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文 又见学生联名举报导师事件。4月10日，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15名硕士研究生举报导师存在师德师风问题。这些学生表示，导师经常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甚至以不予毕业相威胁，同时还差遣他们做许多与科研无关的私人范畴的杂务琐事，助研津贴也被导师克扣。

北京邮电大学当晚通报回应称，已查实该导师确未正确履行职责，决定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将其岗位等级由副教授七级降为讲师十级。

上一次学生举报导师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是在今年1月。彼时，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联名举报其导师指示他们在科研实验中篡改和编造数据，同时还存在操纵同行评审、克扣学生劳务费、打压学生等行为。此事最终处理结果是：对涉事导师撤销校内一切职务、解除聘用合同，报请撤销其教师资格等等。

更早些时候，2020年11月，一位从天津大学退学的原硕士生举报导师学术不端，也被查证属实。

这些接二连三的同类事件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高校中导师确实存在学术不端、师德失范不端的问题，且不是孤例，曝光出来的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第二，导师的不端行为大概率要靠学生举报才能得以曝光。

何以至此？

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根源是对科研缺乏敬畏心，有时，制度的扭曲也鼓励了这种冒险；而侮辱学生、差遣他们做私事杂务则源于师生边界的模糊及对权力的滥用。这也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结果。相比于社会职场，高校环境更为封闭（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学生“用脚投票”的选择渠道更窄，这进一步滋长了权力的膨胀，也让膨胀的权力难以被发现、被曝光。积累到最后，只能以学生联名举报这样有些惨烈的形式暴露出来。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虽然隐含了一些“家长式”思维，但更多表达的是对师长的尊敬。我们不能把这种尊敬、这种权威异化为居高位者对“下属”无边界的使唤、无底线的羞辱甚至利用职权相威胁。师生之间当然可以有“私交”，不论是在书籍描述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有的老师关爱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有的学生，多年之后自愿承担起照护年迈老师的责任，以报当年师恩。但这种“私交”，是建立在双方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是基于温暖的情感与美好的人性，与权力的膨胀和滥用无关。

要杜绝权力的膨胀和滥用，一靠规范和制约，所谓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二靠开放和透明，所谓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规范早已有之。教育部在2020年就公布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导师不得要求研究生从事与学业、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务；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等“十不得”。但是，高校是如何把这“十不准”落实于日常管理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管理中提前预防导师越界？预防比处罚更重要，因为无论事后处罚多么公正，也是迟来的正义，伤害已经发生。

另外，从华中农大到北邮，为何学生们都选择公开举报而不是通过校内渠道反映问题？他们或许担心，如果只是内部投诉的话，很可能被学校一顿和稀泥，最后不了了之。公开举报虽然也是一步险棋，但突破了校园的壁垒围墙，胜算更大。这其实从侧面印证了，“封闭”滋生权力的越界，也纵容权力的越界。高校需要来自外界的监督、学者需要来自同行的评议。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校内部就可以没有修正渠道，相反，常规沟通渠道应该是清晰的、畅通的，大多数情况下也应该是有效的。接连发生的这几起学生联名公开举报导师事件，无疑印证了常规沟通渠道的失灵，以至于当事人只能靠舆论声量来维权。但如果学生们联合不到一起，单独的个体恐怕不一定有此勇气，只能默默忍耐。这或许会导致更大的悲剧，学生因为与导师的矛盾纠葛而自杀，类似的事件也见诸过报端。

即便学生最终毕了业，摆脱了导师，爬出了梦魇，从育人的角度想想，这样的成长经历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见得对所有人都会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但在他们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我们仍然担心，这会让年轻人在耳濡目染之下失去对学术的敬畏、失去对他人的信任，甚至暗暗助长对权力的迷恋——曾经受过的屈辱，当日后有机会掌握权力时再“报复”回去。这无疑是一种“恶”的传递，定然不是教育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