点关注。企业家本身也应该树立一种开放性思维，坚持终身学习，了解新的情况、新的规则、新的技术，与时俱进，使自身的技术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同时，要重视发挥金融支持的作用。徐洪才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第一推动力，没有金融作为第一推动力，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也很难转化成现实竞争力。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他举例称，美国的新经济在过去半个世纪之所以能够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表面上看是因为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在前面冲锋陷阵，其实背后是美国的华尔街资本、纳斯达克、PE/VC这些资本的作用。

此外，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多的保障，尤其是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今年一季度以来，投资、消费、外贸整体上看都在朝着平稳恢复的方向发展，但民间投资的增速以及外商的积极性都还有待进一步的激发和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