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拍到现在，已暴露出某种疲态。从当年风光无限的《暗算》《潜伏》，到《黎明之前》《悬崖》，到《借枪》《红色》，再到《伪装者》《叛逆者》，最后到近期引发较高收视热度的《追风者》，谍战剧始终在创新中求生存。虽然每年拍摄播出的谍战剧数量可观，但从整个电视剧领域看，大体是从一种题材变为一种类型，再变为了一种元素或符号。当然，从近乎山穷水尽的跋涉探索中，谍战剧也令人欣喜地展露出某些蜕变重生的希望。

这种希望来自作品通过有意打造的年代景深，所产生的历史厚度。如果说十年前的《北平无战事》也可归为广义上的谍战剧的话，那么当时那声遥远的绝响，终于在当下的《追风者》这里听到了依稀的回声。两者之间互相呼应的是，均致力于在历史的缝隙里发挥艺术想象，建构起一个自洽的虚拟世界，从而赋予传奇故事一种丰满浑厚的历史纵深感。相比于单薄平面的谍战故事，这般立体与厚度的呈现，更容易让观众沉浸在气象纷呈的历史景观中。如果再把眼界放宽一些，它与前两年将故事深植于三国时代的古装剧《风起陇西》，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追风者》虽被贴上了“金融谍战剧”的标签，但实际上，对门槛较高的金融业本身感兴趣的观众，也许并不在多数。除了紧张刺激的情节展呈和复杂深层的人性揭示之外，该剧表现的上世纪30年代金融业变革勾连起的那段历史风云和世俗景观，或许是更多观众想从中看到的。当然，这并没有抢了谍战类型本身的戏剧风头，融合得机巧圆润反而相得益彰。况且，谍战剧左突右闪地走到今天，很多时候已经“功夫在诗外”了。

这种历史深度，并非只为剧作架设一个或宏观、或标签化的时代背景，而需找准并深掘某个历史节点，以事件将其晕染开来，把一段合理化的故事置于其中并与之发生化学反应。当年的《北平无战事》，选取了1948年面对国民党经济全面崩溃，蒋经国强制推行币制改革这样一个历史切入口，把故事讲得有板有眼、惊心动魄。此次《追风者》将视角对准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一近代史上动荡与变革的交汇点，其间国家金融体系中多方势力的激烈博弈，为故事展开营造了富有层次的景深空间。乱世中一心报国却经历了信仰坍塌的沈图南，与《北平无战事》里的曾可达很有几分神似，飘在电话那头的“宋先生”也很像“建丰同志”，这兼具历史真实与神秘色彩的一鳞半爪，让剧作在贴地性和想象性两者间更显出张力效果。

当年，《红色》《借枪》等着力营造的地域化、世俗化氛围，曾为谍战剧的创新带来一抹难得的亮色，把貌似远离凡尘的谍战故事拉回到人间烟火。如今的《追风者》，通过还原那个年代上海滩上层与底层两个社会场域，尽力把历史氛围感拉满。一边是西装革履、汽车洋房、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边是居住在七宝街的穷苦工人、小商小贩、黄包车夫，还有落魄却睿智的爷叔、精明却善良的周姨等，特别是对当年人头攒动、瞬息多变的证券交易所的生动再现，让冰冷的史实有了可亲可感的人格温度，剧作的历史纵深在这里也得到了生动呈现。

在谍战故事的制作方面，《追风者》还是沿用了中规中矩的配方。除了常规化的谍战线、成长线、情感线等交织并行叙述以外，正反双方几种类型化的人物也都不陌生，特别是“导师”和“赤子”这种男性之间的精神牵引、惺惺相惜，成为近年屡试不爽的类型化人物关系。有意思的是，也许是由于信仰与情感、智慧与热血、英雄与世俗深融博弈的题材优势，谍战剧总能成为某些男演员一战功成或华丽转身的宝地，《潜伏》的孙红雷、《伪装者》的靳东、《红色》的张鲁一、《叛逆者》的朱一龙，现在似乎又轮到了《追风者》的王一博。青涩而有天赋，且历经人格和信仰双重成长的青年男性角色，几乎成为近年谍战剧的标配。此次王一博的魏若来依然承担这一功能，其人物塑造上的完成度还是值得肯定的。导演用“蚌”来形容王一博的表演，外面是坚硬的壳子，里面是柔软的内心。

谍战剧最吸引人的是什么？一是悬念丛生、反转不断、紧张刺激的情节铺陈，再一个是戴着面具、隐藏身份，在高压下时刻面临两难考验的人物命运。把谍战戏内核做扎实的前提下，通过多元创新来破解创作的陈旧套路与观众的审美疲劳，是谍战剧的进阶之道。近些年，在经历了虐情化、世俗化、青春化等不同阶段的突围尝试后，向着历史纵深处的寻觅与发力，或许能为谍战剧打开下一个创作发展的风口。

文章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