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曾祖父到我自己，我们家四代人都是乡村医生，亲眼见证着乡村医生和基层医疗的发展。”

在3月28日-31日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心脏病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胸痛中心大会（CCIF＆CCPCC 2024）上，澎湃科技记者遇见了乡村医生刘金星，30岁的他是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中闫村卫生室的一名医生，目前，他和父亲两个人承担着全村几百号人的健康责任。

刘金星说：“我爷爷和父亲看病很大程度是凭借行医经验，到我这一辈就有了很大改变，村子里建立了专门的卫生室，而且医疗设备也越来越专业。”

刘金星举例，此前一位农妇出现头晕、恶心症状，来就诊时一直以为是老毛病——颈椎病犯了，但检查后确诊为前壁性心肌梗死，若不及时医治，随时可能有性命之忧。“她在卫生室做完心电图检查后，我第一时间将结果上传至县医院，县医院医生很快回复称此病人情况很危急，接着我们立刻将她送进县医院，经过几天救治，现在已经康复了，真的多亏了‘心电一张网’。”

铺设“心电一张网”，打通“最后一公里”

刘金星口中的“心电一张网”是将村级远程心电图机，与县级医疗机构诊断专网连接，将便携式可传输心电检测设备铺设到社区、乡镇卫生院及乡村诊所等基层医疗救治单元，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和危重症随访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心电一张网”，医生不仅能快速获取患者心电图，还能远程追问病史、了解更多诊断细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院长刘峰向澎湃科技表示，数据显示，在“心电一张网”铺设之前，患者从出现发病症状到首次医疗接触，时间在350分钟左右，但现在，时间缩短了一半。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心血管病患病人数约3.3亿，其中脑卒中1300万，冠心病1100万，心力衰竭890万，高血压2.45亿，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持续高于城市。刘峰认为，农村心血管病防治的重点在于：提高预防意识、提升预后质量，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重点就在于建设好县域级医院。

县域级医院扮演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连接上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单位的桥梁，但要实现“大病不出县”，将县级医院打造成三甲医院，也并非易事。

需要把县医院逐渐升级为大而全的三甲医院吗？有没有条件这么做？是不是真能给全民医疗带来好处？刘峰认为，关键是明确不同医院的地位，“虽然都是三甲医院，但县医院和大城市医院承担的角色应该有所区分，比如县医院更注重临床救治，城市医院更注重科研，相应地，医生考核的侧重点也要不同。”

在建设县级医院，构建“医联体（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方面，刘峰认为，重要的推动力依然是政策指导，“在此之下，要探讨的是如何进行技术交流”。县级医院想做大做强，重点是留住人才，如果只引进大批量高新医疗设备，但得不到标准使用，依然是一种医疗浪费，“县医院想留住人才的确不容易，只能通过努力提高待遇，提高医院学科建设来实现，其实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国家也在不断加强上下级医疗机构的交流合作。”

刘金星也表示，自己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乡村是因为家中四代村医，“我对当村医有着深深的感情，但我的同学们还是选择去大城市医院工作。”

辽宁省开原市中心医院（县级医院）张戈院长曾发文称，通过一些政策的扶持，部分县医院的整体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有的县医院已经进入三级医院，甚至三甲医院，但是有些措施明显没有达到设计初衷的效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县级医院仍然存在很多困难，财力不足、人才奇缺、科室建设和发展缓慢，重大疾病的救治能力不足。造成患者流失比较严重。

建设医联体，找到“最大公约数”

在刘峰看来，要充分调动上下级医疗机构合作交流的积极性，就要积极找到能互利共赢的“最大公约数”。

这个“公约数”在下级医疗单位看来，是得到更好的医疗技术支持，在上级医疗单位看来，是从基层获取更多的疑难杂症病例。刘峰认为，“大医院眼光一定要放长远一点，不能只纠结一些蝇头小利，能够从下层医院收集疑难杂症病例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避免上下级医院合作变成大医院‘跑马圈地’。”

在医联体建设方面，有院办院管的紧密型医联体、以契约形式合作的松散型联合体等，“我们可以探索多种医联体合作模式，比如，大医院在基层医疗机构免费铺设医疗设备，收集罕见珍贵病例，或者由政府投入铺设设备，上下级医院合作分配酬劳，尤其对医生个体来说，我们的医生很辛苦，他们应该得到与自己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刘峰强调。

此外，在诊疗方面，也应该谋求“最大公约数”，比如，分别撰写基层版和标准版胸痛诊疗指南，因地制宜确定不同诊疗标准，“我认为建设基层医疗需要求同存异，上下级医疗机构都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各取所需，才可能让医联体变得稳固。”刘峰对澎湃科技说道。

转载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姚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