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我的《小说史学面面观》，其中第一章《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我此前的若干文章改写的，没有多少新意。倒是此书“小引”中这段话有意思：

在中国，“小说评论”早已有之，“小说史学”则只有一百年历史。具体说来，1920年可视作中国“小说史学”的元年。理由何在？这一年的7月27日，胡适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水浒传考证》，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这一年的8月2日，鲁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一是发凡起例引领风气的长篇论文，起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现代大学设立的正式课程，可培养无数专业人士。

经由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的积极推动，作为“学术研究”的“小说史学”迅速崛起，百年之后，已然蔚为奇观。就在“小说史学百年”这个节骨眼上，因新冠肺炎疫情改为线上授课，促使我完成了《小说史学面面观》这册小书。

若问我的鲁迅研究有何特点，看得见的是注重“学者鲁迅”，比较隐晦的是并不独尊迅翁。十年前，接受媒体采访，谈我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师承以及文体，何时提出“压在纸背的心情”，以及为何同时经营专著与随笔等，这些都很平常，只是问及“如果要您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您会选择谁”，我的回答出了问题：

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周树人、刘师培、周作人、胡适。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呢？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说是八人，但因王国维与刘师培的学问比较专门，常在我及我的研究生们眼前晃动的，主要是其他六人——谈及晚清与五四，不管什么题目，都必须考虑他们的立场及反应。前半段没问题，引起争议的是最后一句。虽然我解释“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的说法乃互文修辞，还是会被抗议：难道胡适可以跟鲁迅相提并论？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说法，认为这么说贬低了鲁迅。可我确实认定，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最合适拿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还是胡适。基于此信念，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秋）与北京大学（2015年春）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鲁迅与胡适”。不同点在于，在港中大我多讲鲁迅，因那边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课程；而在北大，鲁迅研究是主流，我必须更多为胡适辩护。

近年所撰几篇涉及鲁迅的文章，如《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胡适与鲁迅的济世情怀》（2017年）、《学术史视野中的鲁迅与胡适》（2018年）、《“思乡的蛊惑”与“生活之艺术”——周氏兄弟1920年代的美文》（2018年）、《二周还是三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周建人》（2019年），自认为都写得不错；当然，最得意的还是第一篇——讨论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到底哪种策略更有效或更值得推崇，以及“杂感”与“论文”的缝隙如何积淀乃至内在限制了鲁迅、胡适各自的政治立场、精神气质与《中国小说史略》校注论述方式：

就以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同样，胡适也是我的精神导师。这么说，估计很多人不能接受，他们更习惯于“独尊一家”，非此即彼。可我的“万神殿”里，供奉的远不只一两个偶像。不同偶像之间会有缝隙与矛盾，这个时候，你可以左顾右盼，互相敲打与质疑，借此锻炼自家的心智与境界。

读鲁迅、胡适的书，不一定走鲁迅、胡适的路，有时候是个人能力有限，有时候则是外在条件不允许。与其高自标树，尽说漂亮的空话；不如脚踏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这里包含我对大道朝天、文化多元性的理解，还有对人生局限性的深切体会。

（本文节选自《〈中国小说史略〉校注》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