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研究创新的专著：《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曾风靡世界，对于正在试图通过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我们极具启发意义。

费尔普斯出生于1933年，在英国伊利诺州长大。费尔普斯的学术生涯始于1955年，当时他在英国阿姆斯特学院完成了本科教育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深造，并于195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费尔普斯主要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他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特别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稳定的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最早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夏天。他发表的著名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随时间变动的最优就业》引起广泛关注。费尔普斯的主要成就是研究创新，以及创新如何推动了经济发展，并于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众创新带来了大繁荣

提到创新对推动经济发展的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的创新是破坏性创新。只有在创新时才成为企业家，不创新就不是企业家了。此论在他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得到了充分论述。

埃德蒙·费尔普斯同样认为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他认为是大众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他在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展示了大众创新的生动画面，以及何以能够发生大众创新。

《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 | 著
余江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0月

费尔普斯首先定义了“创新”，认为创新是指新工艺和新产品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这种生产实践在推广前可能只在某个国家出现。任何创新都不仅涉及创新的概念、构思和开发，还涉及其试点应用。因此，创新依赖整个系统。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还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判断是否值得开发。在新产品和新工艺开发出来以后，还需要判断是否值得推广。他强调，创新和模仿存在本质的区别，模仿虽然也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最终因没有核心技术而受制于人。

费尔普斯非常推崇大众创新。他认为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之所以经济繁荣，是广泛自主创新的结果。这种广泛的自主创新，是普通大众的创新，费尔普斯举例说，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出身贫寒，但是有创造性和聪明才智。聪明才智是分领域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大字不识几个，打仗却很聪明。

创新者需要对潜在的市场需求有良好地感知。而这些感知都来自创新者在商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这些下意识的第六感觉，是“快”思考。快思考是凭着经验、条件反射式的思考。慢思考通常是学者的思考，建立在一堆材料上的逻辑推理。詹姆斯·瓦特原本只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合作伙伴马修·博尔顿认识到，需要设计出一种用途广泛的蒸汽机。总之，创新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的那种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创新需要相关的制度支持，如赞赏异想天开、包容失败，保护创新者的特点和各项权利。

我们可以把大众创新比作体育运动，哪个国家打乒乓球的人多，哪个国家就容易培养出乒乓球冠军。费尔普斯强调，如果让皇帝选择投资的方向，这个国家肯定色调单一，继而是死路一条。而让皇帝选择投资的方向，只能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旧的封建社会也做不到。

费尔普斯认为，所有创新都具有偶然或者随机因素，创新尝试中的失败并不像平常的掷硬币。创新是走向未知的旅程，有些是已知的未知因素，有些是未知的未知因素，即使运气好，创新者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创新和直觉是否会带来期望中的结果。哈耶克说，企业不知道某种创新带来的盈亏概率，就像小说家不知道他的作品登上畅销排行榜的概率一样。

活力：创新的软实力

费尔普斯把大众创新的原因归结为“活力”，这是一种软实力。

费尔普斯在其领衔撰写的《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一书中写道：《大繁荣》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一种影响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新的态度：走自己的路，抓住机遇，掌握人生，出人头地，即人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或者成功。正是这种新的精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其中的企业家可能会抓住没人改变或被人忽视的机遇，以更好的方式生产已有的产品或制造销路更好的产品。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 [法] 莱彻·博吉洛夫 [新加坡] 云天德 [冰岛] 吉尔维·索伊加 | 著
郝小楠 | 译
万物 |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5月

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也有一些冒险家，但与19世纪广泛存在的创新、创业追求相去甚远。更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在英国和美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企业集群导致了更多城市的产生。这些是笔者一直强调的，城市化要有产业支持，而不是盖更多的房子，错误的城镇化理论害苦了中国经济。

这种基于新的人生观的“活力”还表现在：人们将这种创新和创业的态度带到了工作场所，劳动力供给更多从常规和枯燥的工作转移到更具挑战性和更具活力的工作中。在办公室、工厂和商店中都是如此，员工用更好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人生观也给人们带来了想象的精神，有人在发明新产品，有人在构思新的生产工艺，还有的人在为已有的新产品思考市场。每个人都在寻找新方法、新事物，去发明，去运用。

这不是一个由创始型的商人或企业家领导的贸易经济，不是多卖少买的重商主义，而是一个由现代社会建设的创新经济，其核心是一个巨大的想象世界——一个用来构想、创造、销售，以及采用新事物的“场”。休谟曾经说，他看到了想象对于新知识的重要性，“激情”在人类决策中的作用。重商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

费尔普斯写道：这种想象一定是振奋人心的。尽管企业家可能把经济推向前沿，然而创新直接推动了前沿本身，创新树立了新前沿。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或者是否会停下来。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前进是一种常态。

费尔普斯在谈到活力时，特别强调了创意。他写道，在具有高度活力的经济体中，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把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有没有新创意可以改变目前的工作，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或者找到了更好的项目。创意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种类型的活动就是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创意需要联想，联想需要生活，需要经济学知识，以及其他的知识和信息。

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活动就是如此运动的。从结构解剖学的角度看，我们看到现代经济体中有多条创新活动的线索，他们平行发展，代表创意之间的竞争。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经济体中，新的创意每天都在诞生，其中大多数在企业内部涌现。这些创意的开发通常需要企业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有些项目未必能找到资金支持，资本只会流向那些企业家和投资人认为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

看待这样的活力，核心是怎样看待财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走向胜利前进行了思想变革，进行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此前仇视财富，认为富人要转世，就像骆驼从针眼里穿过一样难。赫希曼在《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在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中写道：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学，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商品生产者要得到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必须为社会所承认。在这样的规制下，谁获得的社会财富越多，谁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在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对社会贡献大的人。随着社会的富裕，每个人都能提高生活水平。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指出：“看到富人在变得富有时，穷人的情况也有所改变，则给人莫大的安慰。我们可以看看英国劳动者的普遍状况，不管曾是农民、矿工、操作工还是技工，各种无可争议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宣布，这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的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中，还有怎样看待共同富裕的问题。必须明确，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也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杀富济贫。平均主义和杀富济贫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穷，这不是现代经济体。

活力只能产生并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封建社会不行，重商主义不行，计划经济也不行。费尔普斯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经济体。

活力较弱的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发展

费尔普斯观察和研究了活力较弱的经济体（我们应当属于这一类）为什么在一个时期经济能够发展。他写道，活力较弱的经济体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这种短暂的生产力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其自身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如灵活性的增加或者活力水平在很低的水平上略有提高。但随着这些经济体相对位置的提升，实现了部分追赶之后，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水平，高增速会在拉近追赶目标时消退。即使有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某个经济体具备很高的活力水平，更不用说最高水平的活力。

费尔普斯以瑞典为例写道，1800到1913年，瑞典的生产率高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几家后来成为知名公司。可是瑞典并没有美国或德国那样高水平的创新活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瑞典的生产力增速下降到美国之下。日本在1950到1990年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案例，很多观察家认为，日本经济有很强的活力，但那段时间的增长率，并不是日本全国实现高度现代化的反映。日本没有实现转型，而是抓住机遇，引进和模仿了其他现代经济体积累的先进经验。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中国人还得讨论怎样提升活力。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高速增长就很难维持下去。

费尔普斯还指出，即使某个国家活力水平不高，只要周边国家极具活力，活力不高的国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即可。活力高的周边国家会带动活力不高的国家。

中国经济曾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高速增长，即一是产业空间很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二是卖方市场；三是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便宜，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四是国际上发达国家转移落后产能，我们恰恰缺少资本和技术，二者一拍即合；五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激发了民间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我们最终通过“大进大出”，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完成了“长身高”的历史任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现在经济发展的条件变了，落后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环境和劳动力变得昂贵；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淡去；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打压我们，宣扬单边主义，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对我们不利；思想解放的旗帜依然高高举起，但民营经济时刻受到冲击。

我们要加快建设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即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在新格局条件下，创立和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特别重要。我们要把大众创新、企业家创新结合起来，要研究新的举国体制，真正解决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我们要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调动千千万万的民众，用真创新而不是伪创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