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是作家李翊云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小说。在此之前，这位坚持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一直拒绝她的作品以母语的形态进入到中文世界。在形式和风格上，《我该走了吗》更近似点校版长篇历史小说，在她的作品序列中颇显突兀。我们甚至可以说，《我该走了吗》似乎不够“李翊云”。然而，对于一直是文字忠诚信徒的小说家李翊云而言，这是于文字穷尽之处的骇人心魄的“大破”，也是让小说摆脱小说家意志操纵而灌得灵魂、自行其是的“大立”。

两场写作中的死亡

《我该走了吗》的主人公是一位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莉莉娅。拥有三任丈夫、十几位孙辈的莉莉娅已经活得足够漫长安稳。在莉莉娅44岁时，主动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女儿露西，成为了唯一缠绕她的心结。虽然莉莉娅不屑养老院为老人们开办的撰写回忆录课程，但她受此启发，决定为露西的女儿、她的孙女凯瑟琳留下一个特别的礼物——由她点校批注的露西亲生父亲的日记。露西亲生父亲罗兰，一位和莉莉娅有过几次露水情缘的男人，不是莉莉娅的任何一任合法丈夫。作为一位九流作家，他曾经胸怀大志要创作一本惊人的小说，不过他最后的公开出版物只有一本七百多页的日记。

罗兰一生都不知晓露西这个女儿的存在。情人莉莉娅本人在他厚厚的日记中的出场次数也少得可怜，仅仅以姓名首字母L代号、作为身份不明的情人出现过几次。他太爱自己也太自私，在自己的日记中兴高采烈地宣称自己“没有后代”，至少，“没有合法的后代”，“即使有私生子携带着我的血脉，我也不认识他们”。莉莉娅在他出版的日记的边角处嘲弄地写下：“没错，罗兰，你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你女儿的出生，你外孙女的出生，你女儿的死。”

《我该走了吗》的故事很容易被误读为一个变形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女子被有文学才华的男子所吸引，几无交集，却默默钟情于他继而守望一生。莉莉娅在年老体衰之时，拿出十分精力认真研读、考据、评论罗兰的日记，仅仅从故事表面看，确实很容易解读为她始终对罗兰痴情不改。

而在故事的表面之下，罗兰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莉莉娅逝去的女儿露西才是。向来水性很好的露西，在生产没多久后死于水库。“我没有哭。”莉莉娅写下，“哭不是我的作风，争论才是。”在露西死去的那一刻，一场漫长的悼亡开始了。或者用莉莉娅的话说，“三十七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与露西争论”。莉莉娅反复地阅读罗兰的日记，是无望地尝试从女儿的父亲身上抽丝剥茧寻找出女儿到底继承了他的何种精神特质，以至于决定放弃生命。她本来很可能已经将罗兰遗忘，露西的出生让她记住了他；而露西的死亡，则让她没有办法将其忘记。事实上，对莉莉娅来说，反复阅读罗兰的日记、“抚养长大的孩子”、“种植的花园”，甚至包括“在病榻前送别的丈夫”——莉莉娅“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不过是与露西的这场漫长的争论里构成的一部分。

“争论”，同样是李翊云在英文版《我该走了吗》出版的前一年出版的《理性终结之处》（WhereReasonsEnd）中所书写的那场死亡的核心。不过，《我该走了吗》实际上的写作时间要早于《理性终结之处》。当李翊云的生活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故时，她暂停了《我该走了吗》的写作。“我正在写的小说里，一名四十四岁女人的孩子自杀身亡了。”《理性终结之处》中那个从事文学事业的母亲写道，“当我四十四岁时，我不知道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两本小说在此发生了宿命般的互文。

《理性终结之处》的书名来源于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Bishop）的同名诗歌，其中一行诗正为“争论，争论，与我争论”。《理性终结之处》整本书都是这位母亲和已经逝去的爱子尼古拉在虚构间进行的“争论”。他们谈论尼古拉童年时的生活细节、他钟爱的烘焙的配方秘诀、母亲的写作，就生活的意义和无法挥之而去的痛苦进行激烈的辩论，此外也时不时陷入无形的沉默。特别是，每当话题不自觉转换到儿子尼古拉所做出的那个最激烈的决定时，母亲总是无言以对。儿子训诫如今母亲已经不介意她自己写得不好，但她“不能不写”。

“这是因为我不想感到悲伤，或者我不知道如何感到悲伤？”母亲反问他。

“有什么不同？”儿子问，“一个人自杀是因为不想活，还是不知道如何活？”

母亲又一次无话可说。儿子提醒她，在每一场母与子的争论中，他总是获胜的那一方。母亲无法问出口的是，“如果我争论得更好，你会在这个世界上呆得更久吗？”这个没问出口的问题就像悲伤一样，在她的心底永远存在。

当李翊云写完《理性终结之处》再艰难地回到《我该走了吗》时，这部小说的行文、节奏、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我该走了吗》有着点校版长篇章回小说的质感，不仅极近细节描写，而且在层层嵌套的叙述间来回变换。李翊云甚至安排主人公莉莉娅直接指引读者可以跳过多少页来阅读这本书。这让《我该走了吗》这本小说的质感更近似于生活本身——琐碎、平庸乃至于缺乏叙事动力。而身边之人猝不及防的自主死亡，则仿佛是生活这静水的深潭中所藏匿的永远无法接近的湍急漩涡。直到这本小说的最后一页，我们仍未能得知露西选择自尽的原因。《我该走了吗》、《理性终结之处》这两本小说的文本纠缠在一起，是变换的复调，也是对争论的再争论——在失去挚爱的孩子之后，自己生命的意义从此盘桓在此处，再难以将息。

虚构和生活之痛

李翊云在《理性终结之处》中安排“母亲”说道：“小说中的东西永远不会虚构。一个人在那里存在，因为他必须在那里存在。”

这么说吧，如她常说的“文学即窃听”那样，小说是对真实生活的捕风捉影，但在逻辑上来说，从捕风捉影去倒推生活的真相，是不可能成立的命题。

作为小说家的李翊云虽然也写作回忆录，但《理性终结之处》确定无疑是一部小说，一部虚构性质的作品。它在版权页宣称：“《理性终结之处》是一部虚构作品。名称、人物、地点和事件是作者想象的或虚构的产物。与实际事件、地点或人物(无论在世还是已故)如有任何相似之处，均纯属巧合。”作为读者的我们理应明白，小说和真实生活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跨越也不该跨越的界限。

坦白说，如今时代的我们不仅对小说这样的文学产物不感兴趣，实际上，我们对他人的真实生活也同样不感兴趣——只是，我们难以抗拒般地对他人生活中的“悲剧”兴味盎然。《我该走了吗》中的莉莉娅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知。她不会自称自己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她确实做到了格外关照女儿露西。“尽管如此，”她写道，“我知道在人们闻悉露西死讯的那一刻，他们会问：那位母亲对那个可怜的孩子做了什么？那位母亲怎么能如此失职？”她抗拒那些像雪花似纷纷涌来的慰唁卡片和信件中对露西之死的形容——“一个悲剧”。莉莉娅有些尖刻地评论道，露西的祖父母、罗兰的父母在相当年轻时死于火车失事，“委实是个天大的悲剧”。但是，“假如把人生过得和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那样算很不幸吗？选择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死法，也算不幸吗？”

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会强行穿过小说这样虚构的文本和真实生活之间的“细细红线”，越过藩篱伸长脖子去往他人生活中，搜寻能帮助我们得到所期盼的答案的一切蛛丝马迹。李翊云小说中的人物对此心知肚明。得知母亲像她正在写作的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样在四十四岁失去了自己的孩子的巧合之后，《理性终结之处》中的儿子尼古拉对母亲说：“啊，现在人们会责怪我。人们会认为你是因为我，才给了那个女人这个故事。”母亲则回复他：“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

是啊，人们和他们窥探式的注视终将如潮水般散去，徒留小说和人生的主人公独自舔舐悲痛。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从不停歇的自我争论中找到的可能的解脱之道，是释然于伤害他们的是生活本身而非任何人的任何决定。如同法国人常挂在嘴边的那句C'estLaVie（这就是生活）。《理性终结之处》中的儿子尼古拉愧疚地对母亲说：“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你。”母亲的回答是：“哦，我根本不会这样讲。令人痛苦的是生活。”

对于被留下来的人而言，如何忍受着生活的痛苦继续生活直至度过这一生，或许是《我该走了吗》试图面对的问题。作为农场主的女儿，《我该走了吗》的主人公莉莉娅坚忍、强硬，乃至粗粝。她在批注中不仅对自己的前情人、女儿露西的父亲罗兰在日记中流露出的软弱、自作多情做了相当毒舌的吐槽，对于自己偶尔软弱的情绪流露也相当严厉。她不断反思自己在女儿露西死后的伤心，到底是为女儿将永远没机会再活着而感到伤心，还是只是为自己感到伤心，因为女儿永远不会再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她坦诚，在女儿死去的时候，她两种心情皆有，让她自己都难以区分她仅仅是想要女儿活着，还是想要女儿为她们活下去。她很快制止了自己，“生活可能冰冷严酷，但不会出现精神错乱”。

事实上，莉莉娅相当强势地对自己坚韧顽强的生存哲学的诠释和输出占据了《我该走了吗》的绝大多数篇幅。这或许是她试图送给露西的女儿凯瑟琳的最后一份礼物，后者正在焦灼的婚姻状态中煎熬着。莉莉娅对于生活之痛进行了如此无情的拆解：在露西死时，她所用的措辞和别人遇到类似情况的一样，“这让我的心碎了”。可是，“一颗破碎的心，能持续稳定地泵送血液三十七年吗？”她决绝地下了判断，“既然我们的心不是用玻璃或陶瓷做的，那它就不可能破碎”。“一场悲剧，”她写道，“不会像一头怪兽那样用爪子和牙齿那样把你的心撕裂。”有时，当听到人们使用类似的措辞时，她总是忍不住想说：“给我看看你的心到底哪里碎了？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被取走了，一颗肾、一块肝，还是几条肋骨？”

莉莉娅赞赏在女性血脉中流传的这份坚忍。罗兰在日记中将他的妻子赫蒂描写为一个相当守序、对他无限包容奉献的女人。莉莉娅对此嘲笑不已，“她（赫蒂）不需要罗兰。她不需要任何人”。在她看来，每一个像赫蒂这样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有能力稳稳支撑自己的女人的心中，总是隐藏着另一个同样坚韧的女人的影子。在那个影子女人的心中又有另一个女人的影子，恍如俄罗斯套娃般层层嵌套，孕育出无限的可能。莉莉娅自己就是这样的女人，在她的心中，有她的曾外祖母、她的母亲、她的媳妇和女儿的影子同时存在。在莉莉娅看来，对包括她在内的这些女人而言，时刻知道在她们的内心藏着那一个个不为人知的女人，是她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抵御痛苦、乃至能够“娱己娱人”的最佳方式。

小说家何为？

小说家用文字构建世界。人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李翊云作为小说家的那些逸闻：她在读免疫学博士的中途退出，选择去读创意写作的硕士。她一直坚持用英文创作。在《我该走了吗》之前，她都拒绝将已出版的小说翻译为中文，以免被操控欲强烈的母亲阅读到。少年时，文学书籍是她逃离家庭肃杀气氛的避风港。成年后，她选择以文学为志业。她一直将文字看得极重。她在《理性终结之处》中写道：“写作，是为那些不想感受或不知道如何感受的人而写。”

文字构成了《理性终结之处》中母子争论的中心。儿子尼古拉和作家母亲一样喜欢读书和文字。在争论中，他们来来回回探讨英文中字词的多义性和精确度。儿子热爱形容词，母亲则偏好名词。总是在争论中胜出的儿子，半真半假地批评母亲词汇量不够丰富，是一个糟糕的写作者。母亲则只有一个妄想，一个沿着她写故事的宿命前进的目标，那就是用文字再次给儿子一次生命，正如她诞下他时所给过他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小说家是她所构建的世界里当然的神。义随神动，字与词堆叠，在这个有且只有文字的世界里，母亲和儿子得以再次相遇交谈。然而，哀伤仍旧像回南天的霉渍那样不断溢出，即使是这个理论之中空间广袤无限、时间无穷尽之处的世界，也无法将其容纳。“提供给我的言语——失落、悲痛、悲伤、丧亲、创伤——似乎永远无法准确地表达困扰我的事情。”《理性终结之处》中的母亲在对话中叹息：“一个人可以而且必须生活在失落、悲痛和丧亲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生，就像天花板、地板、墙壁和门一样坚固。”小说家触碰到了文字的尽头，神无能为力的手臂瘫软下来，世界摇摇欲坠几欲崩塌。神灭继而覆为天、偃为地，人乃出。小说家统领她文字世界意志的“我”进一步消散风化，笔下的主人公却因此得到灵魂灌顶，可以从此自行其是。这是否是小说的另一个境界呢？《我该走了吗》的莉莉娅就是这样境界的产物。她本该只是情人罗兰的文字世界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小说家让这个未受过教育的农家女拿过笔，尽情地用她与生俱来的腔调说话。莉莉娅甚至不屑于做文字的叛徒（她本就不是信徒），她对此给出的箴言是，虽然恺撒大帝、拿破仑、叶卡捷琳娜二世靠传记名垂千古，但这些书，“有的只是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比创作文字的我们更无根基”。我们尚且不知道作为小说家的李翊云在穷尽文字尽头处，将如何另辟一条几乎没有其他小说家走过的险径，但她已经展示了她写下去的坚毅和勇气。