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总数的不断增长，从18世纪中叶起，清朝的人口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早在20世纪50年代，何炳棣就认为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时，深思熟虑的一代中国人已开始为从该世纪最初数十年来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明显的下降所震惊”。原来中国的粮仓湖南与江西在丰年时仅有少数的余粮，粮食价格自18世纪中叶起开始了持续稳定的上涨，当时的地方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均认为人口增长是最根本的原因，认识到人口压力的存在。

康熙皇帝对人口压力有清楚的认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祈谷的祭文中称：“承平日久，生齿既繁。纵当大获之岁，犹虑民食不充”；“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称：“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称：“米价终未贱者，皆生齿日繁，闲人众多之故耳。”至于江南地区，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时，康熙皇帝便惊异地发现虽然“江浙……比岁以来蠲豁田赋，赈济凶荒，有请必行……爱养之道备极周详”，但“见百姓生计大不如前”。

康熙皇帝没有理由夸大治下严峻的人口压力。随着承平局面的持续，人口不断增长，人口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除了封禁的东北地区外，中国的可耕地已基本开垦殆尽了。雍正十三年（1735年），御史曹一士上疏：“我朝承平日久，生齿浩繁，苟属可耕之土，必无不毛之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认为中国内地已经开垦完毕：“若求可垦之地，则惟新疆乌鲁木齐等处地土沃衍，尚可招徕屯垦。至于内地开垦一说，则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新疆虽大但可耕地有限，难以缓解巨大的人口压力。

从明朝初年到乾隆中期，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要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与单产量的提高，这两者的作用大致相等，但18世纪后半期中国内地的可耕地已经开垦殆尽之时，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单产量的提高越发困难，那么全国性的人口危机便会到来。时人汪士铎为此惊叹：“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乾隆中期以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开始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粮食单产量随着气候变冷、灾害增加、水利设施的败坏、地力的消耗开始下降，而民众的生活水平则随着人均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而下降。中国已经面临着全面性的人口压力，社会、自然环境全面恶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传统经济已经难以维持数亿民众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经济全面转型、产业革命，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则必然会出现全社会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

面临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康熙皇帝选择频繁大力度地减免赋税、赈灾、治河、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来应对。在继承上述措施的同时，乾隆皇帝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广种植美洲作物，玉米、番薯是主要的品种。乾隆五十年（1785年）， 乾隆皇帝意识到“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 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玉米、番薯最大的优势是适应力强，对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种植在贫瘠的山区丘陵坡地，不与传统稻麦争地。为了鼓励民众垦荒，达到乾隆皇帝“野无旷土”“民食益裕”的目标，各级政府制定了各项优惠政策，对于新开垦的贫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块“永不升科”（永远免税），而这些土地主要用来种植玉米、番薯。在政策的推动下，玉米、番薯逐渐在全国推广：根据地方志记载，在有观察的266个府级政区中，1776年，还有118个没有种植玉米，1820年降为72个，1851年则仅有40个。

在乾隆晚期全国推广玉米和番薯，人口也持续增长，并将在未来30年内突破4亿。那么，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因果关系吗？玉米和番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实为“龚启圣”，James Kung）的研究认为：“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这实际是龚启圣与其学生联合署名的成果，文章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为“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 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而并非陈志武所称的利用了“1330个县的县志”。

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番薯。”

但如前所述，多种信息来源的大量史料确凿无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前，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非常普遍，且越发严重，成为朝野的共识，正因为此，才迫使政府推广、改良玉米、番薯这些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的地区更有动力引进玉米，而不是相反—因为引进了玉米而导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压力大，这是倒果为因。

上文陈志武所引的论断如果成立，将是中国经济史的一项惊人的发现，但龚启圣文引述的是帕金斯《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结论，两者的原文均写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约55%的增长归因于种植面积的扩张”，而根本不是如陈志武所讲的那样归因于这三种美洲作物。这一错误也是惊人的。

“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吗？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地方志中记录的只是玉米种植的“有、无”问题，而并没有记录它的种植面积与产量，任何计量方法都无法仅根据“有、无”来准确计算出玉米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对清朝中国人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清朝没有各项粮食作物的产量统计，因此无法进行估计，但好在有民国初年的相应统计。1914—1918年，玉米与薯类（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国本土的芋头等在内）种植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2%，两者合计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为7.67%；20世纪20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国本土的各种芋类在内的产量合计也只占全国粮食产量的9%。

由于自清中期直到20 世纪中期的100 多年间，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在稳定、快速增长，因此越往前推，这一比例只会更低，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到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而且这一数据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大，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长与数量，甚至经济发展，都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臆断。

我并不反对历史量化研究，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主题为明清人口）以及《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计量。但量化研究有几个必要的前提：背景要掌握得全面深入、数据的局限性要清楚明白、来源要可靠无误，这对于中国传统时代的研究尤其重要。明代官方黄册中有大量超过100岁甚至200岁高龄的“人”，清代的“丁”有三种不同的计量单位与含义，明清耕地“亩”与实际面积相去甚远……如果不加辨析就对它们进行计量研究，只怕方法越复杂艰深，结论就会偏离事实越远，这样的量化研究岂非与研究求真的初衷背道而驰？

清代空前的人口数量是由于高产的美洲作物甘薯、玉米的引进，是因为它们不仅产量高，而且耐旱，可以种植在传统作物难以生长的贫瘠、崎岖的山区，扩大了作物面积，提高了全国粮食总产量，这一观点可以适用于乾隆以后。据乾隆五十四年的户部统计，全国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了3亿，而美洲作物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始于乾隆末期，乾隆皇帝本人还积极提倡、鼓励。人类的生存前提是要有维持生命存在的基本食物，因此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口数量实际意味着空前规模的食物产量，清代的经济发展成就是传统中国的最高峰。

（本文摘选自《盛世：西汉 康乾》，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侯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