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见闻杂记（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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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译稿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又改了一遍，这就是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版本。”巴金先生写道，“我不会再改动什么了，我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了。”

当年编稿读到这里，我心一沉，不愿相信这是真的。1995年11月12日，“文化广场”发表巴老的“《巴金译文全集》第二卷代跋”，我起的标题是《“我比屠格涅夫幸福”》，用的是文章最后一句话。巴老说：“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中篇和一部分散文诗。……我说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每改一次译文感受就深一些，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代人中间的隔膜，就是我们所谓的'代沟'。……我一直注意我和读者之间的代沟，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在今天我躺在病床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仍然在寻求读者们的理解，同时也感觉到得到理解的幸福。坦白地说，我比屠格涅夫幸福。”

《巴金译文全集》第三卷代跋，“文化广场”的刊发日期是1995年11月9日，我起的标题是《“友情永远不会消失”》。文中巴老继续回忆翻译屠格涅夫《处女地》的往事。他说一直没有时间修改译稿，60年代初期下了改译《处女地》的决心，然而写作“任务”太多，他连“抽空”改译都做不到。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我感觉到一阵狂风带着大片的乌云迎面吹来，我像罪人似的给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揪进了“牛棚”，抄了家，进行游斗甚至电视批斗，受尽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我的妻子还挨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她想不通，得了不治之症，又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早早离开了人世。我不相信假话，坚持要看到最后，我终于活了下来，不用说也终于看到“四人帮”受审。 萧珊逝世后一年，我的“问题”得到处理，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做翻译工作。 这是“四人帮”的上海“市委”决定的，第二次的处理则是推翻这个“结论”，不用说那是人民的决定了。 第一次的决定是由进驻上海作协的工宣队“书记”当面念给我听的，他还讲了“不给工作，参加学习”。我就问：“可以搞点翻译吗？”他说：“可以，可以。”第二天他在作协学习小组会上宣布我参加学习时就多了这么一句：“搞翻译”我再也不用为时间发愁了！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躲在汽车间楼上的小房间里翻译“四旧”了。

因为要讲述《处女地》的翻译出版过程，巴老不得不把他的文革遭遇又讲了一遍。这种回忆是痛彻肺腑的，形诸文字时还要再忍受一次煎熬。这几乎也是他撰写《随想录》的“常态”了：回忆，反思，忏悔，告白，一次次自揭伤口。巴金说：“我想念远去了的亡友，这友情永远不会消失。现在正是译文全集发稿的时候，请允许我把我译的两部长篇小说分别献给两位遭遇不幸的亡友（陆蠡和丽尼），愿他们的亡灵得到永恒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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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编发巴金先生这组最新随笔文章时，我又把北京三联版《随想录》找出来重读了几篇。这次读的感觉，和1987年初读时已经大不一样了。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世上有些书，你不喜欢它或者读不懂它都没有关系，它会在你人生道路的前方等着再次和你相遇。

1980年代，衡水还是个县级市，人口不过几万，市区河东河西各有一家新华书店，几十公里外有一所师专，市内有师范、卫校等几所中专。我们在本地买不到的新潮出版物，就只有邮购、订购等渠道。当然，最直接的方法还是周末买张车票往北京、天津或石家庄跑一趟。全套的“走向未来丛书”，我都是先把书款从邮局汇到四川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然后提心吊胆等书来，唯恐人家没收到钱，或者我收不到书。而北京三联的《随想录》，我是在新华书店机关服务部订回来的。我和同学贾跃平经常这么干：从衡水日报社步行十分钟，溜达到红旗大街上红旗影剧院隔壁的新华书店。通常不进门市部前门，而是走院子的铁门，进门左转拐进机关服务部。屋不大，三面墙立着书架，中间摆一张大办公桌。我们通常都是先读一遍《社科新书目》，在厚厚一沓版面中找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填写订购单。那时图书出版流程很长，你订购的书，要等几个月后才会到货。偶尔也有订不到的时候，那大概是新书没有征集到足够订数，出版社取消了出版计划。

此刻回想起来，我仍然感到奇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开始陆续分辑出版《随想录》，到1986年全五册已经出齐。几本小书每年都印行十几万册，可是，在订购三联版合订本之前，没有证据证明我知道《随想录》这套书。是衡水太闭塞，还是我自己太孤陋寡闻？那时我已经读过巴金的《家》，还看过电影《家》，甚至教材里还学过巴金写抗美援朝的文章，但此刻我就是想不起来我听说过《随想录》这回事。那时候，提起巴金，总是“家春秋”。

即使已经迟了七八年了，可是，等1987年秋天我终于拿到《随想录》后，我还是再次错过：读了几篇，大失所望，我读不进去。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