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文 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离不开适宜的经济体制安排。因此，深入探讨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机制，必须紧密关联经济体制安排，以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次逻辑。

制度经济学及其经济制度概念

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着重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反过来影响制度的演变。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下，制度被视为一个核心概念，它涵盖了人际交往中的规则以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为了全面理解制度经济学及其制度概念，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文献探讨。

首先，从制度的定义来看，它包含了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制度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这些规则不仅仅是指导个体如何行动的准则，更蕴含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秩序。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 C. 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所指出的，制度是一种社会的博弈规则，它们形塑人们之间的互动，并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绩效。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这些组织和体制为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的展开提供了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制度的规范和调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或博弈。例如，康芒斯（John R. Commons）在《制度经济学》中详细探讨了制度作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机制，强调了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

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博弈论描述的是各参与方理性地选择自己的行动所实现的结果，以及各决策主体及其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和均衡。在博弈模型中，制度的产生可以被视为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例如，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牧人之间的博弈导致了元产权制度的产生，这一制度规范了牧人之间的权利和利益分配。这正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在《合作的进化》中所强调的，制度的形成和演化是多次博弈的结果，而合作和信任则是这些博弈中的关键要素。

在研究方法上，制度经济学通常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这种方法旨在揭示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与矛盾，并提出从结构方面进行改革的设想或方案。制度学派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深入探讨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如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制度适应性”观点，强调了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科斯（Ronald Coase）的《企业之性质》。科斯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等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进一步细化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探讨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问题。

综上所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制度”概念很大程度是等价于我们常说的“经济体制”概念的。

总结来说，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背后机制。制度作为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不仅规范了人们的行为，而且决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框架。通过深入研究制度经济学及其制度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经济变迁，也为我们提供了预测和塑造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工具。

一定的经济体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传统经济发展史往往将技术进步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正如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所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而技术进步则是创新的主要源泉。”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因为技术进步确实为生产力的提升、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新产品、新服务的出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如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它通过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等重大技术革新，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然而，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视角。如道格拉斯·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所强调：“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框架。它们为人类的互动提供了稳定性和意义，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良好的制度安排。这一观点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即制度能够影响资源的配置、激励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和投资者可以更加放心地进行投资和创新活动，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权益将得到保护。例如，产权保护制度可以确保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成果不被他人非法侵占，从而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动。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所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其次，良好的制度安排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通过简化注册流程、优化税收制度、加强监管等措施，政府可以为企业和个人创造更加便捷和安全的商业环境。这将有助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如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所言：“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而良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

此外，制度还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轻人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更加愿意投资于自己的教育和技能提升。如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中所指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而良好的教育制度可以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教育制度则可以培养人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综上所述，虽然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制度经济学提醒我们，良好的制度安排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制度变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注重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正如诺斯所言：“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决策，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全面发展。

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是特定经济体制之果

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制度之中。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经典引述和理论支持。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指出，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则受到特定经济制度的深刻影响。

熊彼特认为，经济制度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土壤。在一个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家们会更加积极地探索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相反，在一个抑制创新、惩罚失败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家们可能会变得畏手畏脚，不敢冒险尝试，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以史为鉴，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与特定经济制度的关系也得到了实证案例的充分验证。在古代中国，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荣，离不开汉唐时期开放和包容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鼓励商业贸易和海外交往，为企业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从而激发了他们探索未知、开拓市场的正能量。

同样，中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仅是文化艺术的繁荣，也是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当时，意大利各城市国家实行的自由经济政策，为企业家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和保障，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繁荣。

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更是经济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相互作用的典型案例。英国通过股份制、专利制度等创新，为企业家提供了创新的土壤和保障，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像瓦特、斯密斯等伟大的企业家才得以崭露头角，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

在古代中国，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繁荣，离不开当时的经济制度。汉唐时期，中国实行的是较为开放和包容的经济政策，鼓励商业贸易和海外交往。这种经济制度为当时的企业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不畏艰险，勇于探索，推动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正是得益于当时的经济制度。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证明了经济制度对企业家正能量激发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这种制度下，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是特定经济制度的产物。经济制度为企业家提供了创新的土壤和保障，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因此，要促进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必须优化和完善经济制度，为企业家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是实现社会进步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正能量得以激发最基本的经济体制

企业家是指那些独具慧眼，勇于承担责任与风险，以企业为平台，巧妙整合各类资源，抓住并把握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的特殊人才。这种定义突显了企业家、企业、市场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性。市场不仅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更是其创造价值和实现目标的根本所在。因此，市场对企业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而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通过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高效配置资源。这种经济制度不仅为企业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还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精神，成为企业家正能量得以激发的根本所在。

市场经济的特点，如自由性、开放性和竞争性，为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业支持。

自由性：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曾明确指出：“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种自由性允许企业家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自由决策，选择适合自己的经营模式和商业模式。这种自由性不仅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鼓励他们勇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为企业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资源。正如斯密所言：“市场的大小，限制了劳动分工的程度。”企业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方式拓展业务，实现规模化和国际化发展。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是推动企业家进步和创新的关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到：“竞争是商业成功或失败的决定因素。”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家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些都促进了企业家的正能量激发。

美国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硅谷，企业家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发挥，创新成果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转化。正如熊彼特所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硅谷的完善融资支持体系、人才流动机制和市场竞争环境，为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创新条件和创业支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马云、马化腾等企业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精神，创立了阿里巴巴、腾讯等知名企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通过其自由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的特点，为企业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无限的机会。它激发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促进了企业家正能量的激发。然而，市场经济也需要与其他经济制度如产权保护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相互配合，以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为企业家提供更多的机遇和支持，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世界主要经济体企业家活跃程度

与经济市场化程度成正比

比较观察表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家活跃程度与经济市场化程度呈现出明显的正比关系。

由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涵盖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数之一。该指数由贸易政策、政府财政开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银行业和金融业、工资和物价、产权规制、非正规市场活动（黑市）十大类五十个指标构成，其也可理解为全球经济市场化指数。

企业家活跃度指标可通过新创企业数量、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家精神调查等来衡量。新创企业数量反映了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市场机会；企业创新投入则体现了企业家对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重视程度；企业家精神调查则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评估企业家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也可作为企业家活跃程度的参考。

据2023年发布的相关报告，全球自由度或市场化指数前三十的经济体包括新加坡、瑞士、爱尔兰、新西兰、卢森堡、台湾、爱沙尼亚、荷兰、芬兰、丹麦、香港、加拿大、美国、挪威、英国、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捷克共和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

上述经济体企业家活跃程度也明显居高。世界产权组织去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排名前三十依次为瑞士、瑞典、美国、英国、新加坡、荷兰、芬兰、德国、丹麦、韩国、法国、中国、日本、以色列、加拿大、爱沙尼亚、香港、奥地利、挪威、冰岛、卢森堡、爱尔兰、比利时、澳大利亚、马耳他、意大利、新西兰、塞浦路斯、西班牙、葡萄牙。

在上述排名中，中国排名第十二位，是全球创新指数前三十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企业家精神得到了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家们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不断拓展市场边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企业家们的活跃程度密不可分，这正是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活跃度正比关系的生动体现。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印度。近年来，印度经济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这为企业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印度涌现出了一批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家和创新企业，如Infosys、Wipro等。这些企业的成功不仅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印度排第四十。印度经济的崛起同样证明了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活跃度之间的正比关系。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其企业家活跃度则相对较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限制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世界主要经济体企业家活跃程度与经济市场化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发展规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激发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应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家创造更加自由、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政府干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都有助于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热情。

其次，对于企业家自身来说，应敏锐把握市场机遇，勇于创新和拓展市场边界。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企业家们应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最后，对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各界来说，应继续关注和研究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活跃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和案例研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启示。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和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企业家们将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出更加活跃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激情，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各主要地区企业家活跃程度

也与经济市场化程度成正比

比较观察我国各主要地区的情况，也大致看出：企业家活跃程度与经济市场化程度在这些地区之间呈现正比关系。

由国民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推出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是一个用指数形式衡量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场化相对进程的指数体系。该指数涵盖了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法律环境的完善程度等多个维度。网络搜索到该指数2018年度的排行榜，得分最高的依次是上海、广东、浙江，此外依次是北京、江苏、福建、湖北、海南、辽宁、山西。“中度市场化”的地区依次是天津、重庆、四川、云南、黑龙江、山东、陕西、吉林、甘肃。与此相反的是缺乏市场化地区，边远的新疆、贵州和广西占据前三甲，宁夏、河南、江西、湖南、河北、内蒙古、安徽紧随其后。

据智研咨询数据中心发布的2020年度各省区登记注册不同类型企业法人单位数排行榜：八个地区企业单位数超过百万个，广东企业最多，超过300万个的企业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青海、西藏企业数不足10万个。再看2023年4月相关数据，广东新注册28.6万家企业，位列区域新注册量第一，新注册量同比增加22.7%；其次是山东新注册19.0万家，同比增加10.2%，浙江新注册16.9万家，同比增加23.5%，位列区域新注册量前三；此后依次为河南、江苏、江西、海南等地；除广东、山东外，前十其余区域新注册量均匀分布在12万家至17万家之间。

另据中共中央党校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高质量发展蓝皮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排行榜，广东经济创新发展指数为61.14，排名第一；江苏、浙江、上海、北京排在第二至第五位，其经济创新发展指数分别为58.84、56.01、54.96、49.60。经济创新发展指数居后5位的省级区域分别是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其经济创新发展指数分别为19.53、19.32、17.51、17.08、16.01。

上述两方面数据即可相当程度佐证各省区企业家活跃度的正比关系与经济市场化程度成正比。以广东省为例，作为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广东省的企业家活跃度也非常高。这里的企业家们善于把握市场机遇，勇于创新，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不仅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企业家前来投资兴业。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是四川省。近年来，四川省经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一变革为企业家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四川省涌现出了一批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成功，不仅推动了四川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全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综上所述，我国各主要地区的企业家活跃程度与经济市场化程度呈现正比关系。这一结论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和实证案例的验证。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以及激发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未来，随着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企业家们将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出更加活跃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激情，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上述国际与国内的实证比较不仅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正能量得以充分释放最基本的经济体制”的论断，还为我们深入理解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国家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活跃度指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企业家们通常展现出更为积极、活跃和创新的精神状态。这充分说明，一个自由、开放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对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这些实证比较也提醒我们，政府在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以创造更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和发展的环境。企业家自身也应敏锐把握市场机遇，勇于创新、拓展市场边界，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不仅是企业家正能量得以充分释放最基本的经济体制，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企业家精神，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贡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