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羽箭与六神马：唐太宗武功传奇｜新知

文博时空2024-03-27 08:17

文博时空/文 文博时空作者巍岙 在中国千年的帝王史中，唐太宗李世民（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以其非凡的治国理念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独树一帜。明太祖朱元璋曾言“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李世民四岁那年，一名看相的书生称其为“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李渊听后很害怕，赶走了算命先生，但心中暗喜。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拜右领军大都督，受封敦煌郡公，领兵攻破长安，拜尚书令、光禄大夫，受封秦国公、赵国公。唐朝建立后，领兵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拜“天策上将”，封“秦王”。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册立为皇太子。八月初九日，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开启了23年的贞观之治。他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和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与北方地区各民族融洽相处，获得尊号“天可汗”。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唐朝人口达到380多万户，贞观之治奠定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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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立像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危急时刻，大箭显神威

无论是从武学的角度，还是国家军事的角度，射箭都是重中之重。《唐六典》武库令所掌的十二种兵仗器械中，弓、弩、箭排在军鼓、金后面，刀、枪的前面。考虑到远射武器在战场上的杀伤力和实用性，弓箭组合排在武器之首。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五星及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中绘制有持弓仙人的形象。这种长梢角弓弓梢细长，弓型优美匀称。在弓臂上似乎还绘有虎皮纹饰、华美异常。

李世民武功的高强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唐高宗李渊是武将出身，精于骑射，箭术高超。李渊的妻子窦氏是周武帝的外甥女，窦氏的父亲窦毅觉得女儿才貌双全，“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旧唐书》），于是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让上门求婚者持二箭射之，相约射中孔雀眼睛的人，才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当时前后数十人谁也射不中，唯独李渊发二箭，各中一目，因此成婚。

在父亲的影响下，李世民自幼便喜爱射箭，且臂力惊人，一般的弓矢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所以他的弓长达两米。不寻常的弓用不寻常的箭，太宗喜欢用的箭也比寻常箭长出四寸，常箭两羽，此箭四羽。现在认为四羽箭飞行中稳定性比两羽箭更好，但风阻也更大，增加长度与重量，可以达到提升箭速与保障杀伤力的目的。这意味着，要等到敌人冲得更近，才能射出。

高昌角弓

角弓主要由动物筋腱、竹木、牛羊角和动物胶制成，一般短小灵活，利于在战车或战马上作战。高昌角弓是目前唯一出土的唐代时期的角弓。

李世民十八岁那年，协助父亲李渊镇守太原，李渊带兵御敌，深入乱军之中，不幸被包围。就在这时，“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旧唐书》）

攻打刘黑闼时，太宗带着他的亲卫军直接冲入敌军。刘黑闼政权是受突厥支持的，军中有突厥军队。战场上，突然一个敌军将领，勇猛异常，直奔太宗而来。就在双方即将交战之际，太宗拿起他的特制四羽大箭，一箭射中了那位敌将的胸口，箭矢穿胸而过，那将领当场倒下，命丧黄泉。之后，这支四羽大箭被送到了北方的部落，突厥人看到后都惊叹不已。

太宗还经常只带少数轻骑兵出击，一次遇到刘黑闼军中的三位勇将。太宗的部下都建议他避开这些强敌，但太宗不听，决定迎战。等到敌人快接近时，太宗连射三箭，每一箭都精准无比，将这三名敌将一一射杀，立即震慑住了敌军。

李世民21岁（620年）讨伐另一个与突厥有密切联系的刘武周军队时，也是用箭如神。《资治通鉴》记载，一天，李世民带着一个骑兵去侦查敌情，途径一片草原高地时，因为太累两人都睡着了。突然一只老鼠为躲避毒蛇而爬到了骑兵的脸上，骑兵被惊醒，他睁眼一看，发现周围全是敌兵，钢刀利剑直晃眼睛，骑兵大惊，催促李世民上马，没跑多远，就被敌军追上了，“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贼骑乃退”。

持弓仪卫图

长弰弓，得名于其较长的弓弰和相应较短的弓臂，是我国历史上流行的时间最长的弓形，自汉至明前后出现约十五个世纪。将弓弰制长利于发挥杠杆效应而省力，同时便于稳定射击。

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对抗突厥，太宗经常在显德殿亲自训练士兵射箭技巧，表现优异者还会获得弓、刀、帛等赏赐。太宗身体力行，教习武艺，唐军积极整军备战，“数年之间，悉为精锐”，最终取得了对突厥作战的胜利。因此，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后的翌年接连举行“大射礼”进行庆祝。

射礼，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礼仪，从先秦时期到宋明时期，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大射礼还是民间主导的乡射礼，一直延续，生生不息。古代的射礼有四种，分别是大射、燕射、宾射和乡射，大射礼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礼仪，唐代以后算为军礼定为国家之事。

击退突厥，朕只需6人

李世民具有超越常人的气度与智慧，他的勇气不仅体现在挥剑冲锋之中，更在于他危难之中依旧能保持冷静。公元626年7月，颉利可汗率领40万突厥骑兵长驱直入，距离长安只有咫尺之遥。颉利可汗得意洋洋地派遣大将执失思力出使大唐，他对李世民扬言：“二可汗兵百万，今至矣！”对于突厥人的露骨威胁，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李世民却丝毫不惧，对执失思力说，你们突厥背弃盟约，犯我疆界，杀我百姓，如今还敢夸耀你们兵力强大？我今天先杀了你！执失思力被迫向李世民乞求活命，还向他吐露了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素有矛盾，突厥军中人心不齐的情报。听完执失思力的话，李世民逐渐胸有楚竹，于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击退突厥，朕只需要带6人！

李世民仍力排众议，毅然带着包括房玄龄在内的6人驰出宫门，到了渭水河畔，与黑压压的突厥主力对峙。隔着桥，李世民指着对面的颉利可汗，大声叱骂其不受信义，显得不慌不忙、有礼有节。虽然只带6人，但李世民身后仿佛有千军万马一般。在李世民的震慑下，数十万突厥骑兵硬是不敢上前一步，相反诸多突厥酋长忙不迭地爬下马，向李世民跪拜。紧张的对峙中，唐军主力陆续从长安城中涌出，一时间“旗铠光明，部队静严”。在唐突双方的心理战中，李世民再次占据上风。最终，李世民与颉利可汗达成了协议，颉利可汗引兵退走，长安城的危机被李世民成功化解。

昭陵六骏与最强“马政”

李世民虽然化解了突厥危机，也从突厥身上看到驯养战马的重要性，因为马是突厥的重要战略资源。突厥各部拥有骑兵少则10万，多者达到40余万，总计战马百万计，唐朝初期不时对边境进行侵袭骚扰。

在唐太宗时期充分发挥良马作用，为唐朝马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马政”，是统治者决定施行的管理全国范围内马匹生产及应用的相关政策。为了实现马匹的有效管理，唐朝建立了马籍制度，给马登记造册。与该制度相匹配的是唐代独特的“马印制”，在马匹的某一部位打上烙印，在马匹年幼之际便开始挑选，以便日后更进一步地培养。唐代马政被后世公认为“中国马政的高峰”，汉武帝时不到20万匹，至汉景帝时达30万匹。唐朝初期仅仅是陇右的官方养马场，就有70.6万匹。《新唐书》载：“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就是因为唐代对马政极其重视。

对李世民而言，战马是他实现辉煌成就和扩展帝国疆域不可或缺的伙伴。贞观十年他下令修建陵墓时，以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六匹骏马为原型制作石雕，树立在昭陵陵园之内。这些石雕充分显示出李世民对这六匹战马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是在告诫后世子孙大唐创业的艰难历程，后人称这组石雕为“昭陵六骏”。

特勒骠

青骓

什伐赤

什伐赤是一匹来自西域龟兹国王进献给隋炀帝的“汗血宝马”，此马到长安后，思念故土，食欲骤减，日夜鸣叫。隋炀帝见此马倔强难驯，就不再理会。到李渊兵进长安时，“什伐赤”原本矫健的身躯已是骨瘦如柴，赤红的毛色也已渐黯淡，难见昔日风采。意外的是，什伐赤见到李世民竟流了泪。李世民急忙命人把“什伐赤”牵到自己府中，亲自精心喂养，什伐赤又恢复了昔日雄武的风姿。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统率十万唐军东击占据洛阳自称郑王的王世充。一日，李世民乘“什伐赤”与几位将领率领五百轻骑登上北邙山的魏宣武帝陵，想要看看洛阳城内的敌情，突然被王世充率领的大量士兵包围。李世民见敌众我寡，急忙率众将向山下唐营奔去。敌军将领单雄信手持金钉枣阳槊，直奔李世民而来。电光火石之间，尉迟敬德策马赶来，刺中单雄信，将其挑落马下，掩护李世民冲出包围圈。

但危机并没有解除，敌军深知“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王世充的军队一齐瞄准李世民的坐骑“什伐赤”射箭，“什伐赤”身中五箭，但为了主人的安全仍然蹄下生风，快似闪电，载着李世民冲出包围，很快甩掉追敌，返回唐营。唐军将士正要庆贺主帅遇难脱险之际，“什伐赤”却长啸悲鸣，未等李世民下鞍就轰然倒地。这时，李世民才发现虽然发现自己毫发无伤，而“什伐赤”却身中五箭，由于跑得太快，失血过多而亡。李世民回忆起“什伐赤”伴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岁月，不禁悲痛落泪。

飒露紫

拳毛騧

拳毛騧是代州(今河北代县)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拳毛騧周身卷毛，在唐人看来，卷毛马是成色不好的马，但李世民并没有“以貌取马”，骑过后断定拳毛騧是一匹良马。

白蹄乌

每一匹马都与李世民并肩作战，经历了生死考验，它们的忠诚与勇敢成就了李世民的伟大事业。昭陵六骏的故事，在唐代乃至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传颂为忠诚与勇敢的象征，也反映了李世民不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更是一位情感丰富、重情重义的人。

唯奉三尺之律，以绳四海之人

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在治理国家中总结吸取历史教训，提出了“先存百姓，安人宁国”、“礼法合一，依法而治”、“守文奉法”等治国安民的法律思想，并将其运用于贞观法制的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绝后的社会效果。

唐律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正直的戴胄为大理寺少卿。在朝廷用人时，个别士人为了金榜题名弄虚作假，“诈伪资荫”。《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的敕令。结果应选的柳雄隐瞒了伪造的资历，事后查获，案归大理寺判决，戴胄据法断为流刑。太宗却认为戴胄没有按他的敕令判处死刑，让他失信于天下。在戴胄看来，判决应该依照法律条文，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合成文法的规定，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才能取信于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时的感情冲动之言取代国法，否则就会废国法而失“大信”。唐太宗认为戴胄说的有道理，最终收回成命。

李世民设立了“九卿议刑”制度，这在法律史上尚属首次。要求死刑案件必须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和尚书九卿共同讨论决定，旨在防止冤枉错杀的发生。贞观五年，他将原有的死刑复审制度“三复奏”改为“五复奏”，以加强对死刑案件的审查力度。李世民曾因愤怒错杀了大理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此后深感自责和后悔，认为即使有“三复奏”的规定，也未能有效防止误杀，因此决定实施“五复奏”，即在判决前二日内进行复奏，并在执行当日再进行三次复奏，以确保决策的审慎，避免冤案。同时，他还规定了即使法律判定应当处死的犯人，如果门下省认为有值得同情的也可以上报皇帝，寻求减免死刑的机会。这些改革意在改变隋末轻易定罪的局面，体现了李世民对生命价值和司法公正的高度重视。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结果，第二年秋天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君臣鱼水

根据《贞观政要》，李世民认为“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君王需要臣子的忠诚和辅佐来治理国家，臣子则需要君王的领导和庇护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这种关系就如同鱼与水的关系一样，缺一不可，相得益彰。

唐狩猎人物图

唐太宗经常通过历史人物和日常生活的例子感受到自己认识的局限。贞观初年，他本认为自己对射箭技艺颇为精通，但当他收到几十张看似上好的弓后，交给工匠鉴定，结果被告知这些弓材质有缺陷，不算是好弓。这件事让他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世上的事务，自己不能样样通晓!他曾与房玄龄讨论，指出有的文人和技艺人士总认为自己无人能敌，但一旦与真正的大师相比，优劣立判。由此，唐太宗总结出，自我认识才能达到明智，这才是最难的，并进一步指出，作为一国之君，每天要处理无数事务，单靠一个人来决策，即使再怎么劳心费力，也难以尽善尽美。

三梁进德冠

徐懋功是唐朝开疆拓土的主要战将之一。1971年，考古人员在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一件稀世珍宝。这珍宝就是被称为国宝的“三梁进德冠”，这件文物也成了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帽子实物。唐太宗借鉴前朝的帽子样式，做出来自己戴的帽子，后来为了感恩武将的贡献，就将这个帽子分别设计成了三梁、两梁、一梁三种样式，并送给品级不同的亲信武将，以表彰他们的贡献，三梁进德冠也见证了李世民与徐懋功之间的深厚情谊。

魏征像

魏征（580年—643年2月11日）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他最为人称道的品质是他敢于直言进谏的勇气和坚持正义的精神。贞观八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这是毁谤。魏征进言，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陛下你应该仔细想一下这样的事对还是不对。李世民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唐白釉执壶

执壶是唐代十分流行的酒器，唐人也称其为“注子”。

魏征与李世民除了在朝堂上能合作无间，生活中也私交甚好。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葡萄与葡萄酒逐渐传入中国，深受王公贵族的喜爱，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太宗最喜欢的葡萄酒便是由魏征酿造出来的。一日，魏征携带着自己亲酿的美酒，让唐太宗先来品尝，唐太宗细细品味了良久，大为赞赏，即兴赋诗一首“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并将魏征所酿之酒赐名曰“醽渌（líng lù）、翠涛”（据考证是一种白葡萄酒，颜色比醽醁深一些）。“兰生”是汉武帝时用百花所酿的珍贵名酒，玉薤（yù xiè）是隋炀帝时宫中名酒，魏征酿的酒胜过这些名酒，可见魏征水平之高，太宗还曾戏言“黄金一斗，不如魏征一口！”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唐原碑现已无存，宋刻碑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此石碑是唐武德九年（626年）被雕琢而成，其上记载的是授予儒家先贤孔子的三十三世孙孔德纶爵位和荣誉称号的过程及其相关事宜。碑上的字是由虞世南撰文并书丹楷书。碑刻于唐贞观年间，不久即毁。

虞世南在书法方面造诣颇高，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相传，虞世南对“戈”字有着独到的见解，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练习“戬”这个字，但对于其中的“戈”字部分却无法满意，于是便让虞世南来帮忙完善，结果两人的合作成果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赞赏，并拿去问大臣魏征是否像样？魏征看了之后回答“戈字颇逼真”，又让魏征说中了。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宋拓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就是由魏徵撰文，刻于唐贞观六年（632年）。内容描述了“九成宫”的历史背景及其宏伟壮丽的建筑风格，赞美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才能与文化修养，同时也强调了他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还详细记录了在皇宫中发现了甘甜清澈的水源——醴泉的过程，并引经据典解释说，这种水源的存在正是由于皇帝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从而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盈”的谏诤之言。

初唐铜镜

贞观十七年，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闻讯后亲自到魏徵家中探视，与他交谈良久才回宫。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病逝，李世民下诏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并辍朝五日，与百官一同参加魏徵的丧礼，痛哭流涕。《旧唐书》记载：“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唐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他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唐太宗特地登上凌烟阁，默默地对着魏征的遗像，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诗:“劲篠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表达了对谏臣无限的哀思与悼念。

更多相关文物：

1、五经正义

汉末以来，长期变乱，儒家典籍散佚，文理乖错，且师说多门，章句杂乱。为了整顿混乱的经学，太宗下令召诏命孔颖达与多位学者共同编撰《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五种，分别以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伪孔安国的《尚书》传，毛亨的《诗》传和郑玄的笺，以及杜预的《春秋左氏传》注作为基础。《五经正义》共180卷，成为士人应明经科必须颂习的标准本，对唐代政治生活与学术发展以及宋代理学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2、步辇图

步辇图

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步辇图》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依次是身着红袍的典礼官，穿着藏服、拱手而立的禄东赞以及着白袍的通译者，三人谦逊有礼，精明干练。相比之下右边画面更为丰满，唐太宗身着赭黄色衣袍，目光深邃，神态庄重，端坐在由六名宫女抬着的步辇之上，从比例上看，唐太宗明显比其他人体型更大。这是传统画中凸显主要人物的经典技法。但同时阎立本对比例的把握又十分精确，使得唐太宗高大而不失协调，很好地展示唐王朝帝王的威仪。旁边三位仕女或抬屏扇或举旌旗，姿态或侧或立，红色短襦长裙增添喜气祥和的氛围感。画面布局一张一弛、一柔一刚，富有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

3、晋祠铭碑（局部）

晋祠铭碑局部

此碑为唐贞观二十年正月刻制，唐太宗李世民御制御书，现存山西太原市晋祠内。碑的四面都刻有文字。碑阳面的文字记唐立国后的文治武功并歌颂唐初的治国方略。碑阴刻有长孙无忌等功臣的姓名。碑的左右两侧刻有宋朝人游览时书勒上石的文字。《晋祠铭》运用圆笔、藏锋、行楷字体，遒劲浑厚，含蓄秀美，全属王羲之一路，被称为仅次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书法佳作，有“中国第一通行书大碑”之誉。更令人惊奇的是，《兰亭集序》全篇324字，共28行，其中20个“之”字、7个“不”字，各有特点而不雷同。而《晋祠铭》全篇1023字，也是28行，其中40个“之”字、12个“不”字，也与《兰亭序》一样互不雷同，而且更有所创新。

4、温泉铭（拓本）

温泉铭（拓本）

这篇《温泉铭》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他为了纪念骊山的温泉而创作了这幅行书碑文，刻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然而，原本的石头已经不见踪迹，目前我们只能通过拓印版本来欣赏。更可贵的是，《温泉铭》是现存最早的拓本，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近代俞复对李世民《温泉铭》给予了很高的赞誉：“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

5、帝范

《帝范》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文献，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李世民告诉太子李治：“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书中，唐太宗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事务都做了颇有见地的阐述。

6、雁塔圣教序（拓本）

雁塔圣教序

《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是书法史上著名碑刻作品，唐代的褚遂良的楷书代表作。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立石，凡二石，两块碑石分别镶嵌在大雁塔底层南门门洞两侧的两个砖龛之中，两碑碑额、碑文书写方向互相左右对称，两碑共1463字。上碑为序碑，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位于塔底层南面券门西侧砖龛内，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碑文21行，行42字，由右而左写刻；下碑为序记碑，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位于塔底层南面券门东侧砖龛内，唐高宗李治撰文，碑文20行，行40字，由左而右写刻。

7、三藏圣教序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