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imaginist/文 《编舟记》

“文科是服务业”自从被提出来，就引发过大量讨论。前不久，戴锦华在一次活动现场犀利地回应了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好丑，但是这个东西是事实，因为对整个人文的贬低、对梦想和创造力的贬低，恐怕是一个世界性的疾病。”

在戴锦华的评论中，提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当下整个效率至上、越来越倚重数据思维的现代社会对个体人文素养的轻视和弱化。这样的病症其实也能在我们身上找到痕迹，有时分享生活时需要上网搜索文案、很多时候对世界的感知和内心活动只能靠“互联网嘴替”表达、也有时想认真地表达，脱口而出的总是网络热词，如果失去对人文世界的感知和重视，“文化失语症”也会在我们之中蔓延。

要想改变这种尴尬的情况，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真正意义上的“人文教育”。知名人文学者徐贲的著作《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就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走入“人文教育”的通道。从希腊到罗马，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徐贲教授带领我们以思辨的、理性的态度，走进西方人文经典，一起再次翻开《奥德赛》《理想国》《堂吉诃德》《沉思录》等这些我们以前可能会望而生畏的大部头。

阅读即行动，当越来越快速、短小的文字成为一种趋向，我们就越需要有严肃的、思考型的经典阅读。

下文节选自《西方人文经典讲演录》

新启蒙是什么样的？

这是我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作为一个总结，我想谈谈这个课程与启蒙的关系。这个课程的主题是人文经典阅读与思考，涉及许多关于人的问题：历史、政治、社会、心理、认知、道德、价值观等，谈得比较多的是人性的问题。

阅读和思考的启蒙是为了改变愚昧，但更是为了不让愚昧改变我们。现在，有些人不乐意谈启蒙，他们担心，启蒙意味着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不平等，启蒙会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诲或不当灌输。

这是出于对当今新启蒙的错误理解。新启蒙应该是指一种勤于思考、明白事理的思维状态，所以必须是主观能动的学习结果，岂能被动地从他人获得？

过去十几年变化发展起来的网络写作让我们看到启蒙的新机遇和新方式，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用言论和写作相互影响、开导和启蒙。尽管有人厌倦“启蒙”二字，甚至认为启蒙就是“公知”的话语垄断，但我们都是互联网启蒙的受益者。正是在这个场域里，我们学着如何发声、如何怀疑、如何探讨问题、如何逻辑和理性地陈述。这样的新启蒙从来没有被谁垄断过，新启蒙跟18世纪的启蒙是不同的，但又在自我解放精神上有传承关系。

《新闻编辑室》

美国启蒙对我们还有意义吗？

我已经介绍了18世纪的四种启蒙传统，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这四种启蒙都是那些国家里的人们能动思考和实践的结果，其中美国启蒙对我们今天的新启蒙最有启发意义。关于这四国的启蒙，我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一书里有详细的论述，这里把我在书里的观点概述一下。

英国启蒙的特色是其传统保守主义，它的核心是从基督教的仁爱而来的同情，以及从光荣革命传统而来的自由。这是中国传统里没有的，无法直接借鉴。

法国启蒙的特色是用理性摧毁自私、僵化的天主教会，以及同样自私、僵化的旧贵族，在中国理性启蒙路上的障碍不是天主教会和旧贵族，而是别的。所以，法国启蒙对中国有借鉴价值，但也需要有策略的调整。

德国启蒙的特色是逃避专制现实的抽象哲思，它有与社会现实问题脱节的弊病。所以，对中国启蒙来说，更多的是负面的经验教训。

唯独美国启蒙不同，美国启蒙的重心在于实践而不在于理论，它的议题是时代改革的需要，它关注的是民众当下关心的问题，运用的是一种诉诸常识理性的话语，借助的是大众媒体，使用的是民众能听懂的语言。美国启蒙涵盖的种种问题正是中国今天也在思考的，如宪法政治、自由民主、公民社会、人性与制度的关系等。

《死亡诗社》

在18世纪的四种启蒙中，只有美国启蒙才是真正的反专制的启蒙，那便是世人所说的“美国精神”。美国建国，破天荒建立第一个没有君主的国家。如果说《独立宣言》赋予美国精神的灵魂，那么《宪法》则让美国精神有了骨骼。如果说《宪法》是骨架，那么《联邦党人文集》无疑让《宪法》变得有血有肉。我们在连续阅读这些文本时，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追求自由、共和、民主的美国精神。

多年以来，中国民众和媒体对美国的关注显然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美国的自由民主并不完美，有它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但是，它经常与一些其他国家更阴暗、丑陋的现实形成对照，并也因此有了某种正面的示范意义。

但是，正如没有任何一种启蒙是完美的一样，没有一种启蒙是一劳永逸的，因此启蒙是一件必须持久进行并与时俱进的事业。2020年的美国大选过程中的种种乱象和人性卑劣的表现与行为让我们看到，虽然200多年前美国有过很成功的启蒙，但美国国民素质离18世纪启蒙时期的建国之父们的期待还有大得可怕的距离。美国的社会契约发生严重的破裂，在许多地方都出现启蒙倒退的现象：报纸丢失公正、客观的立场，几乎沦为党派的喉舌；议会变成党派的战场；种族对立和阶级分化严重加剧；宽容和妥协的精神被偏执和敌意所代替：总统已不像是美国人的总统，而更像是党徒们的首领，恨他的恨得要死，爱他的爱得要命。除了拉一派打一派的专制领袖之外，很难有人像今天的美国总统这样同时收获这么多的爱和恨。总统这个权力位置变得如此重要，如此强大地动员着敌我阵营的划分，以至于不论谁来做，总统这个人就是在分裂而不是在团结他的国家。

因此，人们不由得怀疑，18世纪的美国启蒙真的对我们今天还有意义吗？对许多本来就不相信甚至敌视自由民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唱衰美国启蒙千载难逢的时机。但是，我们阅读启蒙时期的经典，本来为的就是增强对启蒙的信心。由于这样的信念，我们相信，不管美国启蒙眼下正在遭遇怎样的挫折和坎坷，它的基本理念仍然在发挥效能，而这使得它的启蒙成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它的言论与新闻自由、选举民主、地方自治、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仍基本保持完好。这其实也应该是我们对待启蒙本身的积极态度：启蒙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不断重申它的基本价值原则——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关爱、法治、和平，只要我们不丢弃这些价值原则，那么不管启蒙一时一地遭受怎样的挫折和坎坷，它都还有今后再度发展的机会。

《悲惨世界》

人性与启蒙转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知识界对别国尤其是美国关于宪制和民主的著作情有独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重要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已经足以装备起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多一本或少一本，对理论的基础建设并不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与此相比，宪法政治和自由民主的大众启蒙作品则显得太少。

这也许正是启蒙可以调整策略的一个机遇，不妨把启蒙从政治和社会制度转向人性和人的心灵本身。在这方面，美国启蒙也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因为美国启蒙从一开始就把人性当作自由政治的基础。

美国神学家、思想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说：“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需。”这是一个对人性卑劣和高尚双重性的观察。上帝给人良知，人于是能做好事。可是人性中还有晦暗和不完善的一面，需要有所制约。在思考制度改革时，也需要将人性中的幽暗因素结合进去。

《巴比伦柏林》

人类可以用理性来察觉和认识宇宙法则、政治原理，同样人类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自己和认识“人性”。人性的前提是，所有的人类具有某些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普遍特征，人可以用经验观察和分析归类来对人性形成一种科学，这也就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说的“人的科学”。

休谟认为，人的科学是所有其他科学唯一可靠的基础。人需要先认识自己，然后才能认识自然哲学、宗教、社会或政治。人的科学中的人性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这就认可人有能力获得自己所没有的，即使在不一定得到神恩的情况下，也能在人世间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然而，这也意味着，需要谨慎防备人性中某些因素（自私、野心、贪婪、虚荣）可能带来的破坏，并设计合理的制度来加以约束。

对人性保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怀疑，但不放弃对人类能力和未来的希望，这在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那里有非常典型的表现。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写道：“人类最强烈的激情和最危险的弱点，野心、贪婪、对名声正当或不正当的热爱，全都调动起来，破坏对和平的期待和责任。”即使对慈善机构他也保持着警惕，1820年他写道：“要监督慈善机构的管理不善，走向它自己原来目标的反面，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困难的。”

1823年大选前，麦迪逊对选民发表这样的看法，“大众最关心的不过是收成的好坏和作物价格的贵贱”。同时，麦迪逊一生都对人的德性和智识，以及人运用自己的能力来治理自己的事务保持一种冷静但不动摇的信心。麦迪逊虽然对多数人的暴政保持警惕，但不断重申“人数平等”（numerical equality）和“多数人决定”的基本共和原则。他说：“如果多数人的意志不能信任，那么还能信任什么呢？”像麦迪逊这样的美国启蒙者对人性的多样性有充分的认识，这种对人性的认识成为《美国宪法》和自由政治理论的重要基础。

《悲惨世界》

“人性”（human nature）与“人的本质”（the essence of man）是不同的。《联邦党人文集》的三位作者并不以抽象或一般化地分析人的本质为己任，他们关注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来了解的人的行为及动机，这是他们所说的人性。例如，人有野心、私心、贪心，但人也有同情心、恻隐之情、羞耻感和荣誉感等。相比之下，对人的本质的确定则经常是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抽象或提炼，如人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理性动物、阶级动物等。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是从经验观察来谈人性的，当他们说人性包含野心时，他们并不是说野心是人的本质特征。他们认为，野心是可以遏制和自我遏制的。这样看待的人性所呈现的是偶然（accidental）而非本质（essential）特征。也就是说，野心是人性特征，但并非是人必有野心。再多的人有野心，那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因为野心并不是人的本质特性。

偶然与本质的区分对我们认识人性与制度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好的制度可以帮助抑制人性中一些不良或有害的特征，如自私、贪婪、虚荣、名利心等，而坏的制度则会助长这些特征，导致个人行为或公共行为的腐败。

制度对人性而不是对人的本质有引导、调适和塑造的作用，原因也正在于此。一切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都不仅要改造社会，而且最终要改造人类，不仅仅是改变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些人性特征，而且是彻底改造他们的本质，强迫他们成为某种教义或意识形态规定的“新人”。

改变人性的某些特征，前提是承认它们的合理性，目的是尽量防止它们对社会共善形成危害。但是，改变人的本质却不同，它的前提是否定人性，代之以暴力强加的清规戒律或阶级性，按照权力统治的需要对任何“异类”个人或人群妖魔化、非人化，将他们沦为集中营里的奴隶，甚至把他们当作“敌人”从肉体上进行消灭。

20世纪的极权灾难让我们更加重视人和人性的问题，也更加珍惜启蒙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自由政治思想遗产。《联邦党人文集》中有许多对人性思虑周密的深刻见解。《文集》作者们的“政治科学”中相当重要部分是心理学，而心理学最重要的部分则关乎人的动机和人性。美国哲学家和宗教学家西奥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1907——1981）说，从深层的意义上说，心理学探索的是人的神志健全（sanity）问题，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让我们看到，奴隶很幸福，但神志并不健全。

《历史系男生》

神志健全的人才是灵魂健康的人。人文阅读和思考是为了帮助人神志保持健全，灵魂保持健康，因此它特别关注的是人的伦理行为、道德目的和生命意义。为了健康，人的身体需要锻炼，同样，为了神志健全，人的头脑也需要锻炼。有效阅读和独立思考就是这样的锻炼，也是考核神志健全的一项标准。阅读与思考是一种持续学习，希望你从这里获得的阅读和思考能力在以后也还能继续帮助你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