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杜涛 田进 3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徐志斌在博鳌亚洲论坛投资亚洲未来分论坛上，解释中国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问题时表示：“中国的FDI趋势与全球、亚洲基本是同步的，在2021年达到高点之后，2022年和2023年都出现了调整和波动。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从全球和亚洲的视角去看，或者拉长一点时间轴来审视这一趋势，这些波动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外商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53766家，比上年增长39.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1339亿元，下降8.0%，折1633亿美元，下降13.7%。

“作为德勤亚太地区的CEO，我们看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数量有所降低。但是讨论这一问题时要考虑一个事实，就是以前中国的基数太高了，降低并不代表目前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问题。同样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是因为之前的基数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参加上述分论坛的德勤亚太区CEO戴惟德说。

在另一场博鳌分论坛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院长林毅夫也回答了关于FDI波动的问题。他表示，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了2023年全球对外投资出现下降，中国吸引外国投资也因此出现减少；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过去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很有竞争力，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劳动力比较优势下降，这些传统产业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墨西哥等地，那么相应的外商投资也会随之转移过去。

相同的经历也曾发生在新加坡。新加坡共和国前副总理，大华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黄根成说，上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新加坡吸引了大量相关投资，但随着技术升级，低技术产业迁出，投资也就相应地出现流动。“资本流动是好事，对于新加坡这样开放的经济体而言，随着较低附加值产业迁出，拥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也随之流入。”

美国前商务部部长、EmPath共同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古铁雷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介绍，纺织业始于英国曼彻斯特，但经过改进后又迁去了波士顿，后来中国又凭借更好的质量和更低的成本吸引了纺织业的迁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是按照天然的规则在运转。

林毅夫表示：“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结构调整既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反映出中国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只要中国不断利用国内外资本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依旧可以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保持相对稳定快速地发展，中国还是全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中国有能力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30%左右的贡献。”

另一方面，亚洲整体的投资吸引力不减。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显示，在相对强劲消费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亚洲经济增速有望高于2023年，并达到4.5%左右。2022年亚太的FDI流入金额达到8094 亿美元，同比增长6.76%，占全球FDI流入的比重高达62%。

戴惟德说，印度在去年第四季度实现了8.4%的GDP增长。在其他市场中，东南亚同样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2022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东盟国家的增长率达到5.5%，大约40亿美元。

意大利忠利集团首席执行官朱利奥对亚洲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主要源于他对亚洲保险市场的乐观预期。他说，在过去的三年中，公司在亚洲市场的保险费收入增长了一倍。“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其他国家，投保率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保险费在GDP中的占比明显偏低，所以未来亚洲保险业还有很大发展前景。”

亚洲未来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合众集团合伙人、前国际金融协会理事长查尔斯表示，作为私募公司，我们在审视亚洲时，并不是仅仅聚焦于单个地区，而是看行业、看趋势、看公司、看背后长期的机会点和驱动力，再决定投资哪些公司。例如，通过观察印度的人口增长情况，我们能看到它是稳定增长的趋势。因此，我们投资了一家专注于终端市场的零售商。在中国，我们分析了疫情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投资了一家餐厅。而在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后，我们察觉到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机会，特别是风电和太阳能领域，随后进行了相关投资。

“我们发现亚洲蕴含着很多投资机会。在进行投资时，我们也会选择投资一些地缘政治风险很低的地方，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查尔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