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邮15名研究生23页PDF举报遭导师压榨！”4月10日中午，当一则微信推文的标题映入眼帘，给人的第一反应是“又曝出一起”。

相关话题迅速发酵，涉事高校也“快刀斩乱麻”地作出处理。虽然舆情会逐渐平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研究生导学矛盾是个常见问题，教育界应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出实招解决问题，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导学矛盾的普遍存在有深层次背景，在于导师科研、评职称、获得学术帽子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研究生实习、找工作的需求越发强烈，做科研、发论文、毕业的难度也很大。

我于1998年-2001年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跟高滋教授读硕士。当时，课题组导学关系简单，没有矛盾积聚。首先，当时的研究生只管做科研，根本不需要外出实习，也没有很多课外活动。其次，当时系里的导师数量少，师生年龄差距大，学生对导师非常敬畏。再次，当时的导师不像现在这样忙于各种事务，因而能把精力集中于指导研究生。总之，当时的学生纯粹，导师也纯粹。

而现在国内高校的导学关系更加复杂，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导师的压力非常大。他们不但要授课，还需要申请科研项目、做科研项目、发表论文，需要评职称，甚至非升即走。很多肩负家庭重担的年轻导师还在苦苦追逐“学术帽子”。各种评审和考核只管结果，不管过程，也不管干一件事情实际上有多大的难度。各种考核和评职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且说变就变。为了在学术界生存和发展，导师只能把研究生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使劲地催促研究生做科研、发论文。

而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面临着就业、职业发展的压力。别看很多学生在考研面试时信誓旦旦说自己喜欢做科研，但进校后，就会面临各种信息和选择——是否要当学生干部？是否要考证？是否要外出实习？到了高年级，研究生还需要很多时间找工作，甚至会在找到一份工作后，继续找更多的工作。

如果研究生遇到愿意为学生考虑的导师，那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导师允许学生做“短平快”的课题，允许把科研论文发在审稿宽松的期刊，允许外出实习。这么做了以后，虽然导学矛盾不大容易爆发，但导师会被同事、领导质疑“放水”，也会面临发不出好的论文、申请不到科研项目的后果。

在很多情况下，研究生的诉求并不能得到满足。现在，硕士生9月份进校，至少需要花一个学期时间上课，到第三年的3月份提交学位论文——时间这么紧，很难既把科研做好、把论文发出来，还有大把时间实习。

更何况，有些导师提出远远高出申请学位标准的要求。比如，院系规定硕士生需要在普通的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而导师要求自己的硕士生必须在高档次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甚至在学生发表一篇论文之后，还要求发表第二篇、第三篇。于是，矛盾就激化了。

导学矛盾的频繁出现，还在于针对导学双方培训的缺失。目前，培训网络有待形成，培训覆盖面有待扩大，培训时长有待保证，培训内容有待优化，培训方式有待丰富。

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负责制”——研究生进校后，就被分到课题组，由导师来进行全程的培养。但每个课题组的要求、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导师让研究生集中精力做科研，而有的导师让研究生做杂事，并动辄打压学生。近年来，有些刚进校的青年教师被直接认定为研究生导师，他们缺乏丰富的指导经验。

有很多高校要求新上岗导师参加导师培训，但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在会上，有的资深教授回顾自己建设学科点的经历，有的培训师介绍如何使自己的身心放松，还有的研究生院工作人员介绍学校研究生管理的基本情况。老教师往往会通过讲故事来分享自己的带教经验，但很少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很少介绍如何运用路径-目标理论、情境领导理论等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来带教研究生。

不但有些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而且很难说这些培训内容能够影响到导师的指导风格。有可能听讲时感到很受启发，但出了会议厅，导师还是我行我素。更不排除有的导师“被逼无奈”参加培训，在会议厅门口签到后，见机离去。

虽然有些高校研究生院不定期地举办导师沙龙，但举办沙龙的场地小，来的人也不多。疫情期间，很难举办线下的沙龙；而疫情结束后，教师们都忙着外出跑项目、开会作报告，很少有时间参加教学沙龙。

另一方面，高校很少对研究生开展关于读研、导学关系的系统培训。当代高校注重传授专业知识，而“如何读研”“如何与导师沟通”“什么是性骚扰”之类的话题往往被认为“不上台面”，而不被列入集体培训的范围。

但事实上，很多导学矛盾源于师生认知的差异。比如，一位研究生“幻想着”在读研期间能够出国交流半年一年，但导师坚决反对。很少有人会像兄长那样把种种事情“掰开来”，给研究生们说清楚利害关系，种种关于读研的奥秘也并非教科书和课堂所能覆盖，这就会给导学矛盾埋下伏笔。

沟通能力缺失，也是导学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比如，很多研究生不提前写学位论文，也不和导师商量好，而是到了截止日期的前几天才把学位论文提交给导师审核，并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还有些研究生顶撞导师。这类沟通技能培训很重要，但很少被列入研究生的“必修课”。

由于缺乏培训，研究生往往不知道如果自己和导师之间出现了问题，应该向谁去说。而贸然“挣脱”课题组，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但别的课题组可能不收，而且即便换组成功，在以前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都不能用于毕业，只得换课题重新开始。这就使得研究生更加苦恼。

改善导学关系、推进研究生培养，需要健康的舆论环境，期待“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机制和“公共导师”的指导。

导学矛盾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后，很多高校也许觉得和自己没有关系，因此无动于衷，不会“举一反三”地开展“亡羊补牢”的行动，更不会在网上吱声。

在教育界，缺乏对“可以还是不可以”的细致讨论，有的只是对导师职责的笼统介绍。举个例子：导师在出差途中，让学生到实验楼门口拿个快递，行不行？再比如，现在强调服务社会、产学研合作，导师从企业拉来“横向”课题，让研究生来做，但得到的项目成果无法写入学位论文。导师的做法对不对？

这样存在认知分歧的“点”还有很多。比如：研究生是不是只需要发表一篇论文，就达到毕业要求，还是学位论文要有系统性、导师同意，才能送审？研究生教育究竟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的需求，还是以导师为中心？

在自媒体和网络论坛，有很多研究生对导师的吐槽，以及研究生的困惑。但很少有导师愿意在网上“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报刊也很少发表“公共导师”的指导文章。确实有一些教育论文探讨研究生导学矛盾，但这些论文用学术语言写成，只是停留在发表于学术期刊，而没能“出圈”。

尽管如此，我坚持认为，应该通过座谈会、讲座、网络、报刊等，构建研究生和导师对话、交流的平台，并加强“导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以及人际沟通、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培训。研究生教育不仅仅是导师、学生个体的事，还是教育界的事、国家的事、全社会的事。如果对相关问题不讨论、不交流，只是停留在出事之后“救火”，没遇上事的高校暗自庆幸，那么以后还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

特稿记者常说外卖骑手、互联网大厂打工者被困在“系统”里。我看到的，是导师和研究生也被困在了“系统”里。导师困在了由科研项目、科研、论文、研究生、升职等要素组成的系统里，研究生困在了由科研、论文、导师、实习、找工作等要素组成的系统里。如果双方都能守规矩、做好各自的事情，那么，这两个系统以及它们组成的课题组系统会更加顺畅地运行。但问题在于，没有什么是理想化的。

面对不完美的导师、不完美的研究生，以及不完美的培养、培训和交流机制，教育界真的可以行动起来！

来源：文汇报 作者：马臻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