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文 今年的4月22日，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RobertOppenheimer）诞辰120周年。在上个月的第96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奥本海默》众望所归地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7个奖项。奥本海默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这种对“原子弹之父”人生的纪念方式令人激动。历史最终是公平的。20世纪科学家群体群星璀璨，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科学家已经被历史淡忘，唯有奥本海默依然被人们不断探讨和解析着。

人文主义底色

奥本海默是一位科学家，确切地说，奥本海默是一位物理学家。但是，在他那科学家大脑的深处，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的底色。即使在他所处的时代，他也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人文科学家”。

根据美国作家凯·伯德（KaiBird）和马丁·J·舍温（MartinJ.Sherwin）的《奥本海默传》（中信出版社，2023年），1922年成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的奥本海默，“已经开始涉猎契诃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这类阴郁气质作家的作品”。莎士比亚作品中他最喜欢的角色是“哈姆雷特”。

奥本海默阅读了T·S·艾略特（ThomasStearnsEliot）出版的诗作《荒原》后，“马上与诗人展现的荒芜的存在主义产生了共鸣”。他深受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响，在首次阅读该书十年之后，“奥本海默仍能背出第一卷中一段讨论残忍的内容”。他关注相当多的文学家：文艺复兴先驱但丁（DanteAlighieri），保罗·克洛岱尔（PaulClaudel），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ScottKeyFitzgerald），约翰·荷尔德林（JohannChristianFriedrichHlderlin），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ButlerYeats)等。在美国作家中，奥本海默最喜欢海明威，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奥本海默最喜欢《太阳照常升起》。巨量的文学阅读滋养了奥本海默的心灵，让他兼具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

奥本海默有比一般人过长的青春期。他受到过某种心理和生理的折磨，所以更渴望内心世界的平衡与平静。奥本海默接受了宿命论，热爱阅读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对其中的《薄伽梵歌》，梵文长诗《云使》和《三百咏》尤其钟爱。

所以，奥本海默热爱写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928年，哈佛大学的文学杂志《猎犬与号角》（theHound&Horn）六月号发表了奥本海默题为《穿越》的一首诗。开头是：“傍晚我们来到河畔/月亮低垂在沙漠之上/山中寻不到它的踪迹，寒气和汗水让我们忘掉一切……”

在音乐方面，奥本海默对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FedorovitchStravinsky）的《春之祭》有自己独到的感知。《春之祭》的主题是对大自然的献祭，一个被选中作为祭品的少女，不停地跳舞直至死去。在诺兰的《奥本海默》电影里，有一个奥本海默正在播放《春之祭》唱片的镜头，这里包含深刻的隐喻。在美术领域，奥本海默则欣赏毕加索。

把镜头拉远，我们可以看到奥本海默所钟爱的人物的共同特征：除了叶芝生于19世纪60年代，T·S·艾略特、马塞尔·普鲁斯特、斯特拉文斯基、茨威格、毕加索都生于19世纪80年代。海明威生于1899年。他们都是19世纪的“80后”。他们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的人文主义生态，也是他们涂抹了青年奥本海默精神世界的人文主义底色。这个底色所影响的价值观成了奥本海默悲剧人生的本源。

物理学领域的成就和潜力

20世纪是以科学的突破拉开序幕的。

在1900年，发生了科学史上的三个代表性事件。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WilliamThom－son，即开尔文勋爵）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在热和光动力理论上空的十九世纪的乌云”的演讲。他提出了物理的“两朵乌云”，一个关于近代物理学的隐喻；8月8日，德国数学家D·希尔伯特（DavidHilbert）在巴黎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了题为《数学问题》的著名演讲，希尔伯特所说的是23个数学问题；12月14日，马克斯·普朗克（MaxKarlErnstLudwigPlanck）在德国物理学会例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能量量子化，它标志着量子论诞生。

之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于1905年创立狭义相对论，1915年创立广义相对论；卢瑟福（1871—1937）于1911年提出了原子核模型；玻尔（1885—1962）于1913年在卢瑟福原有核原子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起原子的量子理论；罗素（1872—1970）于1903年发表《数学的原则》，1920年与怀特海合作发表《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1889—1951）于1913年发表《逻辑笔录》，1922年发表《逻辑哲学论》。

在人类历史上，科学从来没有像在20世纪的第一个20年那样，有如此激动人心的进展。奥本海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先后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最终走上了职业物理学家的道路，并在量子力学领域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

虽然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的专业是化学，但是，这无法阻碍他进行跨学科学习的努力。1923年，他有幸在现场聆听上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当时被视作“欧洲科学之神”的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的两次讲座。玻尔对奥本海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奥本海默对玻尔的崇拜之情“无以言表”。奥本海默为参加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苦读完了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三卷本《数学原理》。

1925年，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后前往剑桥大学。此时正是量子力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刻。“奥本海默意识到，一种研究电子行为的全新思路正在涌现。”奥本海默在剑桥结识了20世纪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奥本海默传》记载了这样的一天：奥本海默走进实验物理学大师卢瑟福（ErnestRutherford）的办公室，正遇到了玻尔。玻尔询问奥本海默“进展如何”，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玻尔进一步问“是数学上的难题，还是物理学的”。那天，卢瑟福对玻尔说，他对奥本海默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

奥本海默在离开剑桥大学时，向剑桥哲学学会递交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1926年，奥本海默继续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物理。哥廷根大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科学家。数学家有高斯（CarlFriedrichGauss）、黎曼（GeorgFriedrichBernhardRiemann）、希尔伯特（DavidHilbert）和闵考斯基（HermannMinkowski）等。物理学家有马克斯·普朗克、沃纳·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保罗·狄拉克（PaulAdrienMauriceDirac）和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哥廷根大学是理论物理学中心，剑桥大学是实验物理学中心。

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彻底告别了他漫长的“青春期”，得以茁壮成长。他周边都是最前沿的科学家。奥本海默的老师是马克斯·玻恩，詹姆斯·弗兰克（JamesFranck），冯·诺伊曼（JohnvonNeumann）。奥本海默的室友除了保罗·狄拉克外，还有后来担任MIT校长的卡尔·康普顿（KarlTaylorCompton）。奥本海默还与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有过交流。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彼此会成为制造原子弹的竞争对手。

1927年5月，奥本海默完成博士答辩。他论文的核心内容是一种氢原子和X射线光电效应的复杂计算方法。奥本海默获得物理学博士的年龄是23岁。其实在这年年初，“奥本海默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新的量子力学知识”，对于新的量子力学理论已经可以信手拈来。“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发表了7篇论文，对一个23岁的研究生来说，可谓成绩斐然。”

从大时代的背景看，奥本海默的科学生涯是幸运的。他生逢其时，那时一场理论物理学革命正进入尾声。在奥本海默离开哥廷根的时候，后牛顿物理学时代的基础已经奠定。

奥本海默成为后牛顿物理学时代的物理学家，原子弹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他的视野。他在哥廷根的很多学友最终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政治倾向与思想追求

直到奥本海默30岁，也就是1934年之前，他对于时事或政治表现得没有兴趣。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

在美国加州的加州理工大学，奥本海默开始关心政治，而且逐渐左倾。原因如下：第一，希特勒在德国获得权力，迫害犹太教授，“政治开始侵入奥本海默的生活”。第二，他对近五年的“大萧条”所导致的民众陷入贫穷和工人罢工有着深刻同情。因为奥本海默是1934年5月9日加州码头工人大罢工的目击者。第三，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和左翼运动形成了联盟关系。奥本海默又是一名左翼新政的支持者。第四，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原因：1936年奥本海默追求的女友琼·塔特洛克（JeanFrancesTatlock）的激进思想和社会良知，唤醒了奥本海默的社会责任感。第五，奥本海默周围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中有一些曾是共产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总共大约有25万美国人至少在短时间内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所以，“事实上，奥本海默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是一件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他的同情心、人文情怀还是人际关系、社会地位都在推动他接近共产党人。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加州大学教授，奥本海默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气息的环境中。在这些圈子里进进出出的奥本海默给许多共产党员朋友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方面因为奥本海默希望博得周围人的喜爱，另外一方面是他确实信奉共产党并支持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正义事业。”

奥本海默参与了若干左翼或者有美国共产党背景的组织，并向美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捐助了可观的款项。这些组织包括旨在共同推进社会和经济改革，支持工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美国人民阵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加州分会执行委员会，美国民主与知识分子自由委员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之友社”。以上组织在1942年和1944年被众议院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对发生在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奥本海默积极捐款支持政府军与西班牙人民阵线左翼联盟。

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和他的思想和理论的追求是紧密联系的。1936年夏，奥本海默在坐火车去纽约的三天旅途中，随身带的是德文版资本论。他到达纽约时已经从头到尾读完了全部三卷本。1937年7月，一个认识奥本海默的朋友说，奥本海默购买并阅读了列宁全集。

20世纪30年代末，奥本海默已经算得上资深教授，也是声名显赫的公众人物。期间，奥本海默究竟是否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奥本海默传》一书的各章都从不同视角和不同人的口中讲述了相关问题。

曼哈顿计划

1941年是奥本海默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秋天，奥本海默退出工会组织。1941年12月，奥本海默参加为西班牙内战老兵举办的募捐活动，他告诉大家他已经不想再参加与西班牙共和国的事情了，这世界上还有其他更紧迫的危机。

奥本海默所说的“更紧迫的危机”，来自他对希特勒德国研制原子弹危险性的认识。事实上，“早在1939年2月，奥本海默和美国许多物理学家就已经知道德国确实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所以，1939年8月2日，应其他几位科学家的请求，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务必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几经周折，罗斯福政府在1941年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f－ficeof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之后美国成立研制原子弹试验室已经提上日程。到了1942年9月，美国决策集团最终决定启动“曼哈顿计划”（ManhattanProject），负责人是格罗夫斯上校（LeslieRichardGrovesJr.）。格罗夫斯上校力排众议，选定奥本海默作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他的理由是：“‘曼哈顿工程’是一个要凝聚全世界最顶尖大脑的‘超级工程’，但越是一流的科学家，就越是有些‘恃才傲物’，必须有一个既懂科学又懂管理的人才来把这批人管理起来，有效运转，最快达成目标。”

第二年，奥本海默主持创建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AlamosNa－tionalLab）并担任主任。他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仅有一座简陋农场学校的荒原之上，建立起一座拥有4000个平民、2000名军人的“秘密实验之城”。奥本海默领导起一支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平均年龄25岁的团队。经过两年时间，他们赶在纳粹之前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并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自此之后，原子弹的未来命运开始转移到美国政治家和军方手中。对此，奥本海默的认知是滞后的。

三个星期之后，美军在8月6日和9日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奥本海默主持研制的原子弹，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改变了战后世界格局。

1948年11月，奥本海默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此时此刻的奥本海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作为原子弹总设计师的奥本海默，可能有过短暂的骄傲和喜悦，但是，很快就陷入深深的不安和恐惧中。他读过的印度梵文诗句很可能宿命般地得到印证：“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

奥本海默的悲剧由此开始。

个性与时代的冲突

多少年之后，如果后人比较20世纪各类杰出的科学家的个性，奥本海默无疑是最有特点的。奥本海默的个性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野心勃勃和没有安全感、才智超群和幼稚可笑、果断坚决和诚惶诚恐、坚韧淡泊和充满困惑。在奥本海默精神世界的深层结构中，杂糅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完美主义、艺术元素、宿命论、悲观主义、抑郁症和犹太血统意识。

奥本海默还是具有强烈心理暗示的人，“长久以来，奥本海默一直有种隐隐的预感，他未来的人生中潜伏着某种重大的灾难”。奥本海默的预感被证明是对的。

1953年圣诞节前三天，奥本海默陷入人生失控的漩涡。他被迫面临两个选择：主动辞去他在美国政府的行政职务，或者出席一场指控他的听证会。奥本海默选择了后者。从1953年4月12日到5月23日期间，奥本海默经历了长达四十余天的听证会，得到的是“奥本海默虽然是一位忠诚的公民，但仍属于危险分子”的裁决。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许可”被撤销。从此，奥本海默离开了原子能委员会，确切地说是被逐出掌控美国核生产设备、核反应堆和相关技术资讯的“核心圈子”。“奥本海默的听证会象征着冷战早期压制公共话语权的重要一步”。奥本海默事件由此诞生。奥本海默成为科学界殉道者和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的象征。

在整整70年后，回顾奥本海默事件的主角——奥本海默的个人灾难或悲剧的原因，我认为实在是时代所然。美国启动“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的初衷是与德国纳粹竞争，结果却用于日本。不仅如此，美国的原子弹研发和冷战也形成互动关系。标志性事件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实验场成功爆炸原子弹。之后，美苏关系持续恶化，并形成这样的态势：彼此在竞争增加核弹头数量的同时，加速开发作为“超级炸弹”的氢弹。1950年2月，杜鲁门正式宣布支持氢弹计划。包括爱德华·泰勒（Ed－wardTeller）、冯·诺伊曼在内的一些著名科学家都选择支持氢弹研制计划。

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博弈，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和放缓这样的竞争。在美国，早在杜鲁门时期，已经确定了发展氢弹和对抗苏联的基本战略。所以，在美国，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在苏联，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袖们都认为必须继续实施核威慑战略。美苏因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深陷于经典的“囚徒困境”。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开始将博弈论引入并制定冷战时期的军事与外交策略。

从1950年至1954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在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反共”成了美国的主流选择。麦卡锡提出：美国的氢弹计划遭到蓄意破坏。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进入纠缠状态。奥本海默很可能成为麦卡锡的攻击目标。

在这样的态势下，奥本海默遭受“秋后算账”不可避免。奥本海默没有压抑甚至常常放纵自己个性，崇尚拥有独立思考和发声的自由。“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科学家一直被视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公共政策制定者中的一员，他们的身份不仅是科学家，还是公共思想家”。在这样的特定时期，奥本海默显然一度自我感觉发生偏差，形成某种幻觉，爆发出超出想象的勇气。1945年10月，奥本海默在与杜鲁门的见面中，说出激怒杜鲁门的一句话：“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不仅如此，奥本海默甚至试图以他的著名科学家的声望和地位，“从内部影响华盛顿日益膨胀的国家安全机构”，质疑和改变科学界日益依赖军方的趋势。他直接反对空军的大规模核武器计划，主张阻止氢弹开发进程。

奥本海默显然天真地高估了自己的实际社会地位和对于华盛顿决策集团的影响力。“到1954年，他彻底失败了。”在听证会之后，奥本海默“被赶下神坛”和出局，成为“一个悲伤的人，他的精神崩溃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取代了奥本海默，成为科学界参与政治的代表人物。这其实是对奥本海默的另一种伤害。

奥本海默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奥本海默的失败也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奥本海默的耻辱也是自由主义的耻辱。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后来总结这段历史，他指出奥本海默的受难意味着战后“科学家的救世主身份”已经终结。

1963年12月2日，奥本海默获得由约翰逊总统颁发的费米奖（EnricoFermiAward），并获得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奎琳·肯尼迪的接见。她告诉奥本海默：她已故的丈夫是多么想把这个奖颁给他。肯尼迪很欣赏奥本海默。1965年，奥本海默获得享有盛誉的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Fellowship）。奥本海默似乎结束了“政治弃儿”的岁月。但是，他的生命正在走向尾声。

可否对奥本海默盖棺论定？

1968年2月18日，仅仅62岁的奥本海默在梦中溘然长逝。

奥本海默无疑是一位非常复杂和维度丰富的人，一位终生困囿于感性、理性和个性纠缠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关于他的传记和研究，都不足以还原一个真正和完整的奥本海默。正如奥本海默遗孀所说：“只有一个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的人生选择是独特的和富有勇气的。奥本海默1942年在最终决定参加曼哈顿计划之前，有太多不同的选择。但是，他选择了没有胜算地与纳粹赛跑的原子弹研发竞争。奥本海默在成为“原子弹之父”之后，选择的是全方位地挑战和批评美国现行核管理政策，甚至力求改变美国国家核战略和外交政策。代价是，他失去了科学界的权威地位和对政府的影响力以及安稳的生活。

特别需要指出，奥本海默舍弃成为伟大科学家的道路，并非因为爱德华·泰勒所言的奥本海默“意识到自己成不了他想象中的那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是因为他认为他一生的价值超过“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做到了。在那个时代，奥本海默深知几乎所有最前沿的物理学家，把他们吸引到了自己周围，实现了曼哈顿计划。

历史绝不会因为奥本海默成了伟大物理学家中的一员而有所不同，但是，历史却因为奥本海默主导研制原子弹，并在成为“原子弹之父”之后以他的良知竭尽全力地阻止核竞赛加剧冷战而不同。

但是，奥本海默不是革命者。终其一生，他并没有与美国体制决裂，也没有离开知识群体的主流。奥本海默长期担任着令人尊敬的普林斯顿高等院长的职务。

在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的交往中，他们认识到彼此对爱国的认知是有差异的。爱因斯坦自认为是一个“吉普赛人”，以他的立场认为奥本海默配合政府的安全审查不仅会令奥本海默本人蒙受羞辱，“还等于承认了这种恶劣的行径正当合法”。其实，奥本海默一直避免与美国体制决裂和背弃美国。“他热爱美国”，是他最终配合政府的安全审查的根本原因。

所以，奥本海默显然与罗素和爱因斯坦这样的放眼世界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奥本海默没有在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EinsteinManifesto）上签名，这个宣言对核武器带来的危险深表忧虑，并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直到他离世的十余年，美国和世界政治动荡，他却置身事外。“奥本海默愿意为这个世界哭泣，却不愿意改变它”。很可能，奥本海默不得不接受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可以想象，他的内心世界是何等凄凉。

如果说，奥本海默是将“原子之火”引入人间的“普罗米修斯”，这构成了他的人生悲剧。那么，奥本海默所代表的时代悲剧，却至今没有完结：啄食普罗米修斯肝脏的“恶鹰”还在，“金苹果”尚未找到，人类的冲突还在继续。因此，奥本海默为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仍然存在不可磨灭的光辉。

1966年6月，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上获得了荣誉学位。他被称为“物理学家和水手、哲学家和骑手、语言学家和厨师、美酒和好诗的爱好者”。在奥本海默死后不久，他的朋友这样评价他：奥本海默在言谈举止中传达的修养，才是他个人魅力的基础。“他一直有所保留，让人总觉得他还有尚未表露的深刻感受和洞见”。奥本海默是被同事、家人和朋友所尊崇、喜爱，甚至宠爱的。如此评价奥本海默，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