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发展“新质生产力”乃国之大者，弘扬企业家精神是必由之路

刘胜军2024-03-25 22:45

刘胜军/文 · 全文共 5000 字，时长约 11 分钟

·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政治词汇，不是学术词汇。但不要小看政治词汇的威力。

2024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共同富裕、反腐、房地产这些话题，而是一个新概念：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政治词汇，不是学术词汇。但不要小看政治词汇的威力。改革开放之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黑猫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看似简单的政治话语，却对推动社会发展和思想解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要理解“新质生产力”，必须和另外两个概念结合起来。2017年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是“粗放式发展”。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增速虽快，但质量不高（污染、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20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一个总纲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在哲学意义上的引领）。

有了“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经过过去几年的探索，答案已经清晰：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于新质生产力，总书记给出了“定义”：

•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从这一定义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三个主要路径：1）技术革命性突破。近年来，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新能源等革命性技术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诞生了ChatGPT和SORA这样的新模式；2）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例如将数据这种新型生产要素应用在很多领域，都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管理方式、消费方式（如抖音背后的算法）；3）产业转型升级，例如从燃油型汽车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

• 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为何强调颠覆性创新？

颠覆性创新，往往能形成巨大的领先优势。以苹果为例，乔布斯率先颠覆掉诺基亚，带领世界步入智能手机时代。虽然三星、华为、小米等公司能迅速跟进模仿，但至今无人可以企及苹果在智能手机领域的王者地位。

iphone发布那一刻，乔布斯震撼了世界

美国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源于颠覆性创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贡献了大部分的颠覆式创新。最近几年，美国股市表现强劲，“科技七巨头（magnificent seven）”（谷歌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facebook）、微软、英伟达和特斯拉）是核心发动机。科技七巨头对标普500指数的涨幅贡献率达到60%。七巨头的市值合计高达逾1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GDP（4.5万亿美元）的几乎3倍，令人乍舌。

提出新质生产力的三个时代背景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第四次产业革命惊涛拍岸

人类已有250万年历史，而真正的经济增长只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人类经济的增长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

技术革命也是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改变、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动力。以机器取代人力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帮助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

以电气化为核心的第二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帮助美国跃升为世界霸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正是依靠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日本第一”拉下神坛，日本陷入失去的30年。

步入21世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呼啸而来。这一次产业革命，是美国与中国的PK。是美国成功守住世界霸主地位，还是中国崛起，关键在此一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跟踪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AI）专利方面，仅2022年，中国AI专利的申请量占全球AI专利申请量的40%以上，几乎达到美国的两倍。

然而，在对算力至关重要的芯片领域，美国裹挟台湾地区、荷兰，形成了对中国内地的卡脖子威胁。

此外，ChatGPT和SORA的突飞猛进，再次证明美国在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方面具有强大优势。

二、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命题。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增长来推动。

这种观念直到1957年才被诺奖得主索洛的研究颠覆。索洛在研究1909年至194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时“意外”发现：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长只能解释美国人均产出增长的不到13%，剩下的神秘的87%就是大名鼎鼎的“索洛余值”的概念，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其实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时，靠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效率如何提升？具体方法包括：采用新的技术、改善管理、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新的商业模式等。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进步，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出现显著下滑。另外一个数据也能证明：中国的边际资本产出率（投入产出比）持续攀升，而同时伴随着GDP增速的下滑。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1）原来中国企业与外企差距较大，具有很大的“学习和模仿”空间，这为迅速提升TFP提供了便捷路径。但如今，这种后发优势已经不大；2）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推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企、银行、市场经济体制、入世、房改、财税等），制度性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为企业创新打开了空间。如今，改革步入深水区，推进艰难。由陕西秦岭别墅事件，可以窥见改革阻力之大。3）中国劳动力从低效率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农民工）已经基本结束。

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与GDP增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加大投资（以2009-2010年四万亿刺激为典型）来延缓经济下滑，非但成效不大，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债务和金融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在其《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中曾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很显然，中国已经走完要素驱动（资源的消耗）、效率驱动（学习和模仿）两个阶段，必须切换到创新驱动的阶段。这是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又一个背景。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1954年至今）

三、科技卡脖子挑战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秉持“零和博弈”心态，力图以技术卡脖子（实体清单制裁）来遏制中国发展。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直接威胁。

正如我在“从布林肯“餐桌vs菜单论”看美国的道统与政统”中指出的，美国具有两面性，表面上打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旗号，内心里却充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我们对美国必须“丢掉幻想，勇于斗争”。

最先进的EUV光刻机有超过45万个零件，堪称制造业的皇冠明珠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新格局。中央特别指出：“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这一新格局，从供给侧讲，就是要解决技术卡脖子难题；从需求侧讲，就是要解决国内消费能力问题。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突破技术卡脖子，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这是提出新质生产力的第三个背景。

由此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必要，而且急迫，是“国之大者”。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迫切性搞清楚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展。搞清楚如何发展，首先要搞清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是谁？政府？国企？还是民企？

以美国为例，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都是民企完成的。美国科技七巨头，无一不是民企。

中国亦然。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创新，几乎都是民企完成的：华为的5G，宁德时代的电池，比亚迪、蔚来、理想的新能源汽车，小米、oppo的手机，华大基因的基因技术，腾讯、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的互联网革命……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也表明，无论政府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来推动，在创新中唱主角的始终是民营企业。

这不是偶然，而是机制使然。

民企的创新优势在于：1）机制灵活，企业家可以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创新往往需要独断专行以打破常规思维，乔布斯、马斯克都是霸道总裁的典型；2）民营企业家可以承担失败的风险，成功了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何以比亚迪？）。

国企的创新劣势在于：1）国企往往被程序锁定，难以突破常规思维；2）国企负责人失败了要问责、成功了却难以分享足够的利益，这种风险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导致国企难以从事高风险的创新。体制决定了国企“守旧有余，创新不足”。

必须澄清一个常见的观念误区：创新要靠大企业。这种认知是错的。虽然今天的微软、谷歌、英伟达、特斯拉都是巨型企业，但别忘了，它们没有一个不是从微不足道的小微企业成长起来的。更更重要的是，它们最重要的创新，其实都是在创业之初就完成了，成功之后的伟大创新乏善可陈。因此，不重视小微企业，就等于抹杀未来的谷歌、特斯拉和英伟达。

苹果、亚马逊、惠普、谷歌都发轫于车库

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瓶颈不是钱、基础研究，而是“企业家精神”。没有任正非的企业家精神，就没有5G；有了任正非的企业家精神，就可以把土耳其数学家Erdal Arıkan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新质生产力”。企业家精神是1，其他要素是1后面的一串0（稳定民企预期需要理论创新：企业家精神才是第一生产力）。

站在“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的高度，才能理解中央为何出台《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17）、《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2023）。

如何繁荣企业家精神？

1、法治是最好的定心丸，从法律上和理论上澄清民企对“需要民营经济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民营经济是伟大的理想”之类的顾虑，真正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

2、减少行政审批，给企业家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

3、真正消除民企与国企在融资、市场准入、资源获取、市场竞争等所有领域的一切不平等；

落实“竞争中性”知易行难

4、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资本市场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流水线（A股跌破3000点：反思与救赎）；

5、教育改革，从培养“工程师”的填鸭式教育向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启发式教育转型。

要实现这些，关键靠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家精神要唱主角。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李强总理曾经说过八个字，非常精辟：

•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有求必应”意味着政府要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搞好基础研究，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深化体制改革，让科技型企业不为融资所困、不为搞关系所累。“无事不扰”更难也更重要，政府不要给企业增加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不要好心帮倒忙。政府要能忍得住寂寞，“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候，不干扰就是最大的帮助。美国前总统里根有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与此同时，要坚决防止“运动式”发展“新质生产力”，造成无序竞争、脱离实际和资源浪费。尤其是要警惕地方政府打着“新质生产力”的旗号，盲目投资、盲目招商，最终一地鸡毛（地方政府：一半海水，一半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