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见闻杂记】续一

我曾供职十七年的《深圳商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创刊时立志成为立足深圳、面向全球、与经济特区地位相称的财经报纸，无奈诞生不久，一波三折，停刊又复刊，先是“政府机关报”，后又加入报业集团，三十多年间功能定位几经变更，迄今始终未变的，大概只有“深圳商报”四个字了。

虽名为“商报”，但其版面上的文化报道与文艺副刊却一直很出色，起码新冠疫情前是这样。而1995年至2015年期间，巴金，则是商报文化版面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作家名字之一，相关文章与专题所占版面数量也最多，没有之一。现在回想起“文化广场”刊发巴老新文章、策划“晚年巴金”、“百年巴金”与巴金去世等专题的日子，心里依然有当年激情燃烧的余温。

《深圳商报》开始报道与巴金有关的新闻，始自1995年1月23日。那一天报纸的第5版，登载了楼乘震报道上海“希望在行动”义拍卖的文字稿，其中提到巴金捐献的签名本《随想录》拍到了３万元。

1995年9月3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创刊。到了11月5日那期，我们已经可以宣布将陆续刊发巴金先生新作了。我的“编者按”这样写：

 1987年，著名作家巴金积8年之力写完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在三联版《合订本新记》中，巴金老人因一时激愤曾说“我写好150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如今8年过去，使国人感到欣慰的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人类炽热的爱，使老人无法真正放下手中的笔”，于是我们仍不断地读到巴老饱蘸心血、带病疾书的真话。在今年3月出版的《再思录》中，巴老更明言“这并不是最后的话”，他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拿起笔”。 今天献给各位读者的，正是巴老的新作。这是一组巴老为《巴金译文全集》三卷本写下的三篇跋文，今天先刊载第一篇，其余两篇陆续在《文化广场·读书人》版刊出。文章标题由编者拟定，未及征询老人意见，特此说明。 在此，本刊编者愿同各位读者朋友一道，遥祝巴金老人健康长寿。

那一期的“编读札记”，我写的是《“当初应该爱你”》。当时《顾准文集》正火，我的“董桥体编者的话”于是从顾准说起：

那天晚上读《顾准文集》，一种很遗憾的心情径自沉下去，千呼万唤也浮不上语辞的表面。电视里传来赵传的歌，“很丑”的歌星在唱一首新歌，名字是《当初应该爱你》。是的，当初应该爱你，当初人们应该爱顾准，当初中国应该爱顾准……确是“相遇太迟，分手太早”，朱学勤则说是“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一个意思。朱学勤在他的论文序言里说：《顾准文集》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他说他的博士论文“费三十万言所想说明而且不一定能说明的内容”，却已被顾准二十年前用三言两语点破，“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

“文化广场”创办之初，赞赏和批评的声音都很多，其中一个焦点是说内容过于“雅”，做不到“雅俗共赏”。我实在也不知如何做到雅俗共赏，只好自己在写“编读札记”时，引用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当初应该爱你”》说完了顾准说巴金，穿插其中的直接引语，都是赵传《当初应该爱你》里的歌词，今天读来，颇觉突兀与琐碎，说“随俗”则有之，说“通俗”则未必。我写道：

……正准备组织文章向读者推介顾准时，上海传来了巴金老人的新作。巴老8年前出了一部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之后，曾宣布“封笔”，但他终于没有在说真话的路上停下来。《随想录》之后又有《再思录》。“我闭上眼睛，假装我可以忘记”，巴金老人不肯“假装可以忘记”，他说“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因为“流下的眼泪骗不了自己”。 总不能若干年后再对巴金唱“当初应该爱你”吧！只识《家》、《春》、《秋》，不知《随想录》、《再思录》，便不懂作为思想家的巴金……

我觉得和《文汇读书周报》一样直接用“《巴金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做标题，太不亲近深圳的读者了，所以我将原题做副题，另起了一个文章正题——《感谢与纪念》。见报后未闻上海方面有反对声音，以后两篇我就都如法炮制了。

这篇文章巴老完成于1995年7月19日，文中他谈他翻译的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的版本，也谈自己翻译此书的经过。我读着读着就觉得巴老晚年一直在“随想”，从来未停止：

《自传》以各种版本问世，一晃就是60多年。我常常记起过去一些有血有肉的日子，想到久别的朋友，……忽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的手、揪住了我的心。我记起来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过去的生活，远去了的朋友。 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读者成为我的朋友，从投稿人成为出版社的主要翻译者。他走上翻译道路，我鼓励了他，我把他的一本本的译文送到读者手里。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文革”后他看见我忙忙碌碌，曾经对我说：“你翻译工作搞不完，我接着给你搞。”他很有信心，我也相信他，我比他年长12岁，我以为自己一定走在他的前头。他热爱文学，淡泊名利，我们趣味相同，我也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谁知他偏偏先走了，而且去得那么快，不给我一点时间，表示理解，更不用说我的感谢了。不然的话，现在“译文全集”编成首卷问世的时候，我会感到轻松。当初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在病中，沉默地接受了这个噩耗，今天我将这卷书献给他——翻译家汝龙，作为对他的纪念。

有时我想，虽然《随想录》写作计划1986年巴老宣布已经完成，可以封笔了，但他既然没有封笔，那他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字其实都可以算作《随想录》的一部分。巴金先生的晚年，适逢改革开放时代，却是他自己的“随想录时代”。全球有“大中华”，巴金有“大随想录”。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