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见闻杂记（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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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迷恋所谓“散文”，报纸副刊版面上标有“（散文）”字样的文字尤其读得多。后来才知道，我的“散文胃口”从一开始就给吃坏了。那时候我对散文的认识，就是语言优美，词藻华丽，选题紧跟时事，在写景、抒情上下功夫，最后紧扣主题，最好写出几句有高度、有哲理、酷似名人名言的句子用于升华中心思想，且务必牢记“形散而神不散”的总要求。

1976、77年那会儿，报纸上怀念与歌颂的散文居多，排比的修辞手法大行其道，虽然无人引领我进入散文天地，我自己总算悟出了点门道：原来多用排比句就是散文；能写出六七个排比段那就是好散文了。

那时写作文，拼凑几句有排山倒海之势的语句做开头，然后就开始排比了。这有何难。每一段，我都用“怎能忘”开始，然后从韶山、井冈山一直排比到宝塔山，最后直达天安门。

后来在语文课上学到秦牧、杨朔、刘白羽的散文，才发现散文不光排比，还要形散而神不散，还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还要能记叙，能议论，能抒情，能说明。最重要的，语言要美。散文即美文。

买书也爱买散文集子。彼时哪里知道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当代老中青作家的散文新集倒买了不少，还习惯用“语言是否优美”判断文章的水平高低。那时候不太关注写什么，功夫都花在了琢磨怎么写上：如何抒情，如何遣词造句，如何开头结尾，如何形成风格，如何做到浓而不艳，如何避免淡而无味……诸如此类。

1987年，当看到有文章介绍巴金《随想录》是“当代文学的最美收获、散文创作的巅峰之作”时，我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上下册定价6.25元，这对我而言，已是高价。那时我每月的工资，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但是在《社科新书目》上看到《随想录》征订信息，我还是急不可待下了订单。我把自己散文写作水平的提高，都寄希望于这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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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6日那天的中午，上海的天气十分闷热。我清楚地记得周立民领我参观巴金纪念馆，从一楼看到三楼，待走到季风书园时，我的衬衫都湿透了。那时季风书园还在。那天立民请我参与他们纪念馆在季风书园举办的讲座，我的主讲题目是《<随想录>是一条路》。那次我也讲到了在衡水订购《随想录》的事：

……那时候我们发现了《随想录》，一句话把我们打动：“中国散文的最高峰”。然后订了一本，就是三联上下册的《随想录》，现在看来设计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当时拿到书以后，当场读了几篇，就觉得非常失望：太平实了，太朴素了，也没有什么新词。那个时候讲究思想解放，讲究新观念，学港台，我们到处找的都是那些和“文革”大批判文章完全不一样的词汇，都是找新的词，找新的句子，找新的语言。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愿意写一个字一句的短句，像“夜。”。我们不说“我18岁了”，太老土了，要说“18岁的我”。也不说前年、去年，一说就是公元多少多少年。我们读朦胧诗，读现代派文学，还追读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和《撒哈拉的故事》。但是一读巴老的《随想录》，我们觉得这哪是散文的最高峰？不就是实话实说嘛。后悔了。这个书还那么贵，不能买了。当时《衡水日报》资料室也在那儿订书，我就把这个书转给了他们。过了一年多，关于“文革”的东西读多了以后，突然发现还是要读《随想录》，然后回到《衡水日报》资料室，把我“转让”出去的那套书又借了回来。新书的扉页上已经盖上了一枚大大的公章，真是刺目。但是怨谁呢？这一次读《随想录》我才真正看进去了，觉得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搞明白了。巴老爱说“跟读者交心”，实际上他是跟他自己交心，他认为没有必要解释的，他就不解释，他认为不提名字你们都知道的人，他就不提。但我们读起来，开始有了一种探寻的快乐，“破案”的快乐。他说“北京有一个人来看我，劝我不要写了”，我们就开始琢磨，这个人是谁？又说“最近传说要结婚了”，是谁呢？这是我阅读《随想录》的开始。从此也开始搜集各种不同的版本，到现在为止大概有30多种吧。我把我所有版本的《随想录》，分成三类，一类叫做核心版本，一类叫做外围版本，一类叫做特别版本，或非主流版本……

在8年前周立民主办的这个讲座上，我第一次试着归纳出我自己对《随想录》价值的感悟：这是一部“道路级”的大书，是“百年之书”，是“蝶变之书”，是“现场之书”，是“未完之书”。何出此言？以后我会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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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又读了一遍《随想录》总序。我还能回想起，当年读到哪几句话时，我曾经击节起立，在办公室里转了好几圈。是下面几句：

我一篇一篇地写，一篇一篇地发表。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参加伟大的“百家争鸣”吧。

当年读这几句话，我用来检验《随想录》本身，觉得巴老这几句话的力量，并未在每一篇文章中体现出来。这也是我“初读之下大失所望”的原因之一。这一观感后来很快就改变了。

现在读这几句话，我尤其觉得惭愧，觉得坐立不安：几十年过去了，其间我写了多少“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如何才能少写乃至不写这样的文字？

从这个意义上，《随想录》又是一部“镜鉴之书”。读这样的书，首先应该告诫自己：别忙着感叹老人的文字缺少深度与力度。不妨先用巴老在那个年代已经达到的深度与力度来反观一下自身。我开始慢慢重读《随想录》。我愿意这样一边重温，一边反观。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